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佛典与唐代入冥故事

有唐一代,随着汉译佛典的传译,大量佛经故事亦流播民间,其中就有地狱游历故事.为了说明地狱之实有,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亡后或生人入冥游历地狱返还说教的故事.唐代产生的大量入冥故事与佛教的传播有直接关系,为唐代此类入冥故事的生成提供了大量题材和描写手法.     

牛肃《纪闻》与佛教

佛教东渐,与中国传统化交汇互融,经过几百年流播,至隋唐,影响已渐入肌理,此时的诸部佛典完备评出,成为刺激隋唐五代叙事学演变发展的一种活跃因素,本以牛肃《纪闻》为对象,全面爬梳其中之佛经故事的踪影,逐一胪列新发现的受佛经故事题材濡染刻烙的小说,探寻其“本事”之源,中从汉译佛典及相关传录中梳理出部分小说题材之“摹本”,以实证材料同小说题材相对应,从而论证小说融摄佛故事,以展示梵汉化交融对隋唐五代小说的深层影响。     

金庸小说动物求医报恩母题的佛教文献溯源

金庸小说把动物求医母题与武侠成长独特环境及过程的描写结合，有说服力地呈现了张无忌超凡武功的一个来源。这类侠义人以疗病医伤救助动物，又幸运地蒙“侠义兽”报恩的故事，可能受到西域传来象求医报恩的佛经故事启发。外域佛经故事原本强调的是我佛是多么慈悲，冒险为虎疗伤；而为中国小说误读的母题则突现为接受恩惠的动物是如何讲求报恩，显示了一种强烈的伦理型有意误读的倾向，增加了故事儆世劝善的社会意义。     

隋唐精怪小说与佛教流播

佛教东渐,汉译佛典渐次形成。佛经文学独特的题材和奇异的艺术想象力,对当时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作为精怪小说,在创作过程中从佛教中汲取了灵感,使此时的精怪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上,较前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作者从佛教观念及佛经故事题材等方面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切入考察,以见梵汉交融互汇给小说创作带来的变化。     

佛教经录编撰及其对汉译佛经传播的作用

自东汉佛经汉译开始,在社会上存在一定数量的汉译佛经的基础上,为便于汉译佛经的流传和佛教文化的传播,东晋时期产生了较完备的佛教经录。经录历南北朝至于唐代,发展日趋精密,殆唐而集大成。经录整理编辑汉译佛经,对汉译佛经的流传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指引、推荐、航标、顾问的作用。经录对汉译佛经辨伪工作的重视,使汉译佛经的传播能在尽量避免失真的状态下进行。经录对汉译佛经注疏的记录,起到了扩大所注译经传播范围的作用;其对汉译佛经的辑佚体现出了中继汉译佛经传播的功用。     

冯燕母题的佛经文献考原——妇女观和侠义情爱观的一个跨文化个案

唐初汉译佛经已具备冯燕杀不义妇故事的基本母题要素。但佛经中，当事人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业”——宿命，而以冯燕为当先的中国侠，却较多地表现了一个好汉敢作敢当的气概，不祈求官府宽恕，不累无辜。这一广为传播的重要母题的本营构，当来自外域传译过来的佛经故事，巴利献的佛本生故事也有不少旁证。关于佛经翻译献元典的具体细致的研究，应当引起更多关注。     

试论六朝隋唐的应验类小说

有唐一代,小说亦如诗,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成为文苑的一朵奇葩。此时的佛教应验类小说已不同于六朝"释氏辅教之书",无论从规模和种类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已突破六朝小说"丛残小语"式的"短书"形式。本文通过和六朝同类小说的比较,具体分析了此类小说的内容、写作技巧及形成原因。特别是就其佛经故事题材的运用上,利用大量实证材料予以说明,进一步印证梵汉文化交融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     

吐壶故事的空间与欲望结构

本文主要讨论产生于印度佛经寓言里的＂吐壶故事＂中的空间及其欲望的结构。在这样的故事里,巫术想象的神秘空间来源于《华严经》,＂吐壶故事＂流传的过程显示了繁复、混杂的欲望。它预示了人的身体的孕育性和隐匿性,还遥遥印证了精神分析和巴塔耶＂普遍的经济＂的思想。     

魏晋至隋唐时期几个佛教故事的历史化

魏晋至隋唐正史中的很多记载往往源于佛经中的虚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被本土化之后,载入这一时期的正史。论文举出一些个案,如王戎识果、陶母剪发待宾、武后驯马等著名的史实都不是他们本人的行为,很可能是本人或记录者对佛教故事的转述或模仿。     

从“狼往生”的故事论佛教神迹

神迹作为一种信仰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宗教,佛经也是由大量的神迹故事勾画出来的。佛教神迹虽然在佛教中不居主流地位,却对佛教的传播和弘扬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科技日益进步的现代社会,佛教神迹仍在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发生在终南山圣寿寺的“狼往生”故事就是一个典型。分析这一神迹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各种宗教神迹现象。     

