缱绻与决绝：启蒙视域与戏曲改良的激情表述之途

中国近代以来的＂戏曲改良＂,从梁启超＂曲界革命＂到＂五四新青年＂的＂戏曲改良＂,走了一条日趋激进的道路。爆发于《新青年》的戏曲论争,是一场自居于戏曲＂门外汉＂的启蒙者和旧戏维护者之间＂针锋不接＂的论战。从实际效应上看,新青年的激烈批判更限于话语层面的激情表述,西洋话剧虽因此获得了登陆的历史空间,但并没有就此赢得民众,而旧戏虽遭痛击却依旧走向繁盛。因此,对于五四新青年的戏剧论争应阐释适度,夸大其对于话剧的成功效用抑或指责其要为中国戏曲衰微的命运负责,都有过度阐释历史之嫌。     

“诗可以怨”与晚清文学革命

古典诗学中,＂诗可以群＂与＂诗可以怨＂是很难分开的。＂怨＂是诗人以文学为手段来进行政治实践的方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群＂的价值伦理,但它受到＂止乎礼＂的限制,＂群怨俱宜＂正是这种态度在美学上的表现。而到了晚清,＂怨＂彻底从＂礼＂的束缚中暴发出来,以＂革命＂的激进方式介入到政治实践当中。＂革命＂成为一种激进的美学态度,而新文学的精神正是那种激进的革命精神和批判意识。     

天下第一“无奈人”——浅议贾政形象的悲剧意义

贾政这一悲剧人物形象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独特的文化环境。其文学形象具有深刻的悲剧审美意义：表现为其文化品格呈现出浓重的分裂性和双重性,即,精神面貌上的＂表面假正经＂和＂内心真无奈＂,行为态度上的＂知可为而不为＂和＂知不可为而不可不为＂;贾政的＂无奈＂凸显了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上、官场腐败对作为封建社会基石的世家士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摧残和人格扭曲,从而从另一角度昭示了封建大厦必然倾塌的命运。     

郭沫若上当

1971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北京故宫举办,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两件文书,一件是白居易的《卖炭翁》诗,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一件是作于元和十年(815年)的三首诗《忆学字》《教子》和《诉豺狼》,署名也是纥坎曼尔。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在新疆发现了唐代的汉字文书,自然     

“X＋不”问句说略

问句研究中,多将＂X＋不＂句式看作＂X＋不＋X＂的省略,作为反复问句来处理,但有些问句无论从形式还是功能看,均不在此列。从实例出发,把＂X＋不＂句式单独出来,进行分类说明。从形式上看,＂X＋不＂与＂X＋不＋X＂不同,从功能上看,二者也不完全等同;＂X＂的复杂使＂X＋不＂也变得复杂。另外,＂不＂的功能在＂X＋不＂中也不完全相同。     

红学百岁十二目,不识兵备计悬瓶——兼议乾隆御制《桃》诗中“‘悬瓶’藏春”的人文价值

1911年影印出版的红楼梦抄本对＂悬瓶＂的注释是＂悬于壁上之瓶也＂,与康熙朝编制的重要韵书《佩文韵府》对＂悬瓶＂的注解完全不符,说明红楼梦抄本上＂悬瓶＂的批注者对《佩文韵府》完全陌生。鉴于《佩文韵府》与曹寅的关系,＂悬瓶＂的误解者不可能是熟悉曹寅者,应该是不争的史实了。而一百年来新红学学者不仅从未觉察,反而＂以讹传讹＂。本文彻底纠正之,并且首次揭示＂悬瓶＂一词最形象地解说恰恰可从乾隆帝东巡中创作的《桃》诗获得,＂悬瓶藏花隔岁看＂是乾隆帝的新颖构思,在中国文化健康的惜春情怀和脉络中具有不朽的价值。     

现代汉语类词缀“热”和“风”

＂热＂＂风＂作为类词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可以加在名词、动词或词组之后,表示某种社会事件成为一种＂热潮＂或＂风气＂,在意义和用法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在语义语用上的差别也是明显的,从意义虚化的程度上看,＂热＂的虚化程度比＂风＂高;从感情色彩上看,＂热＂多表褒义,＂风＂多表贬义;从音节的组合能力上看,＂风＂的组合能力比＂热＂强,＂风＂既可以双音节组合也可以和单音节组合,＂热＂不能和单音节组合。     

现代解释学视野下的中国古代诗学阐释方式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阐释学资源,在面对阐释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上,同西方阐释学一样也一直存在着分野。或是＂断章取义＂、＂诗无达诂＂,将阐释的主体因素发挥到极致,以致以比附或政治教化来曲解作品;或是＂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从作者本义角度去考证文本的意义,文本没有获得独立于作者之地位。相比之下,＂出入说＂提供了阐释者与文本关系的有益模式。     

孔子以“德”说诗

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大量地以德说诗,如＂诚＂德,＂反己＂之德,＂孝＂德,＂中庸＂之德,＂专一＂之德等。对《诗》的理解和解释,贯穿了道德、仁义的立场和观点,显示了儒家＂德治诗观＂的特点。     

