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于右任谈办报

1943年,周恩来同志曾指示我去访问于右任先生,专谈他清末在上海办报的经验,不谈国内政治问题。那次访问很顺利,对方乐于谈报界往事,但当我把谈话稿写好送给他审定并征求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时,他却面有难色,一再说以不发表为好。我回去向恩来同志汇报实情。恩来同志即指示:“我们就尊重于先生的意见,暂不发表吧,不要勉强人家为难。以后你要切记:在采访活动中要善于为对方的处境着想。”将近四十年过去了,这篇未发表的旧稿还保留着。时过境迁,于右任先生勉励我们要以“苟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来办报,这点还是值得学习的。下面是当时整理出来的谈话稿。     

珍藏在箱底的红盖头——采写《人民记者穆青》的故事之五

1997年10月，我到欧洲去看儿子。在北京等签证的一周，穆老又给我分出三个上午，主要谈“化大革命”时期。同时我与杨贵取得联系，到他家作了一次长谈，谈他修红旗渠时穆青对林县的采访和他对穆青的认识。     

读者的赞赏是最高奖励

我在四川大学数学系读书的时候,幻想当一名数学家,毕业后却阴差阳错走上了新闻岗位。当我作为记者在基层马不停蹄地奔波采访,写出的通讯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的时候,组织上又调我去当编辑。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编辑岗位上度过的。我这个人生就一股钻劲,要干就争取干好。开始主编言论专栏《巴蜀小议》,我就组织作者队伍,根据形势和各方面的材料确定出一批又一批题目向他们供应,然后将他们的稿件加工提炼,慢慢地,《巴蜀小议》有了生气,读者不断来信为它叫好。一次,我在同一位作者的交谈中发现了一个评论素材,便定下《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题目请作者     

铭记赵家璧的教诲

近日在整理友朋书信时,发现赵家璧先生给我的数十封来信。瞬间,赵先生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又在我眼前浮现,仿佛我又迈步在那条幽静的山阴路上,叩开大陆新村赵家璧寓所的大门,正在与他亲切地交谈着。记得有一年的冬天,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在赵先生书房里向他谈着关于编辑一套序跋文学的设想,他听了连连称好,说这是一大创举,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会全力支持的。     

记者,要以抵达为天职

最近是招聘季,我接触到一些前来应聘的年轻人,其中包括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应聘者.这几年来,在和应聘者的交流中,我有一点感触挺深:一些应聘者年龄不大,却比很多仍在一线奔波的老记者们有“经验”——坐办公室和谈条件的经验. 比如,一个应届研究生前来应聘,学历和获奖记录都不错,说起来理论术语也很多,然而聊到最后听来听去就一个观点:不愿跨出办公室,现在互联网上什么信息都能获取,通信也方便,何必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去一线?在他的印象里,记者要么等着条线部门安排采访,要么自己在电脑前就能获取所需的信息.     

这也是生活

中国人的一天,李昕樾、李玉编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当我们为着生活奔波,地铁上拥挤的人群,似乎都长着同一副面孔,有着同样的表情,每一天过着同样的86400秒,又有什么能证明我们在世间的唯一性?是什么构成了你我的独特意义?《中国人的一天》记录国人不为人知的或甜蜜或辛酸的专属24小时。记忆的日渐浅淡是人类又爱又恨的特质,让人忘却昨日的辛酸,却也让我们生活的意义变得缥缈。时空的隔阂让人类关注自身比关注他人要来得容易,     

我没送礼

今年年初,政治处要从连队挑选一名报道员。经过层层筛选,最后我和一名姓陈的战友被定为候选人。那天,宣传股长王月毅找我俩谈话后,让我俩回去各写一篇由他命题的文章,晚上送到他办公室去。回到连队,一些战友劝我:“你有一定的新闻写作基础,去年又被军报评为优秀函授学员,到政治处当一名正式报道员肯定有发展前途。不过,最好还是先到宣传股去打个招呼,那样,希望会更大一些。”我明白“打招呼”的意思,但我性格内向,往往是见了干部还没说话就脸红,更甭谈送礼了。再说我的家庭条件很不好,送少了人家看不上,送多了又拿不出。最后我什么也没买,晚…     

