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关雎》和周代贵族的媵婚制

作为《诗经》首篇的《周南·关雎》,历来受到《诗经》研究者的重视。此诗就内容而言,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无疑是周代贵族婚姻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贵族媵婚制度的状况。媵婚制是西周贵族婚姻的重要形式,是当时血缘宗法制度的有力保证。     

史姓溯源

史姓可谓中国最为古老的姓氏之一。商周时期的甲骨“史”字上部象形为捕捉鸟兽的长柄网子，下部为一只手的形状。可见，“史”的本意是指那些管理狩猎或记录猎获物的人。后来，“史”逐渐演变为专指记录国家大事、管理宫中典籍的人。职官制度确立之时，“史”的涵义进一步狭隘化为“史官”之意。中国历代都有史官之职，史姓正是中国姓氏制度形成时期“以官为氏”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在历史上特别是隋唐时期。     

从《礼记·檀弓》看先秦时期丧葬观的嬗变

正中国古代的丧葬礼是汉民族一项独具特色的礼仪制度,不仅自成体系,而且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各种礼仪制度已相当完备,而作为"三礼"之一的《仪礼》,记录了周代贵族的冠、昏、丧、祭等各项仪节。《礼记·礼运》云:"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仪礼》中的《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记录了周代士阶层的丧葬制度,但是对夏、商二代乃至更早的丧葬制度却未曾言及。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的礼仪制度有     

中國早期“三禮”的書寫與禮義文明建構

“禮”的傳承源遠流長,“三禮”中所描述的“禮”,不僅僅是周代之禮,更是自虞夏殷商始、甚至更爲久遠的中華古禮的總結與繼承,是自三代以來的中國早期禮學文明的歷史書寫。這使“三禮”的内容特别豐厚,是我們認識中華民族文化的淵藪。“三禮”所記載的主體雖然是周禮,但它也不是周代禮制的純客觀記載,而是在周禮基礎上的再創造,帶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三禮”中包含了先秦思想家對於“禮”的深刻思考,立足於現實又要超越現實的執著的理想追求精神。“三禮”的書寫,體現了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也體現了中國人的文化智慧。“三禮”是中華民族最早的禮義文明建構,到今天仍然是取之不盡的文化財富: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修史诏书——唐高祖李渊《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

<正>中国是史学大国,有悠久的修史传统。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反映了周王朝及各封国的史官的分工。晋之董狐、齐之太史,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受到后世的敬仰。进入封建社会后,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史学的影响甚大。秦始皇时,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司马迁《史记》也是到汉宣帝时始“遂宣布焉”;而班固得以修成《汉书》,也是受到汉明帝之诏才得以实现;继而,汉献帝因《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撰《汉纪》;     

《尚书》中的圣王贤臣

《尚书》中的圣王贤臣数量众多,形象丰满,如尧、舜、禹、汤、武丁、文王、武王以及微子、箕子、周公、召公等.他们独具中国文化的特质,加上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对后世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尚书》中圣王贤臣的形象 《尚书》中的圣贤型杰出人物,与西方的先知型和英雄型人物有很大的差别. 在《尚书》中,历代圣王是最重要的人物,这与《尚书》的性质有关:它是史官的记录,而史官的最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记录君主的言行;《尚书》是最早描写中国古代圣王形象的典籍,对圣王形象的确立有开创和奠基之功.     

浅论老子“贵柔”思想在政治上的应用

<正>老子身为周朝守藏史,深谙政治兴衰更替的深刻原理。老子思想针对的是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王室贵族,教导他们均衡自己的权力,长久地保有自己的身份地位。《汉书·艺文志》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史官记录成败存亡,深知君王若要长治久安,必须要抓住根本,深谙“清虚、卑弱”的行事方式。作为道家的鼻祖,老子的学问体系是面向君王、公卿大夫等执政阶层的,与君王南面之术联系紧密。     

汉代的"诽谤先帝"案

在古代专制政体之下,任何违背君主意旨的言行,都可能被处以重罪。臣子即便是出于社稷大计的考虑,对君主的不当举止给以善意的批评和劝谏,也有可能触怒君主,招致杀身之祸。深谙其中利害的韩非,就把向君主进谏形象地比喻为触犯“逆鳞”。他在《说难》一篇中,对“谏说谈论之士”提     

宋国的姓氏探析

中国姓氏,各有其源,或以国名为姓,或以封地名称为姓等。宋国为周代十二诸侯国之一,始封于西周初年,殷帝乙之长子启为宋国的开国君主,公元前286年宋国为齐、楚、魏三国所灭。宋国共经历了26世,32位国君,历经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延续近760年。     