论现代诗与现代流行歌词的分合

自＂朦胧诗＂之后,现代新诗由于其形体结构的芜杂混乱,语言的庸俗隐晦,离大众越来越远;而流行歌词却因其大众性、通俗性及古典诗词的引用而深得大众喜爱。无论从起源还是音乐性上看,诗和歌词关系密切,它们时合时分,但＂诗＂要追求歌的音乐性,＂歌＂要追求诗的文学性,所以,诗和歌词是可以相通相融、共同发展的。     

读李修文的长篇小说《滴泪痣》

评论界多从《滴泪痣》由戏谑回归于传统叙事美学的角度将其视为李修文的＂转型＂之作。本文则从该小说的精神气质出发,进一步探讨隐藏于该种＂转型＂后,作者通过爱情和自然的描写来剖析他对＂孩子气＂的传统精神品格的追寻。     

“审美意识形态论”合法性的历史生成

20世纪80年代初,＂审美意识形态论＂甫一提出,其内部就存在逻辑断裂,其精神建构亦具有悖反性。然而,经过历次论争,并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和学术视阈的开拓,＂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逐步得以生成。     

当代视野中的底层文学观照——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

近年来,＂底层文学＂的写作及论争如火如荼,＂底层＂这个词频繁出现于公众视野。本文从底层文学出现的原因,底层文学的研究现状,底层文学出现的意义和局限,以及底层文学面临的出路等方面进行阐释,试图重拾人们一度冷却的底层审美热情。     

沂蒙精神的历史地理文化渊源研究

从地域环境看,"大山文化"赋予沂蒙人民不显山露水而在关键时刻能够顶天立地的品格。从思想文化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墨家的"尚义"思想是沂蒙精神"大爱大义"的哲学基础。从政治文化看,"家国同构"的观念对沂蒙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从社会文化看,沂蒙传统文化是沂蒙精神产生的历史基础,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色文化是沂蒙精神产生的催化剂。沂蒙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发展的;既有区域性,又是开放性的价值体系,反映着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沂蒙精神主要有警世、导向、支撑和聚合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强化这些社会功能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民族精神内化到民族品格中去,内化为民族发展的动力,锻造出整个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脊梁。     

析中国画的气韵生动

＂气韵生动＂是中国画根本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画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具有非常典型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谢赫的《古画品录》具体讨论了＂气韵生动＂这一美学概念与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发展历史的关系,认为＂气韵生动＂所揭示的是中国画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它既适用于人物画,同时也适用于山水画;既可以用来指表现对象的内在神韵,也可以用来指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因此,＂气韵生动＂说对中国文人画的发展和完善,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与实现“引领”功能的基本方式——兼论六十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引领成功经验的理论解读

从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两个核心概念入手,阐述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主要依据和基本内涵——＂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的五种品格：真理性品格、民族性品格、时代性品格、包容性品格和开放性品格。阐述了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两种基本方式：第一,＂价值共识＂方式,即国家意识形态通过＂价值共识＂建设引领社会思潮;第二,＂价值整合＂方式,即国家意识形态通过＂价值整合＂引领社会思潮。同时,还阐述了＂合法性＂建设对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支撑价值和建设方法。     

网络“仓央诗热”初探

近年来,伴随网络媒体影响的扩大,＂仓央嘉措诗歌＂以网络歌曲和手机短信的形式在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上广为流传,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与追捧。＂仓央诗热＂的出现并非偶然,仓央嘉措身世本身的传奇性提供了可供炒作的＂噱头＂、诗歌本身极易入乐改编传唱的特征都使＂仓央诗热＂成为可能,但是真正打动人们的,还是苍氏诗歌敢于突破戒律、追求自由与爱情的精神与气质。     

王梵志诗“不善广平王”校注商兑

王梵志诗＂不善广平王＂,前贤的校注或存疑,或相左。从训诂释义及敦煌写卷别本字形两方面可以证明,＂善＂字当校为＂若＂字;从历史故实、生活经验及语义表达及用韵的实际情况需要等方面可以证明,＂广平王＂不误。     

思想体系的转型与晚清文学启蒙运动

在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仁＂的思想占据着核心地位。但是到了晚清,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思想体系的合法性。在西方现代启蒙思想的冲击下,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思想体系开始瓦解,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启蒙思想体系迅速建立。由于在对＂人＂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以梁启超和鲁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分别选择从＂立群＂和＂立人＂两条不同的路径出发,去承担文学启蒙的历史重任。     

重审杜牧《清明》诗案

今日的杏花村文化现象都与托名杜牧的《清明》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实,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在唐宋文学中的诗意延伸。据考察,＂杏花村＂词组在今存唐诗中出现过3次,在宋诗中出现过17次,在宋词中出现过4次;＂杏村＂在宋诗中出现过3次。这27个杏花村除了南宋方回诗中一个＂杏村＂是实指外,其余全是虚称,则《清明》之中的＂杏花村＂也当是虚指。学者从目录学、诗韵学、诗歌风格学等角度曾经怀疑过杜牧对《清明》诗的著作权,此外,若从诗意传承的角度去看,《清明》诗也不可能为杜牧所作,它只能产生于两宋之间。南宋以来的个别词选中录有一首署名北宋宋祁的已经化用了《清明》诗意的词《锦缠道·春游》,但至少有四点理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