悼念蒋成瞻先生

再也看不到他新写出的、散发着墨香的古奥而又典雅的大篆和汉简了; 再也听不到在他摆满古玩和字画的书斋里。他同我谈文论道、纵论时事、赏评书画的朗朗声音了;     

“1米63,圆脸”

因为单身并非所愿,所以我不快乐。单身时偏偏爱上有女友的男人,我更不快乐。单身许多年,爱上的可能是一个无法感化的男人,我怎么会有快乐? 我只好还单身着。 我常常想,很久以前我就想过要嫁一个像他这样优秀的男人,现在他就在我的面前,我能让他擦肩而过吗?擦肩而过后,我又去哪里再找这样的男人?曾经有人启发过我,说:“孩子,现在是     

贵在心灵的沟通——记与冯亦代先生的交往

我与冯亦代先生初识是在1982年的夏天。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看稿,已退居二线的老社长林呐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是冯亦代先生到天津来开“民盟”的什么会,让我去谈一本散文稿的事。如今,时光已整整飞过去了10年,可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本是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不知他到底要找我谈什么,出乎意料地他品评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书刊,还赞美了散文书籍的装帧设计考究。他对出版工作的熟悉,对编辑专业的关注,都使我感到他是位行家,这无形之中,就使我和他的距离拉近了。我为能够和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老前辈相识,感到无尚的荣幸。同时,他的平易近人,以及他的和蔼可亲的低低缓缓的言词,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喜读《曹世钦题画诗选》

1997年9月2日,北京日报社书画院成立,曹世钦同志任院长。因工作的需要,我滥竽充数,也当了个所谓的理事。 那天上午,一上班,曹世钦同志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老曹前一段病了,我和邵毓奎等人正商量要去看望他,我的脚又崴了。一个多月了,哪儿也不能云。老曹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师。1970年我到北京日报社后,先分到群工部。大约工作了两个来月,一天,老曹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希望我到文艺部编副刊。我高兴地到了文艺部。到文艺部工作后,老曹又手把手地教我编稿,和我谈作品,使我很快适应了文艺部的工作。此后,直     

赫鲁晓夫回忆贝利亚被捕经过

当天早上我在别墅.我给米高扬去电话,请他过来,好一起去参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会议.米高扬来了,于是我同他进行了谈话.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我记得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详细地讨论了方方面面的问题,过后又数次回到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上来.米高扬的立场是:贝利亚确实品质恶劣,然而并不是不可救药,可以在集体里工作.这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立场,我们没有一个人持这样的立场.谈话该结束了,只剩下赶去参加会议的时间.     

让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李荒致穆青的信(摘要)

这里介绍两件读来颇能引人深思的材料。一件是前辽宁省委书记李荒同志给穆青同志的信。李荒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是《东北日报》领导人,有成就的新闻工作者。如今虽已离休,但仍在关心着党的新闻事业。他看到中国新闻学院成立的消息,欣然提笔写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用他的话来说,是为培养党的新闻人才“献上好心”。另一件是华山同志临终遗言。去年,华山同志病危时,新华社几位同志去看望他。当时,他下肢瘫痪,被肝癌折磨得骨瘦如柴,又是刚从昏迷中醒来,但是一见同行、战友,立即流露出期待的目光,握着同志们的手,似有说不完的话。他谈他的记者生涯,谈当前新闻界的问题,谈新闻工作者的未来。喘息着谈着,谈了一件又一件。可以说,他瞑目前关心的是党的新闻事业,是新闻队伍的成长。老同志的话是语重心长的。中心不外乎是党的新闻工作性质、任务、传统、作风、记者素质等社会主义新闻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或许有的同志认为这是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从他们的心意和苦口婆心的态度去理解、去体味,可以从中咀嚼出一些精深的道理,醒悟到一些没有理解的问题,会感到这是些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并从中汲取教益,明确方向,不断前进。编者     

