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台湾与沿海各省的经贸往来

清朝统一台湾后,即解除海禁、实施开海贸易政策.在民众私航活动的推动下,台湾与沿海各省之间的通商口岸不断增多.闽商脱颖而出,在台湾与沿海各省经贸往来中担负特殊使命.清前期,海峡两岸间的物资交流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台湾一跃而成为这时期中国经贸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台湾与沿海各省经贸往来的发展与扩大,标志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表明整个中国沿海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协作发展迈入了新的时期;这对于中国沿海统一市场的最终孕育成熟,具有划时代积极意义.     

温州港贸易的历史变迁

温州港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唐代以来与日本有贸易往来;南宋一元时期设立市舶司,海上贸易兴起;明清时期受“海禁”政策影响,温州港闭关,直至1876年签订《烟台条约》,温州港再次被迫开放;抗日战争时期温州港曾出现过畸形繁荣。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事件给温州港带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温州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港口。     

后金融危机时期温州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金融危机的侵袭给温州民营企业带来严重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外需萎缩导致出口跌势不减、贸易风险加大、融资成本上升；后金融危机时期温州民营企业机遇与挑战并存；提出从产业政策、科技创新、市场和品牌建设、政府服务、民企协作方面来促进温州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     

港台地区《孙子兵法》研究与传播应用——“孙子兵法全球行”阶段性情况报告

香港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既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很多人都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此报告翔实反映了从香港特区行政官员到教育界、出版界、演艺界、商界和传媒界传播应用《孙子兵法》的理念和实践,其最显著的特色是文商并举,把孙子文化演绎得多姿多彩。台湾的孙子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如今已汇集了一批研究专家学者,研究领域也从军事延伸至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台湾重视孙子书籍出版,在大陆文物出版社公开出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后,台湾孙子研究兴起新一轮高潮,孙子应用研究也异彩纷呈,孙子文化广泛普及到学校和社会,孙子战略的活学活用在台湾成效显著。     

动物福利与建设慈善社会——从刘绍宽论西人禁止国际禽羽贸易谈起

晚清时期,西方人士曾经在中国设立动物保护组织,并敦促中国政府禁绝珍稀禽鸟羽毛的出口贸易。近代温州著名学者刘绍宽,在其日记中记述这一事件时却将西方人此举片面理解为以动物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多年以后,刘绍宽才肯定了西方人在动物保护方面的贡献。结合同一时期宋恕的兼爱异类的动物保护思想,则可以管窥近代温州乃至整个中国在动物福利方面的进步与缺失。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破除人道主义思想中偏狭的人类中心主义成见,建设慈善温州、生态温州乃至建设和谐中国,皆不无借鉴意义。     

明代温州海洋贸易

温州自唐代作为浙东重要的海洋贸易口岸以来,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前期,政府并未沿袭宋、元在温州设置市舶司,但温州在明前期的朝贡贸易中依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明中后期,尤其是嘉靖以后,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和私商势力的崛起,温州海上走私贸易盛极一时。     

温州经济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定位与发展战略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温州要考虑如何与福建、广州、台湾进行经济分工协作，考虑如何与海峡东岸经济区——台湾、长三角、珠三角区域进行对接，把区域一体化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动与福建省联手，加快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争取在国家的区域规划布局中找到温州的位置，进而带动行业规划从而，借台湾之力发展温州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     

商代黄河航运蠡测

商代黄河不同于后世,长期安澜、水量充沛,具有发展航运的自然水文条件.商人与黄河关系密切,商族长期与黄河毗邻而居,商代统治重心即在黄河沿岸,其政治运作、经济发展都有赖于黄河航运.殷墟甲骨文中有关舟的卜辞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商代黄河航运的工具.商代黄河中下游干流及众多支流、支津都可以进行水运,商代黄河航运被广泛利用于经济贸易的运输、军事上的征伐及商王的舟游.     

金融开放试验与温州对台金融合作

金融开放是经济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同时所实现的金融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温州应将金融综合改革与海西战略有机融合,走出温州特色金融开放试验之路.在MOU、ECFA签署及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和人民币离岸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温州与台湾可以在两岸金融机构互设和股权合作、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货币清算与对台离岸金融业务、征信及信用服务领域、金融协作机制方面开展合作交流.     

