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学习西方思想之集大成者

在中国近代史上,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是向西方学习的一派人物。但在学习的深度、广度和效果上存在着差异,洪秀全是“蜻蜒点水”,康有为是“半生不熟”,只有孙中山才是向西方学习的集大成者。     

洪秀全 康有为 孙中山 学习西方思想之比较

在中国近代史上,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是向西方学习的一派人物。但在学习的深度、广度和效果上存在着差异：洪秀全是“蜻蜓点水”;康有为是“半生不熟”,只有孙中山才是向西方学习的集大成者。     

康有为“衣带诏”缘起及演变

康有为“衣带诏”问题是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衣带诏”也是理解戊戌后中国政治变动的一个重要文件.百余年来,学者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认同的以为“衣带诏”确有其事,否定的以为所谓“衣带诏”纯粹是康有为的编造.由此展开,一些学者渐渐从人格上否定康有为.其实,排比梳理新旧文献史料,应该承认“衣带诏”确实存在,只是康有为并没有亲眼见过,也不是写给康有为的.康有为在戊戌后顺势利用了这份文件寻求其合法性,但由于戊戌之后杨锐、林旭等当事人或不在了,或根本不愿说,就连康有为本人也难以弄清“衣带诏”真正的来龙去脉.     

论康有为设想的_大同_世界_兼与汤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是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与对《大同书》的评价有关,而且也与对康有为的评价有关.汤志钧同志在《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文中说:“我在《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见《历史研究》一九五九年第八、十一号)中指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大同书》中所说的     

康有为痛悼“六君子”

康有为痛悼“六君子”⊙吕俊昌⊙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写了一副挽联，沉痛悼念为变法而牺牲的“戊戌六君子”。这副挽联是：殷干酷刑，宋岳枉戮，臣本无恨，君亦何尤，当效正学先生，启口问成王安在汉室党锢，晋代清谈，振古如斯，于今为烈，恰如...     

康有为教育思想评介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故又称“南海先生”。康有为是我国近代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戊戍变法运动中，他以爱国之心，除了提出改革政治、挽救民族危机的主张外，还积极倡导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并提出了崭新的教育理论，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不徒有教育家的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梁启超语），其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的一些教育主张至今仍有研究和借鉴的重要价值。一、教育是“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康有为…     

献身甘作万矢的 著论求为百世师——梁启超教育活动述略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出身于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家庭。幼年受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并应过科举,中了举人,十八岁后,开始接触西学,并经同学陈千秋的介绍,拜康有为为师,思想上深受康有为的影响。1894年随康有为入京会试并帮助康有为从事各种维新活动,如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等,他是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历史上并称为康梁,是戊戌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可说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杰出政冶活动家     

光绪皇帝与“戊戌密谋”无关

杨天石同志在《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一文中认为,在戊戌年(1898年)“光绪是了解并同意康有为杀荣(荣禄)、围园(颐和园)、废后(慈禧太后)密谋的,并曾命令袁世凯实施”。此说值得商榷。 (一) 光绪皇帝不了解康有为“密谋”杨文援引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袁世凯的《戊戌日记》等史料中关于康有为、谭嗣同等准备把“圍园废后密谋”奏明光绪帝的记载,断言光绪帝是了解“密谋”的。“准备奏请”不等于实际已经奏请,康有为、梁启超等从未说过已将“密谋”奏明光绪帝,杨文亦未引证一条“已经奏请”的史料。事实上,康有为等未将“密谋”奏明光绪帝。戊戌七月,盛传慈禧太后将利用九月在     

关于鲁迅作品某些注释的几种意见

本刊今年第三期发表了薛绥之同志《对鲁迅作品某些注释的异议》一文以后,陆续收到一些讨论这个问题的来稿,为了有助于深入研究鲁迅作品,搞好鲁迅作品的教学工作,现将来稿意见综述于下,供大家参考。关于《祝福》中的“新党”:李何林同志认为《祝福》中的“我”应是“五四”或“五四”以后的人物,是“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新派人物”。认为“我”不属孙中山的革命派,“因为如果是孙中山的革命派,则离康、梁不远,两派还同时论争过,作者就不必说‘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所以认为这“新党”就不应该包括到“五四”时代,鲁四老爷所骂的     

