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文中的饮食文化意象:西域的葡萄酒与岭南的荔枝

古典诗文中的饮食文化圈并没有文化圈的划分,但西域的葡萄酒与岭南的荔枝具有明显地域意味。两地分别因为军事和政治贬谪缘故而与士人相关。葡萄酒与荔枝代表两地饮食进入文人视野都在汉代,但至唐宋诗文中,二者依然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是文学意象的渐次形成与固化过程,地域的文化认同有关。     

王逸入事东观与《楚辞章句》整合之学

入事东观参与校书,是王逸整合楚辞入儒家文化系统的重要机缘。王逸通过重释“人臣之义”化解了屈原之“怨”在专制集权政治中可能带来的君臣关系冲突,再以“合之经传”的方法使其楚辞阐释直接与儒家经典挂靠,由此完成了楚辞文化向儒家文化的皈依。而《楚辞章句》最终能成为经典,还有赖于其集大成的特点。王逸“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是合其所继承的民间楚辞传承内容、其所了解到的当下上层文人群体的楚辞认识及其自己的相关思考,去与东观藏书系统中的前代精英楚辞学相比较,集四方之所长,终使《楚辞章句》集汉代楚辞学之大成。     

玄学与竹林七贤的性格

玄学影响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影响中国文人的处世态度、生活情趣、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到文学。从魏晋士风可以看到,玄学思潮振荡之时,士人性格确实有很多新的特点,主要有任诞率真、以入俗为超俗、淡泊宦情、追求高雅超逸风度几种类型。在玄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中,竹林七贤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晋书》卷四十九阮籍等传末史臣叙论说:“嵇、阮竹林之会,刘、毕芳樽之友,驰骋庄门,排登李室……至于嵇康遗巨源之书,阮氏创先生之传,军谘散发,吏部盗樽,岂以世疾名流,兹焉自垢?”这是说,任情任诞之风的兴起,嵇、阮领其先。嵇康其实不同于后…     

燕闲之美：明清香橼饮食美学摭议

发达的商业与开放的心灵,为明清士人和市民阶层的燕闲生活提供了可能性,文人士子抬头追寻理想人格、下沉关注生活美学,香橼饮食美学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华和诗意。随着对“以礼为美”的等级制礼法的僭越和商业能量的膨胀,明代饮食风潮由俭入奢。文人士子经由“身闲”感官欲望的冀求满足,获得了极致的香橼饮食格物美感经验。香橼饮食走向了绚烂的繁复和精致,香橼以“玩好之物”的形象成为文人身份、才华和品味的表征。晚明文人则将无目的、无功利的隐逸、心闲赋予了香橼饮食,追寻淡味、俭朴和复古,实现香橼饮食自由、性灵、不造作的本真意境。明清香橼饮食审美以“身闲”“心闲”二境,实践了身为饮食语境下“多余之物”的美学突围。     

老庄之道与孔孟之道异同论

老庄之道与孔孟之道既相抗衡又相通。一方面，二在本体论、伦理观、认识论、方法论上都存在根本分歧：老庄之道是天道、利己之道、出世之道、动之道、不可感知之道．孔孟之道是人道、利他之道、入世之道、不变之道、可感知之道；另一方面，二在政治观上又共同反对不“道”、“霸道”，主张“重民”、“王道”，在人生观上又共同追求超越自我，求得精神升华。     

探讨张衡研究的现在情况

张衡是东汉的科学家与文学家。他不但制造与发明仪器，也进行天文学观察，提出天文学理论，参与政治活动，注意到民间风俗，写出杰出的文学著作，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本文章意于总结近代学者对张衡的研究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一关于张衡的文化背景的研究 张衡生活于汉代，而汉代从许多方面来看是中国文化“头一次扬眉吐气”的时代①：政治文化，管理体制，哲学思想，文学与技术都走向成熟的状态。关于汉代的研究著作无不提出科学技术与惊人的发明②。汉代的农业生产工具、水利、纺织。地图、建筑、交通、造船、造纸、历法、天文学仪器。医…     

宋明时期“成汤祈雨”故事的多元书写

借历史故事阐发思想主张是古代士人的话语传统，宋明时期“成汤祈雨”的多元书写是为典范之一。在天人相与的知识框架下，“成汤祈雨”成为士人构建理学体系与“借天道言治道”的重要元素。宋至明初，在“事应说”遭遇挑战、理学兴盛的背景下，水旱天定与和气召祥观念融汇于士人对故事的叙述中。明中期理学走向内在化、心性化，对人本身的关注更切，士人对成汤以身为牺之举及故事真实性的争议陡增。中晚明政治生态复杂，士人常援引“成汤祈雨”讥刺时政，表达对治世明君的期待。“成汤祈雨”在宋明间为理学士人提供了阐发己见的对话空间，其间既有对“事应”和“人祷”的反动，也有灾异限君和倡导“敬”与“诚”的一贯传统。与时代思潮相呼应也为故事本身提供了文化生长的可能。     

孔子孝论的汉代异化——从“以孝入律”视角进行探析

汉代采取“以孝入律”的强制措施,大力推行“以孝治天下”治国之策,儒家孝伦理逐渐被汉律化.为此孔子儒家孝论在汉代发生很大变化,乃至异化.以现代法学的视角,从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几方面梳理孝伦理的汉代律令化,探讨孔子孝论在汉代的异化及其社会影响,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孔子孝论的内涵和实质,厘清原始儒学与后世儒学的区别,正本清源,从而汲取孔子孝论之精华,弘扬中华“孝文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古典诗词中“舟”的文人情怀

