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女休”释辩——与吴世昌先生商榷

在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收录了三首《秦女休行》。据郭氏“解题”可知,这三首诗的产生是:左延年根据秦女休为宗报仇杀人遇赦的故事,“因意命题”,首创了《秦女休行》;傅玄以庞氏烈妇赵娥亲为父报仇杀人遇赦一事为题材,拟古乐府旧题写了《秦女休行》;李白亦“学古叙事”,拟作了《秦女休行》。这已是文学史上的定论。但是,一九七八年《文学评论》第五期上刊载的吴世昌先生所撰《(秦女休行)本事探源》一文,却对左、傅二人所作《秦女休行》的内容及诗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主要论点是:(一)左延年、傅玄所作的两首《秦女休行》“所咏其实是指同一故事”,亦     

“自由归位于幸福”辩——与冯务中先生商榷

自由,在政治上的基本含义是个性自由与民主,在哲学上是对必然性的认识与支配及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自由,是人的本质性之所在.政治上的个性自由和哲学上的精神自由都是人生幸福的本质性内涵.自由与幸福绝不能割裂.对人类自由的感悟和认识,对个人自由的肯定,是人生幸福的实质.幸福,存在于自由生活的追求和实现的进程之中.     

为王祈一辩——兼与穆俊浪先生商榷

北宋诗人王祈,年轻时写过一首咏竹诗,有两句云:“叶垂千口剑,竿耸万条枪。”作者颇为自得。不料苏东坡见后批评道:“好则好矣。只是十条竹竿,共一片叶也。看王大夫(祈)诗难得不笑。”此后,王祈这两句诗一直被人当作夸张失真的典型,加以笑话。最近,《语文知识》上有穆俊浪先生一篇论夸张的文章,再次对它提出了批评,认为它     

“画饼”与“话柄”——与梁德祥先生商榷

梁德祥先生刊文指出央视戏剧频道将“画饼”错写成“话柄”。其实央视没有错,因为这两个词出处不同,意思有区别,也需要特定语境,运用是有讲究的。不能单纯以某某人或其作品为标准,而是要根据具体语境选择运用。《咬文嚼字》杂志较真也不能较过了头。     

项羽“乌江自刎”的史学和文学上的考辩——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冯其庸先生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笔者通过对地方志和相关材料的阅读,认为冯先生的观点尚值得商榷,并认为《史记》的记载没有问题,身死东城和乌江自刎不矛盾。“乌江自刎”故事的源流也并非是从元杂剧开始的,而是从敦煌变文开始就有“乌江自刎”的明确记载。     

释“刊”——兼与杨绳信先生商榷

“刊”在唐宋以前是“削”“修改”之意,唐宋以后才有“雕板印刷”的意思.因此,西汉时期文献中的“刊”并不证明此时已有雕板印刷.     

“石门”考辨——兼与郁贤皓先生商榷

《李太白全集》中与元丹丘有关的诗达十几首之多,其中涉及“石门”这个地名者有三首,即《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迹有棲遁之志因叙旧以赠之》、《邺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寻高风石门山中元丹丘》。“石门”究竟在什么地方,自唐迄今千余年间一直没有搞清楚。今人郁贤皓先生在《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中谓:“大约在天宝九载前后,元丹丘隐居在唐州湖阳县的石门山。”“则此石门山当在今河南省唐河县西南湖阳镇。”对此,本人不敢苟同,陈拙见于后,向郁先生求教,并请同志们指正。     

释“刊”——兼与杨绳信先生商榷

“刊”在唐宋以前是“削”“修改”之意，唐宋以后才有“雕板印刷”的意思。因此，西汉时期文献中的“刊”并不证明此时已有雕板印刷。     

“审美意象”辨——与叶朗先生商榷

“意象”这一古老的关学范畴在当代文艺理论中又成为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课题。一个时期以来,在对意象的探讨中出现了不少颇有影响的理论,同时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偏颇现象。“意象”与“意境”有联系而又有区别;“意象”与“抽象”其含义相距甚远,不可同日而语;“意象”并非仅仅指艺术形象或心理意象。“意象”与“意境”、“典型”同为文艺理论中鼎足而居、相辅相成的审美范畴,三者均代表着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     

“伛偻提携”辨——与王力先生商榷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在他的《醉翁亭记》的第三自然段中,叙述“滁人之乐”.一节,十分精采。“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仅三十字多,一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纷繁场面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如果说,其电负     