巧笔妙改意蕴长

国学大师章太炎与康有为政见不合。一次康有为过生日。各界人士赠送寿联。章太炎撰联辱骂康有为：≯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这上联将《中庸》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一句隐去“妖孽”二字，下联把《论语》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一句隐去“贼”字，上下联末句又嵌入康有为的名字，构思巧妙，令人拍案叫炮。康有为的大弟子粱启超看了，不声不响，疾书四个事，分别添在两联的下面，使对联变成为：“国之将亡必有忠烈；老而不死是为人瑞。…众人读罢，称赞不绝。     

“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

所有的中国近代通史作,几乎都有康有为于1895年5目2日发动“公车上书”的记载。虽曾有人提出异议,却未引起重视。事实上,康有为虽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至都察院上书。康梁等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康有为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特色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的同时,也引入了伦理道德思想,人道主义是其中西结合的思想成果。该思想成果的特色即产生方面为“中体西用”,内涵方面为“返古开新”,价值方面为“改良创新”,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未来的设想,具有反封建和解放人性的历史进步意义,推动了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     

康有为与《上清帝第一书》

整整一百年前,改良思想尚未成熟的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的民族危机,伏阙上皇帝书,请求变法,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是为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上清帝第一书》体现了     

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虚君共和”观念再辨析

在武昌起义爆发至清帝逊位期间,即狭义的辛亥革命时期,康有为的著述不限于《救亡论》与《共和政体论》。依据他这一阶段的著述,康有为提出的“虚君共和”主张内容较为复杂,存在很强的张力,学界有关康有为以英国为“虚君共和”典范、其有关思想不过是他君主立宪主张翻版等传统观点,尚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依据“共和”国体与政体的内涵,康有为的失败似乎也不在于“虚君”,或可以说名在“虚君”,而实在“共和”。     

康有为大同理想初探

大同理想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理想,大同世界更是为万千中国人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广泛吸取了古今中外各种先进思想的养分,揉进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民众,描绘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图画。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进行探讨：康有为大同理想的核心——“仁爱”;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实质——“平等”以及康有为大同理想的终极——《大同书》及大同世界。     

康有为的学前教育观

康有为(1858-1927),是我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曾因“百日维新”运动而闻名于世。他还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教育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在其名著《大同书》中对学前教育有过许多论述,有些至今仍可批判地吸收借鉴。(一)论儿童公育的重要性康有为对两千多年来封建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对儿童实行公养公教的主张。他指出,封建家庭是“贪诡、欺诈、盗窃、作奸、杀夺”等等     

严复：“十九世纪末最敏感的人”

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他既没有冲锋陷阵,英勇斗争,血战沙场,又没有振臂呐喊,奔走四方,高呼革命,他虽没有显赫的业绩,却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奉献了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影响了几代先进的中国人。既赢得了与他同时代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的称道：康有为佩服他是“中国西学第一”“眼中未见此等人”;梁启超称赞他是“中学西学为我国第一流”;     

天外有天

末代状元张謇是个颇自负的人。他闻说康有为善对对子,很有些不以为然,一日见了康有为,便徐徐吟出一联来:“四水江第一,四方南第二,先生来自江南,还是第一还是第二?”吟罢暗喜,想康有为未必能工对,哪知康有为很快便悠悠地念出下联来了:“三教儒为首,三才人居后,小子本为儒人,不敢居前不敢居后。”张謇一听始知康有为     

康有为的宗教观——以神道为中心的考察

明治维新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神道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开始了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研究。他所主导的戊戌变法,就是以明治维新为样板进行的。康有为关于日本经验介绍的著作或文本,很少着笔介绍日本神道,甚至断言日本神道乃“东夷之旧俗,无足观焉”。为何康有为会对日本神道做出如此评价,其背后又折射出康有为怎样的宗教观?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基于这一问题,梳理和分析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等相关论著中关于日本神道的言论,可以发现,康有为对于日本神道的理解既有与前人一脉相承之处,又带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时代关心。     

试论康梁社会政治主张的差异与冲突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时势造英雄,是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成就了康有为,使他成了中国先进者队伍中的思想者,近代四位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也正是维新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使梁启超的才华充分展露,“齐名南海,并称康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