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咨询例析

1981年,党中央发出重要文件,指示要大力整理(包括标点、校勘、注释、辑佚、今译等)和出版古籍。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制订出《1982——1990年古籍整理规划》。跟着,教育部在高等院校中先后建立了十     

庆祝十六大展示出版繁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展"举行

为了展示《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达以来我国古籍整理图书出版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展”,展览的开幕式于2002年     

以史为镜 鉴往昭来——我国史上几次重要的古籍整理工程概述

对我国古代历史上几次重要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汉代的古籍整理、明代《永乐大典》的编修、清代《四库全书》的修纂盛况进行概述,对其历史价值和贡献作以简单评价,以期为当代的古籍文献保护、整理与开发利用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     

喜看一年来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自从党中央发出整理出版古籍的指示以后,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制订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9年规划,中华书局等专业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常用而又急需的古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去年的工作反映出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受到各地的重视。以前搞古籍出版工作的,只是中     

古籍整理工作的基本知识

自从党中央发出了加强古籍整理工作的指示以后,越来越多的青年同志包括图书馆工作者都很想知道做这项工作应当具备一些什么基本知识。现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意见。古籍整理工作的基础是识字,或者说应该具备一些文字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因为我们工作的对象是古籍,古籍中当然都是繁体字,首先当然应该认识和会用常用的繁体汉字,并借助于《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经籍纂诂》、《佩文韵府》等查找古籍中经常出现的难字和难词;进而按照文字学的系统,初步学习和掌握一些文字、音韵和训诂方面的常识,即能够知道在整理古籍中发现问题时,分别去查找解决形、音、义方面知识的专门著作。这一类的字书古代称为小学,具体就是包括文字(字形)、音韵(字音)、训诂(字义)     

研究整理古籍堪称美富之书

古籍整理是关系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事,但是,当今的古籍整理却存在着一个必须提高质量的问题。我们知道,要提高古籍整理的质量,就必须着意对古籍整理的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然而,当今我国整理的古籍虽多,但研究如何整理古籍的书却很少,这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近读岳麓书社出版的胡渐逵先生所著《古籍整理释例》一书,甚觉令人欣喜,因为它确是一本研究如何整理古籍的难得的力作。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展在国家图书馆展出

11月 2 0日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开展。这是近年来较全面地展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的展览。据不完全统计 ,建国以来经过研究、整理之后出版的古籍图书约为 1万种〔其中丛书如《丛书集成》(收书 4 10 0种 )、《四部丛刊》(收书 5 0 4种 )等只作 1种计〕。而从 1981年至今所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约为 80 0 0种 ,占建国后新版古籍总量的 80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远比清修《四库全书》的收书总数为多。1981年以后 ,国家每年约拨出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古籍整理出版 ,再加上国家出版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 ,使…     

李一氓同志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意见(摘要)

3月17日,李一氓同志在古籍整理规划会议上印发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意见》并作了一些补充和说明。《意见》中说,继承和发扬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即从事中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是我国精神生产的一件重要工作,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一向十分重视。《意见》说,我国的古典文献数量很大。古人已用“汗牛充     

温故知新 登高望远——人文社古籍图书出版硕果累累

时光荏苒,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近来重读《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感到十分亲切,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古典文学出版工作的编辑人员,《指示》使我有常读常新的感觉。在21世纪之初,我们来纪念《指示》下发二十周年,更有特殊的意义。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建社之初即确定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文学古籍的整理和出版自一建社便成为重要的工作任务,50年来,经过几代编辑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我社出版的文学古籍中,既有毛泽东同志作为国礼送给外宾的线装书《楚辞集注》,又有俗称为“黄皮书”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浅议古籍普及读物出版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古籍整理出版是千秋大业。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巨大的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坚持整理与普及并重,古籍普及读物逐渐显现繁荣局面。这是国内有关出版社在“古为今用”方针指导下长期坚持古籍整理的必然结果,也是图书出版日益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可是,目前有关古籍普及读…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成立于1981年12月,是由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古籍整理研究机构。该所成立后,明确以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史文献,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逐步建立一支专门的古籍整理研究队伍。1987年,该所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经与全国高校古委会研商,并经校领导正式讨论,确定了北京师大古籍所以元代文史古籍整理研究为重点的发展方向。1988年10月,该所的《国内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录》,被批准列入古委会“七五”资助项目。1990年12月,该所的《全元文》,被批准列入古委会“八五” 重点资助项目。1992年5月,该项目被列入国家《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重点项目。目前《全元文》编纂工作,已进入出版阶段,第一至五册已完成初校。该所已建立成为一个元代文史资料的基地,并逐步形成元代文史研究基地之一。 该所也是全国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材的基地之一,自1985年以来,古籍所共培养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硕士生31人,培养访问学者、单科进修教师、助教进修班学员等共57人;接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主办中医药古籍整理研修班,为中医药古文献整理研究培养高级进修员63人;举办短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2期,学员64人。为配合教学正编写一套古籍整理基础教材,已完稿的有《中国文献学史》、《     

