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给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启示———从《近代的超克》到《文化偏至论》简

在竹内好看来,鲁迅“否定性地形成了他自身”.《文化偏至论》中,鲁迅以“文化偏至”的文明发展模式的渊源及弊端,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探寻一条既批判自身,又警惕西方的发展道路.竹内好从鲁迅身上所寻找的精神契合就是既要批判东方传统以促进民族的现代化,又要对西方现代化进行质疑和审慎选择.     

中国文化中的实用理性主义与经世致用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身的成长土壤,本文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表现中梳理实用理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承脉络。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心理中寻找“实用理性”的因素;并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方“实用理性”的区别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加以诠释,证明“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     

双重文化记忆下的奇异花魅?--论徐訏小说的文化选择

论文从文化视角切人,探讨“后期浪漫派”作家徐莳的文化选择。徐莳的小说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又蕴涵了现代西方的哲学思考与艺术技巧,两者的完美融合使徐莳的“浪漫传奇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可以认为,他的创作成功实现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通俗与高雅的高度融合,获得了独特的文化意蕴与现代审美情趣。     

道德教育认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建——中西比较的视角

道德来自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造成了各自传统道德教育的差异。在道德教育的过程和基础上,西方重“认知”,中国重“情感”;在道德教育的结果和逻辑上,西方遵循“由外而内”的逻辑,中国遵循“由内而外”的逻辑。文化价值多元、知识性质改变和道德本身的复杂等一系列因素共同造成现代社会道德教育的认识论困境。借鉴对中西方道德教育差异的思考,现代道德教育必须改变单一的以“知识”或者“情感”为基础的认识论传统,在“知性”与“感性”的结合中,统筹人的复杂性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从人性和人生发展的复杂性出发,重建道德教育的认识论基础。     

从《围城》谈人际交往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又称“人学”,文学作品无不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各种价值观念,当然也包含了作者对人际交往的认识.之所以从《围城》谈开,就因为它的作者学贯中西,作品既包含了东方人对交往的认识和西方人对交往的做法,既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融进西方文化的撞击,而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皆是“西行”归来,所以,他们的言谈举止,所作所为,他们之间的交往、行为皆受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冯友兰境界说的文化心理背景

“新理学”之境界观总体上的文化背景是那个时代“古今中西”之争这一特定的文化事件。“新理学”境界观的形成,既有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借鉴,更有冯友兰在心理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特质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精神的特别关注。在获得此种境界的具体路径上,冯友兰又提出了所谓“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而“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则又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法或哲学方法。     

中西文化的特征对各自科学发展的影响

文化的起源、文化传统的不同,致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文化的“静心”特征造就的中国文化注重人伦、轻理性;西方文化的理性“紧张”形成的西方文化的逻辑严密、科学的文化氛围。从这一角度来看各自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西不同的传统文化的特点、文化与科学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传统,发展科学。     

论清末的法治概念

清末,随着西学东渐,“法治”这样一个来自不同的政治文化类型,比较抽象的概念,被介绍到了中国。国人从不同方面,用不同方式对它进行着揭示,构筑着中国的法治概念。对于法治概念之含义的呈现与明确,既有从“以法治国”和“任人与任法”这些角度进行的详细描述,也有简明扼要的定义,即将法治定义为“以法治国”或用“法治”与“法治国”互训。对于法治概念的理解和揭示,一方面还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从传统的治道治术的思路出发,使用传统的政治话语来进行理解和揭示,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传人的西方政法文化的影响,与“文明国”、“专制国”、“立宪国”这样一些概念联系了起来。到辛亥革命前时,体现国人对于西方法治的认知和对中国现实的关注的法治概念基本建立了起来。     

试论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

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都要批判地继承,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有所变化、发展。 1.批判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了“推陈出新”的方针,以后又提出了“古为今用”的方针,就是说要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     