清政府对台湾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台湾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清代，清政府的移民政策、民族政策、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对台湾的土地开发均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土地开发中，解决劳动力问题是其首要前提。清政府对台湾劳动力的配置，大致以同光时期的“开山抚番”运动为界线，在两个地区、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清前、中期以大陆移民填充台湾西部平原，一是清后期将台湾西部海岸的多余人口分配到以台东地区为代表的广大米开发地带。然而清政府在各种固素的干扰下，对这项_T-作时而表现出积极主动，时而表现出消极保守；而且由于当时清政府对台湾土地政策与人口政策的调节并不平衡，导致乾隆以后台湾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问题逐渐尖锐化。根据清代台湾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配置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康（熙）雍（正）时期、乾隆至同治时期、同（治）光（绪）时期。本文分别论述了这三个时期台湾的人地关系。     

略论清代海商聚落的空间特征——以闽台郊商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闽台郊商是主要从事台海贸易的地域海商群体,他们一般都聚集在闽台沿海沿河靠近港口的地方,开行设栈,囤货发运或储货待售,逐渐形成了逐港而居、各聚街衢等空间特征的海商聚落。闽台郊商活动的这种空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闽南海洋社会经济的复兴和发展。     

略论清代泉台郊商

福建泉州与台湾（以下简称＂泉台＂）一水之隔,两地很早就有经贸往来。清领台湾后,在泉台贸易中出现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行会性商业组织——郊行,经营郊行的商人称为＂郊商＂。本文在论述泉台郊商的形成、发展及特点基础上,肯定了其在促进清代泉台两地商贸交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及协助政府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试论三坊七巷学人与台湾书院的发展

唐宋时期,福建士子学风大振,特别是入宋以来,福建更是人才辈出,这些知名学者中,有不少与三坊七巷有着不解之缘。三坊七巷历代,尤其是清中晚叶学者东渡台湾筹办书院、推广传统教育,为清代台湾书院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其中福州鳌峰书院严谨、创新的学风更是对晚清台湾各地书院教育影响深刻。     

清前中期温州造船业

地处东海之滨的温州,依托于天然的海洋优势,港口经济发展甚早。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基础,温州造船业随着温州港的盛衰而曲折前进。清前中期（鸦片战争以前）国家海洋政策复杂多变,康熙解除＂海禁＂以后温州港重新走向繁盛,温州造船业也得到恢复发展,并在造船规模、船只种类、船只质量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工业特色。温州造船业的发展对现代造船业及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路熙《中国之行》中的晚清温州社会全景图

外文文献是研究近代温州社会稀缺而又重要的来源。苏路熙作为英国著名汉学家苏慧廉的妻子,她在《中国之行》中以极其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晚清温州社会全景图。这幅全景图涵盖温州城景、重大历史事件、来温重要人物和温州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温州近代史和晚清温州社会最为重要的外文文献,应该受到温州地方史和民俗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从帆船到铁路:漕运与中国交通工具近代化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牵涉到“雇商海运”,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木帆船业的发展和壮大,但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以沙船为代表的中国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晚清铁路参与漕运最终得以实现。简言之,漕运对于清代运输工具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略论清政府经营轮船招商局的成败

近代中国的航运业是被迫开放的最早行业之一，也正是在这个行业，清政府比较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在客观上提供的有利条件，借鉴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经营管理方式，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招商局从成立伊始就是为外资航运业的对立面出现的，在洋务派的扶持和保护下，轮船招商局采取切可行的措施，努力扩充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封建的清政府终究不能使它在竞争取得彻底的胜利。     

清代泉台郊商的善举

清统一台湾后,在泉州与台湾贸易中出现了一个经营郊行的商人——郊商,他们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以其较雄厚的经济实力,积极参与泉台的公益慈善活动。从现存的一些碑刻和地方文献资料可见他们在修桥筑路、兴学助教、济贫助困、赈灾救荒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善举。郊商的这种行为体现了其乐善好施的良好美德,得到地方政府的褒扬和民众的赞誉,也为郊商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获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