违法行政协议之法律效力状态的认定

行政协议具有“行政性”和“协议性”双重属性。司法实践中要分别审查“合法性”和“效力性”,而现行法就协议效力仅规定了“合法有效”“违法无效”,缺乏分别审查的规定。事实上,违法行政协议最终效力状态认定的前提条件是“合法性”与“效力性”之间存在联系。行政协议主体违法、程序违法、内容违法所对应的判定其效力的关键因素不同,认定标准也不同,协议效力状态判定包括权力瑕疵程度标准、效益更高标准、价值更高标准等。     

行政信访救济制度基础初探

作为我国特有的一项制度设计,权利救济越来越成为行政信访的功能。然而,行政信访并非是制度化的、常态化的救济制度,而是作为一种非常态的非制度和反制度存在。现如今,其发展陷入极大的困境。文章认为不能一味否定其存在与发展,而应抛开其存废之争,从客观的、实用主义的角度去探究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一直是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扩大的热点,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在理论及实务界的推动下,抽象行政行为可诉化已势在必行。然而如何确定可诉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其予以确定,都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所不可回避的。     

试述行政承诺及其可诉性

行政承诺是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行为。行政承诺具有自身特征。由行政承诺引发的争议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调整。为保障行政承诺兑现，行政机关应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     

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时一般遵循法定原则;在行政立法上,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均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可诉范围之外。这种诉讼体制严重妨碍了公司政治权利的保护。建议顺应大多数现代国家简化司法审查形式、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发展趋势,对行政受案范围采取非法定原则,将大多数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公证行为的行政可诉性探究

目前，对公证证明行为性质的争议仍在继续，同时存在不同的主张：司法属性说。国家证明权说，行政行为说。笔者认为，公证行为具有公私双重属性，公证行为的公职属性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行政奖励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奖励是一种非强制行政行为,它在繁荣市场经济和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法制的不完善,对行政奖励缺乏足够的研究等原因,在实践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行政争议,关于行政奖励的可诉性也存在争议。有必要对我国行政奖励的可诉性进行分析。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研究

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长期以来只是一个理论上研究的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将其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随着我国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今天,对行政机关由于其抽象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的救济途径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综观国外的司法实践和运用,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审查已经成为各国司法审查的发展趋势,文章以此为视角进行研究,以试图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刍议行政指导及其可诉性

行政指导具有灵活性的优势，弥补了法律的不足，有利于改善政府形象，提高民众法律意识，是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现行行政指导存在着透明度不高、程序不完善、救济途径缺乏的弊端。本文在对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运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行政指导可诉性的学理基础，指出应将行政指导纳入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并进而对这一制度的建构做出了初步架构。     

浅谈新形势下高校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信访能力的加强

在新形势下,必须大力加强高校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信访能力,以人为本,发扬务实作风,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师生员工权益,为构建和谐校园奠定良好基础.     

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时一般遵循法定原则；在行政立法上，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均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可诉范围之外。这种诉讼体制严重妨碍了公司政治权利的保护。建议顺应大多数现代国家简化司法审查形式、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发展趋势，对行政受案范围采取非法定原则，将大多数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论行政指导行为的可诉性

行政指导行为在其兴起的初期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但是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依法行政要求其不能再游离于法治范围,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大势所趋。     

浅析行政奖励行为的有效性与可诉性

行政奖励在现代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结合法律原则和我国国情,行政奖励应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定行政奖励具有可诉性,其他行政奖励则不具有可诉性。     

论行政指导的可诉性

行政指导作为新型行政管理方式,被广泛地运用.但是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总结国内现状,分析法规不足,阐明行政指导行为具有可诉性的必要性和依据.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探析

抽象行政行为就其本质属性而言 ,具有可诉性 ;抽象行政行为违宪、违法 ,较具体行政行为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唯有开放抽象行政行为诉讼 ,才能更为及时且切实有效地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略谈行政事实行为及其救济

针对现在国内行政法学界对行政事实行为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的事实,比较国外相关理论,对行政事实行为及其救济谈了自己的看法。     

“信访不信法”的根源探析

目前,在我国＂信访不信法＂的现象相当普遍。有效遏制甚至杜绝这种＂信访不信法＂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首先必须厘清＂信访不信法＂的根源。＂信访不信法＂的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传统儒家法律思想和人民群众法律信仰的缺失是＂信访不信法＂的思想根源;违法执法是＂信访不信法＂的社会根源;信访的收益与成本之比率高于诉讼的收益与成本之比率是＂信访不信法＂的经济根源;上级政府对下级的＂信访一票否决＂是＂信访不信法＂的制度根源。     

试论公立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颁毕业证学位证案为例

公立大学在越来越多的行政诉讼中成为被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以该行政诉讼案为例，从分析公立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入手，解析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管理与被管理法律关系的三种定性，可知公立高校在与学生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     

论夫妻间忠诚协议的效力

夫妻间相互负有忠诚义务是婚姻法的明文规定。夫妻间订立忠诚协议的做法是伴随着婚姻出轨现象的增多而出现的,内容主要是不忠一方对另一方的赔偿问题,是夫妻双方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法制意识增强的产物。夫妻忠诚协议使婚姻法抽象的法律规定具有了可诉性,其效力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行政协议的司法救济

2015年5月1日修改后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已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行政协议的救济仍受行政诉讼单向性诉讼结构的限制,仍存在行政相对人违约时行政机关如何寻求救济等实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行政协议的司法救济必须明确行政协议诉讼判决的适用情形,规范行政调解对行政协议的适用,确立非诉执行中的听证审查制度等,这些都有待于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司法程序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