晚清官绅新式法律教育心理态势的文化调适

晚清官绅们的心理态势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下．走过了从“西学中源”到“中外通行”的文化调适演变历程。除顽固排外者外,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法律教育的文化优长,另一方面又深陷在传统法律教育的羁缚中,形成了二种自我矛盾的凝重心理。     

从20世纪西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变化看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传统的“英雄人物”从20世纪西方小说中的“悄然引退”，决不是一种孤立和自发的文学现象，它是西方壮会演变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的“英雄”们的主要形象是“张扬自我”，20世纪的“反英雄”们的突出特点是“寻找自我”，“张扬自我”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才能做到，“寻找自我”则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一种挑战。西方社会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和反叛，宣告了传统价值观在当代西方人意识中的全面瓦解和崩溃。但由于新的价值观念还没形成，又使许多人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     

中国现代文学中“西崽”形象系列的文化意蕴及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西崽”形象形成一个系列,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和价值。“西崽”的文化性格以洋气、土气、霸气和奴气为主要特征。其产生既受中国农商传统的制约,又有主奴根性的影响,还与西方个性主义和享乐主义有着密切关系。从根本上讲,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畸型儿。“西崽”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传统文化反叛的先锋性上。     

文化视野中的闻一多

闻一多的文化心态、文学观念深受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影响，其诗歌中工业文明与古典审美理想的冲突，以及他在基督教与古典人格理想的整合中，诗歌所呈现的审美特质，无不昭示着其文化观念变迁的思路及其局限：前期的闻一多存在盲目崇拜传统文化，敌视西方文化的“偏差”；后期的闻一多又产生了过分美化西方文化，粗暴对待传统文化的“偏差”。其“偏差”的背后，是一种徘徊在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之间的焦虑的文化心态。     

论中国文化品格对当代楚辞研究及未来学术走向之影响

中国文化品格具有传承性与中和性。“传承性”是指中国文化从发端到现在是一个中间没有断裂的“文化连续体”。“中和性”是以“执两用中”、“中和”、“中庸”为理论基石,取调和折中之路并兼容外来文化。这种品格对当代楚辞研究及未来学术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即既运用传统学术方法进行研究,也采用西方学术方法进行研究。中外交流、中西合壁,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试论中国近代把头制度文化因素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在企业管理中长期施行把头制度.把头制度的形成是西方包工制和中国传统“包头”制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碰撞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俗文化在近代企业管理制度上的体现.包工制转化为把头制度的文化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俗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对“外来的新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抵制和压抑.     

"兴"的审美机制初议

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论和西方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传统文论中的“兴”在作家的创作体验形成中的审美机制作了扼要分析。     

"和"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有感于高教研究中的"文化"热

“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从“和”的观念出发 ,古代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文化 ,从而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迥异其趣。在一定程度上 ,“和”的观念造就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达 ,也成为阻碍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向近代科学文化形态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 ,“和”与中国传统科学发展之间的悖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应有之道。     

“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

本文拟通过从康德到福柯对启蒙的连续性解读，展现启蒙的现代性维度－－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文化启蒙正是西方文化启蒙与中国启蒙传统相融合的产物，表征着“五四”精神。但现代中国的启蒙由于救亡 图存的现实社会需要又表现出自身的缺憾。而启蒙的现代性不仅为我们理性地认识“五四”，更为我国超越“五四”提供了理论资源。     

论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林语堂是一个有着“一捆矛盾”的作家,其思想的复杂性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也是少见的。他既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又同时赓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基督教观念则融透于林语堂的整个精神历程。实际上,正是基督教精神使童年的林语堂轻而易举地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礼,也正是基督教精神使其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但是林语堂并不可能简单重复基督教思想,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同时,他又始终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浸染。这样以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进程为大背景,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拒而又相融的事实显然具有文化上的典型意义。本文着重探讨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折射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走向。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撞击,国内逐渐掀起一股“文化热”。这一文化思潮不仅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课题,而且还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对整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道德伦理等等传统的文化现象,进行着新的探讨与思考,这是继“五四”运动后,在文化领域内,又一次社会性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对加快和深化改革,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都具有内在的联系和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