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望之之死看西汉廉政制度建设的局限性

萧望之在西汉宣帝、元帝朝都有重要的地位,为宣、元之际的政务处理做出了很大贡献。学界对于萧望之的贬斥在于他与韩延寿的关系。萧望之、韩延寿之死均取决于帝王心态。汉代皇帝的至高无上,从廉政角度来看,君主至高无上的制度下,廉政建设就算有制度、法律、官员维系等因素,成果也是微乎其微。因此,廉政制度是政治制度的衍生物,只有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制度,才能确保廉政制度的建设切实有效。     

西汉宣元时期萧望之、匡衡诗学研究

《齐诗》以解说阴阳在西汉《诗》学传统中独树一帜,萧望之和匡衡两位解诗学者将阴阳灾异说配合《诗经》探论君臣之道,迎合政治需要,将《诗经》解说附予匡扶国政的经学意味。二人因才华、政见得到皇帝赏识而官居重位,从侧面对宣帝和元帝知识结构和文化政策有一定影响,从疏奏、诏书中频引《诗》表述天人关系中可见。以时代政治为背景考察萧望之、匡衡诗学,能够深层了解《诗经》在西汉中后期的实用价值,展现儒士在政治变迁中被利用、牺牲的命运。     

对《皇帝的新装》的解读

《皇帝的新装》是丹麦著名童话大师安徒生的力作之一。作者从纯洁的童心出发,用大胆的夸张和想象来反映生活,叙写一个愚蠢的皇帝被骗子愚弄,穿上一件看不见的实际上不存在的新装,赤身裸体地举行游行大典的滑稽剧,揭露了皇帝及大小官员的虚伪、愚蠢、奸诈的丑恶本质。     

从罪己诏出发，探讨秘书性人员的职业素养

罪己诏是封建时代皇帝发布的命令、诏书里的一种特殊文种,一般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危机时,皇帝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而发布的一种口谕或文书。众所周知的是,皇帝发布任何诏令,都会有亲信大臣或内侍大臣替他拟制,而像罪己诏这种皇帝骂自己的文章,其中的分寸把握对执笔者更是一种考验：说过了,等于是骂皇帝;说轻了,意义不大,百姓也不满意。本文拟从几份古代罪己诏的文本出发,探讨古代秘书性人员的职业操守和素养．从而给我们今天的秘书人员代拟讲话稿、代发公文等做一个参考和借鉴。     

汉字汉语语言哲学

语音符号的特点是声音与意义相结合,而不是分离。音义结合的随意性是人类语言得以产生的条件。拼音文字和语音大大挫败了皇帝的个人威严。它阻断了个人意志,不能从个人意志出发改变符号,皇帝也要服从语法及读音规则。中国皇帝的谕旨往往错字连篇,亦不讲章法。一位罗马皇帝念错了拉丁语的一个词,修道士出来纠正,皇帝说,我是皇帝。然而这成为笑柄。皇帝不能改变语法,也不能改变法律。皇帝的错字如能成为全国的规范,则会自定法律。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那么,人是使用拼音符号的动物,因为有些文字不是符号。     

西汉时期关于汉匈关系的七次大辩论

西汉时期围绕汉匈关系,发生了七次大辩论,其中以平城之战前刘敬同主战派、汉武帝时期王恢同韩安国、汉宣帝时期萧望之与黄霸、新莽时期严尤同王莽的辩论最为典型。这些辩论涉及汉匈关系的定性、和亲与战争的抉择、匈奴在边疆政治中的定位、接待匈奴的规格、匈奴与朝代更迭等。辩论见证和加速了汉匈关系的变迁。     

马国贤神父回忆录——清宫服务十三年

第十五章 中国字——皇帝的屈尊——基督教徒处境危险——皈依——严格的纪律——废 黜太子——皇帝的六十大寿。 在我们住在长春园的时侯,我献给皇帝一些中国风景画。是由一位御用画家画图,我用刻刀制版的。皇帝对此非常高兴,令我以同样的方式再刻上一些中国字。考虑到我们基督教徒既不能刻又不能印几乎都有迷信观念的中国字,我就刻了两个中国字和两个我们的字,对后者是尽量仔细,其他的则尽量弄糟。当我把它们奉献给皇帝的时候,我看到欧洲字制作的还不错,因为我能写,但中国字不行,因为我写不好也就刻不好。我的借口总算被接受了。这样,上帝保佑,使我避免了传谬之险。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皇帝给神父卡德苏、梯利迟、彼得里尼和我四件高级丝绸的貂皮衬里的精制外套。每件最少值二十英磅。除了另外用来防雨的一件长袍外,这是我为皇帝辛辛苦苦干了十三年,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唯一的一件东西。为他服务一生的一些老传教士告诉我,皇帝从来不给他们任何礼物。皇帝认为他给我们为他工作的荣幸,就是给我们欧洲人的最大恩惠了。这一点他曾明确地表示过若干次。 几天后,皇帝出发到鞑靼地区去,但一个欧洲人也不带,这下使我们吃惊不小。努     