周代婚礼仪式及妇道教育——以《仪礼·士昏礼》为中心

正华夏文明的人文理性精神,奠基者为制礼作乐的周公。"礼"作为人文理性精神的鲜活体现,展示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以"六礼"为中心的聘娶礼,在周代贵族阶层中广泛流行,并逐渐向下层民众渗透。《仪礼·士昏礼》较为完整地记载了周代士阶层的婚礼仪式,昏就是婚的意思。这一仪式分为婚前的六礼与婚后拜见公婆两个部分,后人也基本按此进行。一、以媒人为桥梁的婚前仪式《仪礼·士昏礼》中记载:古代的婚前仪式,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环     

巴蜀文化的地域差异及秦的郡县控制

一长期以来，先秦时期的中国一直被认为从来就是政治统一体，对“中国文明”这一”文化单一体”无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由不同民族地区形成，由于地域不同，文化也多种多样。所以我们研究作为统一概念的中国文明时，也应该理解其统合对象的文化多样性。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这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考察其统合到“中国文明”的过程。近来许多考古发掘成果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为研究中国文化多元性和起源提供了基本条件，如关于新石器文化，考古成果已否定了以往由于“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影响了周边文化，周边文化才形成发展”的观点。…     

孟德斯鸠论中国的德政

孟德斯鸠在论述中国问题时表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他确认中国是专制政体,对种种专制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他虽然否定了传教士们将中国归为三者合一（即兼有专制、君主和共和三种政体）的混合政体的说法,却不得不正视中国还存在着一些类似君主国“宽和政治”现象的事实,必须给以解释,于是又说了中国不少好话,对中国的“德政”盛赞不已.     

汉族“神”的观念

汉族“神”的观念潘学方一、汉族的“神”是民间杂神中国文化世俗性或非宗教性的特征一般是指：其一，在汉族历史上，没有盛行过自上而下的、为整个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其二，周代以后，儒家主张以德政治天下、敬天而不尽信天。“敬神鬼而远之”的“神道设教”思想在中国一...     

走近高句丽

公元2004年6月28日至7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此,中国的世界遗产从29处增至30处。高句丽是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代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其强盛时期的势力范围,包括了今天吉林省的东部、辽宁省东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辉煌灿烂的高句丽文明,在高句丽政权灭亡以后,逐渐为世人淡忘。光绪初年,清桓仁县书启关山月发现湮没于杂草树丛中的好太王碑;1906年,乡民修筑公路时,在板岔岭发现丘俭纪功碑,这段珍贵的史实才重新进…     

简论西周王朝的史官建制

史官在中国古代,主要从事记录历史、编写史书工作。商周时期,史官的作用以及地位均十分突出。西周王朝的史官建制,由于可靠的文献记载不多且很零散,虽《周礼》一书有较详尽记载,但其终为后人所作,并不全是西周历史真实的反映,故需求之于西同锕器铭文资料,这是我们研究西周史官建制的前提。     

春秋卿大夫的文化素养与精神风貌

西周以来,贵族都很注重自身的文化教育,设立“国学”与“乡学”,教贵族子弟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等,学习时间长达十五六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私学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贵族放弃了教育,相反则成为他们强化教育的动力。《左传》昭公十八年,鲁大夫闵子马评论周人“不说学”说：“周其乱乎!夫必多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日‘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     

孔子与周代乐舞

孔子与周代乐舞●文杰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曾为我国古代乐舞的保护和继承做出过积极贡献。孔子自幼喜欢周代礼乐，他不仅“信而好古”，明确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义哉，吾从周”，而且虚心地学习礼乐知识。“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客”“入太庙，每...     

论南梁对佛教的内规式法律调控——以梁武帝制荤腥戒为例

中国佛教发展的早期,佛教保留有印度佛教的特征,与中国世俗皇权还不能完全融合。国家统治者也开始逐渐摸索控制佛教的方法。南梁梁武帝作为一朝君主,也以笃信佛教闻名历史。他在位期间,为促使世俗法律调控并改革早期佛教作出了较大贡献。制荤腥戒从佛教规则内部来规范僧侣活动,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历史事件。通过研究制荤腥戒的背景、过程,评价荤腥戒制定的效果及影响,理清中国世俗皇权法律促使早期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脉络,对探讨皇权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犹有意义。     

明清“海归”瓷器市场高温不退

中国的瓷器早已扬名国内海外,外国人对中国瓷器的喜爱早在17世纪便已出现,“东方崇拜”与“中国热”即最好证明。在中国瓷器初到欧洲时,其价格堪比黄金,漂洋过海的中国瓷器,当时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使用,     

清华简《子产》与子产学派

清华简《子产》应是子产学派的产物。《左传》等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实来解读该文本的概括性文字。《子产》中相当部分内容属于郑国高等贵族接触的机密;它回避了人们对子产的批评声音,明显是在树立典范;并且受周代"德""礼"的影响较多,"出礼入刑"的内容并不是主要内容。该文本表现出弥补"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的色彩,应完成于子产及其同僚的门人之手,通过承告等官方制度传到鲁国,又经孔子之手传播开来。这一文字可视为官学与私学间的过渡环节,其作者可能与古人所谓"搢绅先生"为同一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