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国务院于去年12月10日发出了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通知中说,1958年在原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曾成立古籍出版规划小组。二十几年中,曾整理和出版了古籍约两千多种,但这与我国丰富典籍应该整理和出版的数量,还相差很远。而且这个规划小组,已很久没有工作,成员也逝世过多。鉴于这个工作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青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为53人,李一氓任组长,周林、王子野任副组长,另聘34人     

古籍整理成果的著作权保护:寻求立法突破

依据我国《著作权法》,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整理人享有.有的法院认为,古籍整理成果凝聚了整理人员的创造性劳动,享有著作权保护;而有的法院则认为,古籍整理成果不能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古籍整理的目的在于还原古籍原意,整理人不是作者,整理成果未产生新作品,不应享有作者权保护.但为使古籍整理成果的利益得到必要的维护,《著作权法》可在邻接权框架下为古籍整理者增设一项新权利——古籍整理者权.     

互联网视角下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创新之路探究

我国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即便是在今天这个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中,依旧具备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各类古籍,这些古籍中记载着先辈们的思想精华以及当时科学技术的总结,也是我们泱泱中华文明的最好见证,因此古籍的整理工作也就成为图书馆整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全新的方式,本文就从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数字化及网络化意义剖析入手,并在深刻分析当前互联网技术应用在古籍整理中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创新措施,以期对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相应的帮助。     

数字环境下古籍整理范式的传承与拓新

中国的古籍整理以其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和固化的模式,其标志就是西汉成帝时刘向等人开创的文献整理的一般程序和方法。这套程序和方法因其广泛的适用性和深远的学术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典籍整理的基本范式。近代以来学科的发展和分化,使得两千年来稳定不变的古籍整理范式细化出四种适应于不同学科需要的类型:古籍文本的复原性整理、古籍语义的解释性整理、古籍内容的组织性整理和古籍实体的保存性整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古籍整理中的深度应用,以上四种范式也从传统的纸本古籍整理延伸到了古籍的数字化整理之中,并衍生出一种新的范式类型——古籍知识的数据化整理,即不仅把数字化古籍看作古籍整理的结果,更是把它作为下一步古籍整理的数据和素材。新范式将对数字古籍整理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来深刻的影响。图1。参考文献37。     

信息动态北大核心CSSCI

2022年10月11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从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加大古籍抢救保护力度、提高古籍整理研究能力、提升古籍整理出版水平、统筹古籍数字化建设、促进古籍资源普及推广、推动经典古籍对外传播、创新古籍人才队伍建设机制等八个方面部署了重点工作。     

“古籍 +”：新时代大学出版社古籍工作新范式的思考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提高古籍保护水平”“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做好古籍工作”。文章基于《意见》精神,认为大学出版社应当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发挥自身优势,以知识服务为办社宗旨,通过不同的联合方式,整理研究、...     

重视批评意见 登门求教先生

《出版工作》和《读书》上发表了吕叔湘先生批评古籍整理中存在的问题的文章以后,我局领导非常重视。5月3日,我局副总编辑傅璇琮和我为此专门走访了吕先生。对他表示衷心地感谢,并就如何提高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向他请教。吕先生说:“我在《出版工作》第四期写的《整理古籍的第一关》里提的意见,不是只针对中华书局的。中华书局的书,一般都还比较认真,注意质量。近来,不少地方出版社纷纷搞起古籍整理来,这当然也是好事,但这项工作不是轻而易举可     

古籍整理的地域倾向

中国古籍的整理最初注重对经典古籍进行注释和阐述.随着古籍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经典古籍整理的日渐完备,一些具有不同地域特色、"他人无而我独有"的地方古籍开始走入学者的视野.古籍整理的地域倾向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地方学者对于地方古籍的关注和研究.我们应当顺应古籍整理的地域倾向,重视甘肃地方古籍的整理、开发与利用,并在此过程中注意甘肃古籍整理的全面性、连续性、和整理方法多样性等问题.     

中医古籍版本鉴定常见问题例说

整理中医古籍,与整理其他古籍一样,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版本鉴定及版本源流的考察。特别是影印医书,考察版本,选择底本工作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影印书在版本鉴定上出现失误,对于后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更大。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医古籍整理,特别是医书影印工作中,版本鉴定工作仍是很薄弱的一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古籍整理的质量。本文乃从笔者平素所积之中医古籍版本审订札记中摘取有代表性者略加梳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