萧望之及其经学思想探论

萧望之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宣帝、元帝时期朝廷重臣。他为人正直,知人善任,于仕宦之中始终坚守儒家信念,主张以德化民,以礼待夷,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在学术上,他博通诸经,兼采众长,注重衍经术以示政治,强调通经以致用,形成齐学与鲁学、＂好古＂与＂趋时＂融汇兼综的治经风格,称为一代儒宗,为汉代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兰陵萧氏家族亦由此兴起。     

隋唐帝王与佛教传播

隋唐时期是佛教在中国汉地传播的鼎盛期。佛教在中国汉地传播鼎盛局面的出现,是与这期间大部分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或崇奉分不开的。根据隋唐两个王朝的皇帝对待佛教的态度,可以分为崇佛型皇帝、重佛型皇帝、轻佛型皇帝、反佛型皇帝四种类型。皇帝对于佛教的态度是重佛还是轻佛,是崇佛还是反佛,对佛教传播有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论唐前期皇帝的孝行观

谥号加孝,是对皇帝孝行统治的一种评价。唐前期皇帝在继承汉朝孝治天下的基础上,把皇帝孝行和孝行统治这种意识自觉发展到孝行观,通过对唐前期皇帝谥号的变化分析可知,谥号加孝、躬行孝道和孝治天下,是从名位制度到实践层面对皇帝孝行观进行阐释,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皇帝实行孝行统治的走向。     

隐士与明初政治

从本质上讲，隐士的存在是一个政治问题。明初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及由此引起的士人与皇权的激烈冲突，是这一时期隐士数量较多的根本原因。     

从朱元璋建储看蓝玉党案

朱标系朱元璋嫡长子，朱元璋称帝后即立为皇太子，悉心栽培。蓝玉乃太子妃舅父，因极力维护太子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交恶。燕王为窃取储君之位，伪装忠厚老实，赢得父皇的赏识，并伺机除掉异已。而太祖与太子则因政见分歧渐生嫌隙，太子因政务失意积郁成疾而英年早逝。太孙年幼，经验不足。为皇权计，太祖在燕王的挑唆和猜疑心驱使下制造了蓝玉党案。     

《史记·孝文本纪》散论

《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比照,可以看出“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的差异,亦见从《史记》创设的本纪到《汉书》成为后世史书范例本纪过渡的完成。文中记事表现出刘恒就位时的人心向背、其思想借鉴中所闪动的历史底蕴的余光和能自主协调政事的胆识。司马迁对汉文帝形象的塑造,对认识秦始皇、汉武帝的作为有重要的比照价值。     

札剌亦儿部显贵"国王"爵位封授与承袭

札剌亦儿部木华黎是最早受封国王位号的功臣。1217年木华黎受封国王讫元终,子孙承袭,世世无绝。但嗣封者往往受蒙、汉礼制的双重影响以及对蒙廷的亲疏等因素的作用。国王最初代朝廷全权经营中原。随着大汗亲历戎行及蒙古重心的南移,尤其中原统治机构的构建,国王的军权、政权渐渐被削弱,日渐偏远。其职责也转为充当畿辅藩屏或充任朝廷"藩大臣"。元中后期,由于驸马及部分著有拥戴之功的异姓功臣频繁封王拜爵而势力日涨,国王在异姓功臣中的地位也日渐暗淡了。     

罗从彦之政治思想观

罗从彦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在政治思想上,继承二程与杨时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针对北宋末期的腐朽统治,他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张:格正君心,强调君主要修己爱民;绝弃小人,强调君主要坚内防守;防微杜渐,强调君主要时刻警惕紧急情况的发生;重视人才,强调君主要善于使用人才。罗从彦反对社会变革,表现出其政治思想中保守、落后的一面,对此应该客观、正确的认识。     

萧红在青岛的文学创作活动及其情感历程——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

1934年6月,萧红逃脱日伪的恐怖威胁,随萧军从哈尔滨流亡到青岛,开始其短促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宁静、安稳、富有创作力的生活。在青岛,萧红完成了成名作《生死场》,萧红的名字成为青岛的文化印记。11月,青岛政治环境恶化,萧红离别青岛,与萧军赴上海投奔鲁迅。此后萧红再未回青岛。1936年萧红为平复与萧军情感的裂痕东渡日本,其间与在青岛的萧军有15封两地书信。由于诸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萧红与萧军最终分道扬镳。1938年萧军辗转秦晋,后到延安。1942年萧红病殁香港。     

论司马迁的治道观及其渊源

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历史上君主德行的叙事,表达了他王道德治、垂拱而治,以及有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他的这种治道观念分别来源于孔孟儒学、黄老道家和墨法思想;系统考察司马迁的治道观,既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治道思想的文化流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更为我们了解我国古代的政治伦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