享受免费旅行——我的“美西北情结”

夫是个飞人，因工作原因经常出差，于是我们俩少聚少离多，明天，他又得去东京，不过这回我们俩不用再尝分离之苦了，他要带我一起去！因为他参加了美国西北航空的“环宇里程优惠计划”，积累的里程又可以为我换取一张免费客票了。     

他的星光不会熄灭——对老记者华山同志的零散回忆

北京落着秋雨。临去机场的时候,我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远航集》放进手提包里。我想路上再翻翻这本书。翻翻这本书,是想回忆书的作者华山同志。昨天——9月22日,华山同志在广州去世。我去广州,是去帮助料理他的后事,那心情正象这落着秋雨的日子。可是等到在飞机里坐下,打开《远航集》,好象又看见了作者——一个乐观健谈,风风火火的新闻记者。这使我忘掉了他的死,想起了他的生。他在中国新闻界,当然是长辈,我原本不认识。我最初读他的作品,还是三十六年前在上海学新闻的时候。先是读他写抗日战争的几     

壮写人生

今年9月初，我已故的战友初均东之父初立民来部队办事。交谈中，这位刚毅的革命烈士的父亲似乎要向我尽情倾诉那份悲痛与不幸。从老人那饱经苍桑的眼窝里倾泻出的泪水，深深地勾起了我对这位已故战友的回忆……初均东生前是沈阳军区某团政治处新闻干事，当时，我还是他手下的战士报道员。那几年，他脚步匆匆，辛勤奔波在基层部队采访。他以一支饱蘸的笔，大力沉歌部队的风貌，是一个很有才华、有成就的部队新闻干部，尤其是在右腿患骨癌后与病魔作顽强抗争的精神，令人钦佩和敬仰。然而，他还是匆匆地去了，走得很急，走得太平，因为当时他…     

以后这样的人不多了——送别范敬宜同志

从医院里看范敬宜同志回来后第三天就收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俩很熟。曾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但那天去看他时。却几乎是相对无言。过去常说的话题,如写作,如社会上的事,如新闻业务,都已无力再谈;而病情,相照不宣,又谁也不愿提及、不敢提及。我极难过,生离死别,竟是这个样子。又怕他累,说了一点不着边际的话,就赶快退了出来。     

访李普

我第一次见到李普同志。在“文革”后期，他回到新华社，任北京分社社长不久。他和甘憎分是老朋友，我们和老甘一道，曾去拜访他，听他谈新闻业务方面的问题。那时他50多岁，可白发已经不少，比我想象的要苍老。第二次见到李普，是1983年3月，他应邀到我们新闻系作报告，谈记者修养问题。他讲了“德、识、学、才”几个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感到，他既有记者的敏锐，又有学者的睿智。这时，他已从总社副社长的岗位退下，离休。第三次见到李普，是1984年8月，在乌鲁木齐。他作为中国记协书记处的书记，出席全国晚报第二次经验交流会，并…     

谈谈科技编辑策划组稿的业务素养

一、从苏步青教授接待记者采访说起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在一篇漫谈记者素质的文章中说:“一次,有位年轻记者上门采访,要我谈谈我是怎样成为科学家的。我说,这是一个大题目,你有没有事先看过有关我的报道。他说没有。那我就感到奇怪了,报社怎么会把这样一个题目交给这样一个记者呢?他又怎样去完成这么繁重的任务呢?那次采访,没谈多久,就谈不下去了。因为我在数学上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微分几何学的,而他却干瞪眼,问我‘微分’两个字怎么写。”苏老还说:“希望见到高素质的记者,他们政治思想性强,知识面广,业务精通,而且人品也是一流的。我…     

以后这样的人不多了

从医院里看范敬宜同志回来,第三天就收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曾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但那天去看他时,却几乎是相对无言.过去常说的话题,如写作,如社会上的事,如新闻业务,都已无力再谈,而病情,相照不宣,又谁也不愿提及,不敢提及.我极难过,生离死别,竟是这个样子.又怕他累,说了一点不着边际的话,就赶快退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