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应当对历史负责

报道应当成为时代真实的记录,这已经是新闻学的基本常识,无庸争鸣的定论了。但有些时候,记者想达到这个起码要求,很不容易。记得我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到新华社工作,正赶上“大跃进”。次年,国内农村部派我去农业展览馆采访——那时展览馆还未全部竣工,但新落成的展厅里已     

邻人的花园(二)

文人与计算中国的文人少有计算习惯。最典型的例子是相信大跃进亩产20万斤小麦的成就。这其中当然也有会计算的人为邀功请赏跟在里面瞪眼说瞎话,但是不排除有些文人对亩产20万斤根本没有概念。所以彭老总会憋着一口气罢官之后在挂甲屯院子里进行精心种麦的实验。可惜那么精确的实践结果当时没有公之于世的渠道。现在听一些学者(特别是留学归来的)讲学,他们有句口头禅(说出数字之后常用的):“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句口头禅揭示的是数字与概念(现     

“小个子跟大个子打球”怎么打?

几年前某省评好新闻对,一位大报的同行不屑一顾地说:“大报跟小报一起评好新闻,简直像大人跟小伢一起打球。”这话很伤小报同行的感情。真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想,那位大报同行如果把“大人跟小伢打球”改成“大个子跟小个子打球”就科学了。中国女排郎平是“大个子”,“高点扣杀”,拦网成城,很有威力;日本女排是“小个子”,但“小个     

要当新闻真言人

看了这个题目,或许会有读者说-现在正培养新闻发言人,怎么你又弄出个新闻真言人来?难道还有新闻假言人么? 我说,怎么没有?“大跃进”中,“亩产十万斤”的报道上了大报,不就是新闻假言人的杰作么?“文革”中,“形势一片大好”的广播震天响,不就是新闻谎言人的“贾雨村言”么?远的不再说了,就     

“小个子跟大个子打球”怎么打?

几年前某省评好新闻时,一位大报的同行不屑一顾地说:“大报跟小报一起评好新闻,简直像大人跟小伢一起打球。”这话很伤小报同行的感情。真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想,那位大报同行如果把“大人跟小伢打球”改成“大个子跟小个子打球”就科学了。中国女排郎平是“大个子”,“高点扣杀”,拦网成城,很有威力;日本女排是“小个子”,但“小个子”却“弹跳高”;又小巧灵活,于是“小个子”和“大个子”并列为世界四强。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大报有大报的长处,也有大报的短处;小报有小报的劣势,也有小报的优势。     

血拼商场

我在办公室里发毒誓：“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谁要发现我又去逛银泰(一家百货商场)了，我就跟谁姓!”我们大老板不是厚道人，他说他不信我会改姓，但相信我铁定会胖起来的，因为“食言而肥”嘛。     

有心还需有识

报道关全局,得失寸心知。有一回,我向报社老领导请教,正在兴浓处,他话锋一转,说:“莫以为跟着叫好就省心,不,不!”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还是顺着自己的思路开拓。什么报人可不能学街头围观卖膏药的那帮人,只要人家双手抱拳,走一圆场,说一声:“哥儿们弟兄给捧个人场”,我们就扯着脖子直声吼:“好!”不管他卖的是真东西还是伪劣货;什么报人更不可学旧社会那些跟着恶少的痞子,专在戏台子下为某一个“戏子”叫好,而自己明明知道这声“好”的背后有险恶用心……渐渐地,他的语气里有了不想掩饰的激愤:“我这绝不是空穴来风!要知道,我们的报界确实出现过一些专业叫好者,曾经为‘亩产10万斤粮’的‘卫     

最暖除夕

<正>以前农村流行着一句老话：大人盼种田,小孩子望过年。大多数国人在“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声声欢乐里,千家万户“新桃换旧符”以后,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吃着团年饭才是辞旧迎新的“重头戏”。有一年外婆捎信,让母亲携带我们回娘家团年。我一听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外婆家左邻右舍的孩子跟我年龄大致相仿,所以比较投缘。再加上乡下物产丰富,     

那时的"明星"还不"牛"--抹不掉的记忆之七

印象中,上个世纪80年代,“明星”不比现在少。那时他们都叫“文艺工作者”,还没有自称是甚么“家”的。采访他们的记者不多,他们也不跟记者吵架、耍大牌,更没有动不动就跟记者打官司的。采访他们,跟采访别的人物,感觉上没啥区别。那时我在记者站,整天往县里跑。就在县里,我还“碰”上并采访过几个影视“大明星”。我采访方舒,是在一个县剧院经理的单身宿舍里。那时方舒正跟一个歌舞团在这家剧院演出,我想采访她,就跟剧院经理说了,经理去问方舒,方舒一口就答应了。在那间简陋的单身宿舍里,我们一共谈了两个多小时。那时方舒已经很红了,刚拍了…     

为了不再『放卫星』……

先说一段“旧闻’:1957年“大跃进”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干不成的”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小麦高产卫星”接二连三地上天,令人瞠目结舌的“纪录”不断被刷新,河南遂平县一块实验田亩产小麦7210斤的“最高纪录”赫然跃上各大报的头版头条,“亩产万斤粮”的目标似乎已近在咫尺,伸手可及……     