<正>舟是古人出行常见的交通工具,它作为诗歌中的常见意象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诗经》中就有诸多舟意象出现,如“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二子乘舟,其逝”“泛泛杨舟,载沉载浮”“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在几千年的诗歌创作中,舟之“景”与文人之“情”建构了感人至深的意象群,具有深刻的文人思想、文人情怀。     

酷吏政治时期的武周士风

在酷吏政治的高压态势下,士人对酷吏政治本身进行了持续抵制,当然,抵制的形式则因为认识角度的不同而并不一致。但是,士人也因为深刻地意识到了当时的大势所趋和武则天的权威而对武周革命极尽谄谀之能事。士人对武周政权的支持是建立在武周作为特殊的政治过渡时期的认识基础之上,所以,在当时的储位之争中,士人普遍主张舍武立李。     

汉代博戏风气

中国博戏的历史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 ,博戏习俗已相当流行 ,上自诸侯 ,下及黎庶 ,均有关于博戏活动的记载。汉朝建立后经济不断发展 ,社会长期安定 ,博戏之风更为盛行 ,成为汉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汉代博戏之风流行于各个社会阶层 ,从宫廷至街巷市井 ,长期兴盛不衰。汉代宫廷的博戏活动自汉初就出现了据《西京杂记》记载 ,汉朝建立后 ,太上皇徙居长安 ,凄怆不乐。刘邦问其左右 ,乃知太上皇“平生所好 ,皆屠贩少年 ,酤酒卖饼 ,斗鸡蹴鞠 ,以此为乐”。高祖因此乃作新丰 ,移诸故人实之 ,太上皇乃悦。高祖以后 ,汉代的许多皇帝都…     

“天人合一”与“性心合一”——朱熹“心性论”与社会控制思想

本文认为,朱熹心性论的重要特点,在于从哲学本体论上提出以“性”为载体、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基本内容的先验的本体论证明,为建立人的主体道德自觉提供哲学上的论证。本文由此分析了朱熹的人性发生论及人性中封建道德品性的至上性、本体性、泛众性特点,指出朱熹“心性论”是将形而上先验之“性”(即“四德”)与人类社会中形而下的纲常伦理(“三纲”)有机结合,使以“心性论”为核心的本体论作为一个抽象的、有伦理意味的思辨体系,由此改变了汉代儒学“天人合一”的粗陋的本体论思想。     

王道荡荡:《洪范》与儒家“治道”思想

《尚书·洪范》突显出来的治道精神,可以看成是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滥觞。新生的周王朝在取得政权之后无疑亟需前朝的统治经验,殷商遗族箕子向武王陈述的"大法九章",就在于构建"无偏无颇""无有作恶"的王道政治秩序,以期达到"彝伦攸叙"的社会效果。通过爬疏"洪范九畴"中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中国伦理本位的发源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理性的长成,这对于深入理解儒家人文主义与王道政治理想有积极作用。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宋仁宗

宋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同构建了较和谐的文人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本文对宋仁宗在其中的历史功绩，作了分析、评价。     

女性主义视角下古代中国文人的妾妇心态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长期以来,女性的地位与权力与男性有着极大的不平等,并长期禁锢人们的思维模式。在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从家族行为延伸到政治行为的"妾妇之道"对产生中国文人深远影响,使得中国文人的妾妇心态广泛存在。文章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探析中国文人妾妇心态的表现及其意义。     

"师夷长技"与"通经致用"——重读魏源《海国图志》

《公羊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之说,这种学说在该书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虽然在民族问题上表达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但是区分“诸夏”与“夷狄”的标准则是文明和道德进化的程度而不是种族,并且“诸夏”与“夷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换句话说,《公羊传》的“大一统”与“夷夏之辨”是一体的。但是经过宋、明士大夫以及清初反清士人的宣扬,“夷狄”与“诸夏”的界限被绝对化了,加上康、雍、乾三朝对“夷夏之辨”说的压制,“夷夏之辨”成为一种取消清政府合法性的学说。清代今文学者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龚自珍都对“夷夏之辨”进行改造,使之成为论证“大一统”与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学说。     

子夏传授《春秋》考

孔子据鲁国史记编纂《春秋》,不仅是编修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简略记述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还常常以一字寓褒贬,借以表达其王道政治观点,以谨严的措词惩恶扬善,所谓“微言大义”。故《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有文献明确记载,“《春秋》三传”之《公羊传》《谷梁传》都传自子夏;至于《左传》,近现代学界有谓“子夏作”,有谓成书于“子夏门下一再传弟子”,可见子夏是《春秋》最主要的传人。     

论《史记·周本纪》周人兴起的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一方面可以提供相关历史事件的客观知识,另一方面又能实现书写者思想建构的主体诉求。《史记·周本纪》中有关周人兴起的历史书写,在描述自后稷至成康周人由初起而至鼎盛这一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实现了司马迁本人关于"王道"史观的理论建设。与儒家思想家们针对"王道"政治思想的直接阐释相比,司马迁借助于历史书写所完成的针对"王道"政治的阐释与建构,更具思想的兼容性与现实的可行性。     

言说舆伦理践行之间 明清之际士大夫与夫妇一伦之一

本篇所考察的,是见之於士大夫记述的明清之际的婚姻状况。开於这一时期庶民的婚姻状况,小说较之士人文集,更便於取样。而士人的婚姻状况,仍不能不以士人的记述为主要依据。由今天的眼光看,两性关系,士夫未必较庶民“开放”;     

论黄庭坚禅书的关学思想

禅宗,兴于唐而盛于宋,主要提出“不立文字,即心即佛”的修行主张,注重“心即真如”的本体论,启发了宋代文人对书法创作革新的欲望,注重书法的意境之美,开创了宋代书法的“尚意”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