刘禹锡“亲故”考辨——与卞孝萱先生商榷

“为了订正旧史书中对刘禹锡父系的某些错误记载”,卞孝萱先生在《刘禹锡年谱》等专著、论文中,作了详细考证,对刘禹锡的母系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其中有确切的论证,也有考证失实者.颇有重新研究之必要。一卞先生在《刘禹锡年谱》及《年谱》(增订本)中说:刘禹锡“无兄弟”。但刘禹锡有《奉送家兄归王屋山隐后二首》诗,卞先生说,“这是从兄”。读者很难理解:“家兄”何以”是从兄“? 卞先生言之有据。刘禹锡《上杜司徒书》: “同生无手足之助”。《上中书李相公启》:“内无手足之助”。《上门下武相公启》:“一身主祀”。这些材料是否可以断定刘禹锡“无兄弟?”不可以。 1.“同生无手足之助”,是说同生兄弟中,无身居高位者,对于刘禹锡的不幸遭贬,要求内移,无能为助。“手足”是修饰语(附加成     

也谈“所与”——与高辉先生商榷

1996年第1期的《古汉语研究》,刊有高辉先生的《试谈“所与”》一文。此文的论据不可信,论点也就不能成立。高辉列举了有“所与”的4个例句: (1)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风赋》) (2)子为我谓晋君,所与君期者,时可矣,何不亟以兵来?(《韩非子·内储说下》) (3)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孟子·离娄下》) (4)圣人非所与熙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儿童读经是否引发儿童教育观之辩——与刘晓东先生商榷

全盘否定儿童读经和一概去小学化的做法是偏激和错误的,其背后的儿童教育观值得深省,学界需要就此展开讨论与争鸣,以拨乱反正。学前教育工作者应慎重评价儿童读经的理论基础,正确认识和辩证看待儿童本位观,确立一定的标准以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儿童教育观:摒除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树立辩证的以儿童为本的教育观,充分发扬我国传统蒙学教育思想中的有益成分,以期实现我国学前教育有质量的普及。     

“继”还是“绝”?——与邓球柏先生商榷

邓球柏老师将简本《老子》甲组第一章训为“继智弃偏,民利百倍;继巧弃利,盗贼亡有;继仁弃诈,民复季子”,不妥。简本仍应训为“绝”;训为“继”不符合老子思想特点。研究新出土的史料要坚持“两重新证法”。     

综合性大学怎样实施教师教育——与王长乐先生商榷

师范院校与工科院校合并成为综合性大学以后,应该走文理兼容、理工结合的道路,采用学分制来进行专业管理和学生管理.这样,既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也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不应该把师范专业集中起来建立单独的二级学院,走传统的师范教育的老路.     

“顾名思义”还是“循名责实”？——与马执斌先生商榷

《历史教学》2005年第6期上发表了马执斌先生的《树立新的历史教材观是当务之急》。文中，马先生对课程标准的由来，叶圣陶对“课程标准”的看法，以及正义原则的“永恒”性等进行了“顾名思义、循名责实”的阐发，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重要依据。“顾名思义”是根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想”出来的，“循名责实”是以未知为前提，“求”出来的，两者本不是一个意思。笔者也借用这两个词汇，求证马先生的立论，与马先生商榷。     

再谈柔石之“迂”——与傅勉之先生“商榷”之商榷

读了《语文月刊》1993年第8期上傅勉之先生《柔石的“迂”是贬词还是褒词——与张文斌先生商榷鲁迅对“迂”的态度》一文(以下简称“商榷”),很高兴。高兴的是它激起了我旧话重提的兴趣。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十二年前,笔者在《语文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11—12期)上发表了拙作《<为了忘却的记念>》教学札记》,其中有一节谈到柔石的“迂”。结论是:“鲁迅先生赞美柔石的‘迂’”。论据是:①鲁迅先生用“(柔石的)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暗示:“台州式的硬气、方孝孺的骨气”就是柔石的“迂”的第一个含义。②柔石在“碰     

与郑东先生商榷“通识教育”

郑东先生设想的“通识教育”有切实的意义.但还应有一种更基本的能力,这就是正确地自我认识的能力.要培养这样一种能力,除了处理好显性层面上的各种关系之外,还应特别注意处理好隐性层面上的三组关系,即“多与少”的关系,“快与慢”的关系,“悟与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