“和”“同”“与”“及”

“与”,“及”是从文言釆的,口语里很少说;“同”流行于华中一带,带一点方言色彩。在普通话里,“跟”用得最多,但是文章里最常见的是“和”. “和、跟、同、与”都有两种作用。比较:(1)水仙和腊梅都开了。(2)他和我说话呢!在前一句里,“水仙”和“腊梅”的地位是平等的,“和”字的作用在于把这两个并列的成分连接起来,这个“和”是连词。在后一句里,“他”和“我”的地位不平等,“他”是“主”,是说话的人,     

一个编辑读《红楼梦》

题记题目既平且直,这个“编辑”就是我。为什么不用“我”,而要标明“编辑”? 因为一则,编辑是我的职业,我已经干了四十年,打算还干下去。编辑无非咬文嚼字,于是来了个“二则”。二则,说明我读《红楼梦》,无非咬文嚼字而已。咬嚼似有所得,我居然也“欣然忘食”,陪父亲喝酒的时候跟父亲说,在办公室里跟朋友们说。他们听了都怂恿我记下来,可能因为他们也是编辑吧。     

赵香瑞与《财会人生》

“前几天，一位在沈阳经商的外地朋友，跟我讲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讨货款被骗的事情，我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坐在电台直播间里，赵香瑞侃侃而谈。     

说说文章的“核儿”

题目中的“核儿”二字,读音为“胡儿”。它和我们平常说的杏核儿、桃核儿等中的“孩儿”二字读音为“胡儿”一样。说文章有孩儿,这不是我的发明。在八十年代中期,著名作家林斤澜同志就谈到过。大约是1984年左右,林斤湘同志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结业余作者讲课。林斤湖讲课,我没有去听,但文化宫组织讲课的同志录了音。他们把录音用文字记录下来,请我结帮忙整理,然后发表在他们内部的一个刊物上。我在整理林斤澜同志的录音记录时。看到里边讲到文章的“魂儿”,并且还举了莫泊桑著名的小说《项练》中的情节来做例子。当时,我没有反…     

宁可少说 不可多说

人们常说,新闻宣传要注意留有余地。“宁可少说,不可多说”,是新闻宣传的重要技巧之一。 “少说”或“多说”什么?当然是可供新闻宣传传播的事实。非事实自然不在“少说”或“多说”之列。1958年12月,毛泽东谈到粮食总产量如何报道,是多报还是少报好时说,今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多,但究竟多少,说法不一,有说一万亿斤,有说九千亿斤,也有说七千五百亿斤的,我说就是七千五百亿斤的好。报道中究竟说多好呢?还是说少好呢?说     

阅读，十分快乐十分异想——第16届台北书展纪实

第16届台北书展2月13日至18日于台北世贸展览馆盛大举行,来自全球38个国家的出版人与出版机构展出了2145个展位,在湿冷的天气里热情地举办一场为期6天的书香嘉年华会。今年以“阅读,快乐的异想世界”为主题,强调阅读是一种无可取代的乐趣。经主办单位台北书展基金会统计,今年有41万人次参加书展,人潮较去年略有微幅成长。     

我在美联社实习

我在埃及任常驻记者的几年里,跟美联社记者接触最多,曾在多次重大事件采访中与他们“真枪实弹”地较量过。尽管各为其主,胜负难分,但我在潜意识里时时将美联社记者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认识和研究美联社成为我的一个心愿。     

写在一万一零里时

“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报道活动刚一举足,便得到老百姓、新闻界的一片叫好声。喝彩所向,倒并不因为表彰了谁,而在于把那些伪劣产品和生产厂家、销售商号公诸万目之下。群众终于能如此看重新闻媒介了。新闻界同仁的确应该好好庆贺一番。但我却心怀忧虑,我在想:当“中国质量万里行”结束后怎么办?也就是说当新闻记者走到1万零1里时又该如何?到那时,是否舆论监督就会偃旗息鼓?是否商品质量又要重走老路?果真如是,则不能不令人对这次壮举生出诸多困感。“中国质量万里行”带来的启迪,实在很多。最     

“和砷”王刚的自白

这是我的自传,毫无疑问。我已经年过六十,比共和国年龄还大半岁多。自然地,我的感悟都跟时代紧密相连．但是可以亳不犹豫地说,我的“岁月感悟”跟当时的一般人、大部分不同．我人生经历里贯穿的某种情感疏远和“另类”．是以前未曾吐露过的——习惯于口齿伶俐说别人的人。终于也要来一场“自供”。     

读报求疵录

平时,我常看《新疆日报》和《乌鲁木齐晚报》(以下简称日报、晚报),来学习新闻业务知识,收益不小。但也发现有的报道在写作中有误。下面抄录几条,以求引起采编人员注意。数字不吻合日报1985年4月10日一条消息,写上海支边青年薛惠芬“去年分管的104.8亩水稻,不均单产1,344斤,总产138,000斤。”演算一下,发现数字不对,总产少了2,851.2斤。尽管这两千多斤和十几万斤相比微不足道,但既然都用实数,就应互相吻合,差一斤,新闻也会失去准确性。“1984年信访处共收到群众来信一千四百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