越南汉文小说与汉文化刍议

越南汉语文学与中国汉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由中国传入的儒家思想、老庄哲学和佛教（尤其是禅宗），深刻地影响了越南文学创作者的思想与认知方式，而且，儒家和老庄的经典以及许多佛经，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可以作为越南文学创作的蓝本。因此，在汉文化的浸润下，在越南汉语文学的作品中，找不到完全不受儒、佛、老庄思想影响的作品。当然，对于越南汉文小说影响最为直接的还是中国古代文学，相对说来，唐宋传奇和明清小说对越南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较为明显，无论在内容取意，还是在体例技法乃至审美趣味上，都表现出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印记。     

论因果报应观念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的传入,对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影响了我国古代小说家的思维模式,还影响了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模式,成为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一种最常见的模式。     

论唐五代白话小说的释家时空观

中土传统的时间观趋于永恒无止的单向性、一维性,空间观则无论二维或是三维,都带有封闭性、自我性特征。释家的时空观,是无限开放的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三生三世的时间和三千大千的空间的结合,构成了佛教文学的神幻世界。以变文为主体的唐五代白话小说,受此影响,也呈现出与传统文学有异的时空观念。     

游走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废名小说语言的隐喻性策略

废名小说语言的隐喻性手法其实质就是为了弥合中西文学,打通诗与小说,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当废名在进行这项实验时,他就不自觉地趋向于雅可布逊体系中隐喻的一端,这就是废名小说"现代主义"色彩的由来。隐喻性的写作手法为废名小说带来了象征主义的因素。隐喻性的写作手法还为废名小说带来了超现实主义的因素。不过,废名创作中的"现代"色彩又不单纯是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其中还有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和佛教文化的因子。这里发生的是一种契合。废名在进行他的小说语言试验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接上了中国古典诗词语言的传统,有意无意地利用和发扬了汉语"以神统形"的人文特征。     

佛教与罗钦顺的诗歌

明代士人对待佛教的态度非常复杂,有直言不讳用佛者,有阳儒而阴佛者,有斥佛者。在斥佛者中,又有用佛者,罗钦顺就是一个显例。罗钦顺潜心研究佛教数十年,其对佛教的驳斥要高于一般的批佛教者。但是在下意识中,罗钦顺仍然肯定佛教的某些内容,在诗文中悄然地使用佛教的观念而浑然不自知。罗钦顺对待佛教的复杂情况,说明佛教确实已经融入到明人的神髓之中了。     

禅宗：生活重于教义，审美高于信仰

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与传统佛教以及一般的所谓宗教有很大的差异，这往往导致人们很难理解甚至误解禅宗。实际上，禅宗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生活重于教义，审美高于信仰”这十二个字。一方面，禅宗否定佛教教义，将日常生活本身当做修行；另一方面，禅宗又“呵佛骂祖”，抛弃对佛的信仰，只追求个己“禅悦”的审美境界。尽管禅宗看起来颇为离经叛道，但是禅宗依然认为自已没有违背佛教的基本精神且最能反映佛教的终极关怀。     

戒律在云南佛教中的实施

佛教戒律的实施情况实际上是判别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形态在社会中强弱兴衰的重要依据。云南地区的佛教兴起于唐朝时期的南诏，那时除了有被称之为阿吒力教的云南地方密教教派外，已经有汉传佛教的存在。遵从“斋戎”是云南汉传佛教的一个特色，遵戒守律的强调和汉传佛教在云南的发展成正比关系；云南汉传佛教的发展又和朝廷在该地区政治控制力和中土文化影响的加强有关。     

儒林之谤书科举之詈文——《肉蒲团》别读之一

《肉蒲团》把儒林作为写淫的背景,把科举作为写淫的伴奏,贯彻始终,使全书虽然主要是一部写淫的性小说,却同时有了儒林小说的特征,可称之为"儒林色情小说"。它把性与儒林题材堪称奇特地结合在一起,是一部刺向礼教的儒林之谤文、科举之詈书。     

试论印度佛教典籍的文体——以祗夜、伽陀和修多罗为中心

印度佛教典籍所用文体,对中印两国皆影响颇巨.印度佛教采用说唱方式弘法、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从而决定了初期佛教典籍的结构形态和文体特点,即韵、散混合体;传统所言之"九分教"、"十二分教"中,真正属于文体的只有修多罗、祗夜和伽陀;对于这三种文体的理解,历来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之处;由上述三种基本文体加以组合,遂形成了印度佛教典籍的五种文体.     

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贡献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及现代小说理论的开创者,他的小说理论开创性特色主要表现在:小说观念的创新———"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小说观;小说本体艺术的典型化理论;多样开放的小说创作方法;小说体式的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