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三娘子

在下赵季和,元和年间经常在外奔波,基本上以客栈为家,对于这样的生活倒也习以为常。走的地方多了,就难免遇到一些离奇之事……记得那日,我因有急事赶往洛阳,连夜奔波途经汴州,路过一家＂板桥客栈＂。我见里面灯火通明,看起来经营得不错,便打算在此过夜。女店家为人分外和善,一见我便连忙迎上来,说道：＂这位客官,今天店里客人有些多,     

板桥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值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     

多尔衮与清初民族关系

多尔衮是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满族历史上做出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位期间以非凡的胆略和才识与周边几个主要少数民族建立了联系，并对某些地区实行了较牢固的统治。通过和亲、迁使、贸易、封号或施加军事压力等手段，先后与漠南、漠北、漠西蒙古以及西藏、新疆等地发展关系，使这些少数民族聚集地早在清朝初期就与内地有了密切联系。尽管其作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封建统治者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然而，摄政时期采取的一系列恢复、维护和发展民族关系的政策和措施，对改善民族关系，巩固和拓展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日后形成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把汉那吉的家庭纠纷

1580年（明隆庆四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因家庭纠纷愤而降明，这个事件成为历史上名的明蒙“隆庆和议”继而“俺答封贡”的转折点。把汉那吉的家庭纠纷因此引起人们的深厚兴趣。对把汉那吉家庭纠纷的研究，首先应重点分析第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之间亦有很大歧异，其中王崇古的奏疏最为可信，明人津津乐道的三娘子其实在把汉那吉降明之前早已嫁给了俺答汗，她与把汉那吉的家庭纠纷无关。     

中国、汉民族与民族关系论

民族和国家都属历史范畴，“中国”主要是自秦汉以来多民族与国家间矛盾、融合、同化所形成的。“中国”的内含和外延也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内部的民族与政权间的联系不仅有通婚、互市，也有征伐和劫掠。文明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同化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东道之主：明末明、朝关系中的登莱巡抚

明末登莱巡抚一职系明代因应辽东战局而设,自设立后,便肩负着料理海疆并从海上牵制后金的战略任务,而处理涉朝事务也成为其重要的职权之一。在明朝与属国朝鲜交涉的过程中,登抚始终参与其中并有重要影响,朝鲜君臣也逐渐意识到登抚在明、朝宗藩事宜中的重要性,于是交好、结援登抚便成为朝鲜君臣对明外交的一项重要策略,朝鲜对这一外交策略的运用,贯穿了整个明末明、朝关系。崇祯四年的登莱兵变致使登莱遭受重创,面对日渐恶化的海防局势,登抚亦无力回天,随后明、朝关系走向终结。     

高拱与"俺答封贡"

“俺答封贡”是明代乃至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封贡的成功，奠定了明清政府与蒙古族的治理模式。但谁是“俺答封贡”的主导和决策，学术界却出现了高拱、隆庆帝和张居正三种说法，而且又都是各说各的，并没开展正面讨论，故有辨清的必要。是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高拱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人。     

近代内蒙古地区民族关系研究——以土默川蒙汉民族关系为例

笔者以近代土默川地区蒙汉民族关系为例,通过对民族关系主体构成、经济形态与蒙汉民族关系、蒙汉民族文化的相融与发展等问题的分析,认为本地区民族关系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既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受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所影响。这种历史的积淀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甚至将来,都将成为本地区各民族和谐关系的基础。     

民族融合情景下闽东畲汉民族和谐关系共建——以霞浦畲族村落调查为例

在我国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民族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各民族的文化同质性增加,异质性减少,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更加复杂。霞浦畲族与汉族以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为桥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文化认同,搭建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平台,共建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建构国家民族认同感。     

利玛窦在孝嗣关系问题上的“是孔非孟”策略

“是孔非孟”是晚明来华耶稣会士适应政策在孝伦理观上的一个典型体现。由于孟子重民轻君思想与明初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控制的意图不相合拍,孟子学说曾一度到排挤,利玛窦能充分利用这一政治形势,由此可见他的精明。然而在晚明儒林中,孔孟一体已成不可逆转之大势;在世俗社会中,生嗣传后作为事祭行孝之基本前提,早就深入人心,故利氏此策略受强烈攻剿亦在情理当中。     

小议汉代太学与选举制度的关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不仅创建太学,而且也确立了汉代的选举制度。太学以宣行教化,培养人才为宗旨,选举则为国家官僚机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托,在两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代宦官中的非汉族成分

明代宫廷中有为数众多的宦官来自于少数民族和外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明代与周边民族地区和国家的密切交往。宦官政治的背景下，这部分宦官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也颇引人瞩目。     

周族发源地略考——兼论夏周关系

周民族的发源地究竟在何处,学界向来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看法.本文通过对史籍中所记载的周民族的居住地望、迁徙过程以及夏周两个民族关系问题的考述,结合现有考古发掘材料的证据,认为周民族应起源于晋南地区,而夏、周两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从韩非的君臣观中看《韩非子》的治吏思想

韩非是继吴起、商鞅、申不害等战国后期法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他对以往的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结和扬弃,从而将法家思想的理论水平推进到了新的高度,被后世学者看作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内容丰富,文章主要讨论其君臣观,并从中探讨《韩非子》中所反映出的韩非的治吏思想。     

鸿宾楼事件与回汉关系的调适

1948年河北定县鸿宾楼事件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历史种现实原因.在应对事件和调适回汉民族关系的过程中,中共地方干部以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在尊重回族文化习俗、相信回族党员群众、克服大汉族主义、注重对回族群众政策宣传教育、建立民主高效的民族工作机制等方面的成功实践,对当时尚缺乏应对此类民族突发事件经验的其他解放区具有范例意义,对建国后党和政府应对此类事件和增进民族团结也具有明显的镜鉴作用.     

乾嘉时期蒙汉通婚禁例废止考

清朝自人关统治之始,便禁止蒙古族和汉族互通婚姻。但随着清朝对边疆的渐进统一,蒙汉交往逐渐频繁,蒙汉通婚成为大势所趋。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帝断然取消禁令,允许蒙汉通婚。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六年（1801）,再次禁止蒙汉通婚。     

汉朝对匈奴的分化与瓦解方略述论

汉代对匈奴的分化与瓦解方略手段多样,总体上效果明显,其中和亲与互市在匈奴的分裂过程中作用极为重要,招降纳叛方略则随着时势变化不断调整,同时呈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高丽忠烈王如元与元丽关系

元至元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娶元世祖之女,同元朝正式建立了联姻关系。忠烈王在位期间曾同蒙古公主、世子以及所携带的高丽官员频繁如元。忠烈王的如元活动,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地位,为高丽自身发展赢得了空间,同时也改善了双方关系,推动了双方文化交流与融合。     

明蒙通使之使臣的选派和接待

在明代,明朝和蒙古之间的通使往来是明蒙关系中最具积极意义的活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使臣的选派、每次通使的目的和任务、以及对彼此间接待使者的礼仪等事宜,直接体现着明蒙双方的政策、态度和意向,并反映着明蒙关系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