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贾后: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

晋惠帝皇后贾南风,是西晋历史上一位颇受非议的人物,晚近史家和学人均将其作为女人干政、扰乱西晋政治和开启八王之乱的罪魁而大加贬斥,并因此把“八王之乱”的时间界定为从贾后开始执政的惠帝元康元年(291）到光熙元年(306),长达16年之久。实际上从惠帝元康元年(291）到永康元年(300)贾后执政这一段时间里,“朝野安静”,“海内宴然”,政局是稳定的,无甚“乱”可言。我们应摆脱“女人祸水”之类封建旧史观的束缚,对贾后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八王之乱”的时间也因此应从永康元年(300)四月开始算起,肇乱者是赵王伦,而不应把这笔帐算在贾后身上。     

对“八王之乱”的再认识

"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权力争夺,最终导致西晋国灭,拉开了五胡乱、南北朝分裂对峙的序幕.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古代史上无出其右者.它并不单单是场战乱,而是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广泛的外延.     

河洛关中的地理人文与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

黄河、洛河及其支流水系把河南和关中连接起来,使这一片地区成为传统中国政治的轴必蒂,探索西晋“八王之乱”发生的历史背景,除了应当考虑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和冲突之外,也要重视两京所在的地理状况、交通条件、军事形势以及周边的民族布局。实际上。“八王之乱”的发生,同这一带历来是宫廷角逐焦点和战争多发地段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论西晋惠帝羊皇后

贾后被杀后,在权臣孙秀的操控下,泰山羊氏献容被立为惠帝皇后。在“八王之乱”中,羊献容先后五次被废,又五次恢复后位。西晋亡后,其又被前赵君主刘曜纳为皇后。羊献容累废累立的遭遇,一身二后的特殊身份,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     

西晋的诸王封建与出镇

绪论 以魏晋至隋唐为中国"中世纪"的学说,对当时国家权力的分散倾向多有关注,而围绕封建制的议论便是其中之一. 例如,本田济先生分析了盛行于魏晋时期的封建论,认为当时的封建论是期待皇族子弟作为皇室屏藩发挥作用的一种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这一时代正朝着带有中世纪性质的和封建(feudal)性质的时期发展."[1]另外,作为沈约《宋书》史论(沈约对南朝宋、齐时期社会政治体制的见解)研究的一部分,川合安先生对沈约的地方政治改革论进行了考察,发现沈约在《宋书》的史论中,对皇帝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以批判,阐述皇族屏藩皇室的意义,主张有必要给官僚机构更多的权限,并认为"分权主张的历史,可追溯到魏晋时期的封建论",进而在对魏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封建论进行分析以后,指出沈约的地方政治改革论,是对魏晋封建论的继承,存在着强烈的分权意向.     

中原文明兴衰分水岭之商榷

中原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及以后330余年接续不断的天灾人祸,导致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原文明由盛转衰。因此,中原文明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不在北宋,而在晋末的“八王之乱”。     

明宣宗平定高煦之乱原因探析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其叔父汉王朱高煦仿效朱棣的靖难之役发动叛乱,但很快就被平定.明宣宗平定高煦之乱的原因可以总结为:明朝中央实力的加强和藩王力量的削弱;明宣宗治国经验丰富、知人善任;来高煦有勇无谋、失道寡助;明宣宗应敌策略得当.     

西晋皇族政治与“八王之乱”

自东汉末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分崩离析,延绵近百年。西晋于280年使支离破碎的山河重新统一起来,然而,仅仅十余年光景,291年出现的一场长达十六年之久的皇族内部相互残杀的战争——八王之乱,西晋政权又陷入更大的混乱和分裂之中。“八王之乱”与西晋短祚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笔者从皇族政治角度,重新透视西晋初期这段历史,发现一些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平定"布尔尼之乱"图海宣府出兵考

康熙十四年察哈尔部爆发了布尔尼之乱.笔者试图通过对漠南蒙古王公向背的分析,进而得出康熙帝适时命图海由宣府出兵,威慑动摇之部,对清廷迅速平定布尔尼之乱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试论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

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中央权力的激烈斗争和为时甚久的一场混战.从贾后发动宫廷政变发展到诸王混战,前后达十六年之久,大乱使西晋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迅速激化起来,西晋政权在大乱中走向覆亡.八王之乱是西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拟就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提出一点粗浅的意见.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西晋诗歌艺术新变论

从＂渐为新变＂的泰始诗坛到＂勃尔复兴＂的太康、元康诗坛,最后到＂变创新体＂的永嘉诗坛,西晋诗歌艺术逐渐脱离了建安风骨之慷慨激越与正始文坛崇尚玄思的风尚,向结藻清英、繁缛绮靡、刻意追求形式技巧的形式主义风尚发展,形成了＂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文学特征。并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可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在中古诗歌发展史上开创了继往开来的诗歌艺术风尚。     

西晋咏物赋的发展与赋体文学观的变化

西晋文人大量地创作咏物赋,咏物赋成为他们关注日常现实生活的一种表现方式。西晋咏物赋题材生活化,描摹事物生动形象,富于理的内涵,与前代的咏物赋相比,西晋咏物赋不仅题材扩大了,在艺术上也有长足的发展。西晋咏物赋的繁荣体现了赋体文学观的发展变化,倾向于征实①,追求穷形尽相,讲究分赋物理等,对后来的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东晋士族的学习高潮及其成因

在门阀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东晋时期,掀起了一个门阀士族积极学习的高潮。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间,涌现出大量的知名艺术家,在不同学术和文艺领域卓有造诣,他们重视家庭教育,重视艺术文化的传承。前辈注意培养后代,后代也认真地学习前辈的艺术传统,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家学传统。推究其因,东晋时期社会的暂时稳定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九品中正制对品、学的要求,都从客观上要求士族积极地学习,提高才学水准和品德修养,拥有文化优势,以适应社会的需要;门第观念的强化和家族利益的需要又促使其主动地学习和传承家学,从而区别于寒门士族并得以维护家族门第长盛不衰。正是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积极的学习心态以及独特的家学的传承家学家风造成了各家族文化的绚丽多姿,决定了各家族命运的盛衰。     

由陆机交游看西晋吴地文士的生存状态

陆机的交游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交游对象主要是以吴士为主的南人。这些吴士表现出三方面的群体特征：身份上,多为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吴地世家子弟;交往中,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具有相互提携和彼此保存的地域观念;心理上,具有普遍的吴地情结。在西晋南北地域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吴地文士的生存境况十分恶劣,但客观上来看,他们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     

论西晋诗歌的隐逸倾向及其诗史意义

受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影响,西晋文人在生活中谄媚权贵、豪奢侈靡,但在诗歌中又表现出高洁的人格和对隐逸的希企。西晋诗歌的隐逸倾向在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确立了我国古典诗歌＂以隐为贵＂的审美标准,使得诗歌中对隐逸生活的描写趋向审美化和精美化,并在诗史上初次实现了诗歌中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共存。     

陆机《晋纪》考

陆机作为一代文豪,著述甚富,除大量的文学作品外,史志目录还著录了他所撰写的晋朝第一部当代史《晋纪》。但综合史料加以考辨,此书的主要作者应为束皙,而非陆机;此书的正确名称应为《晋书》,而非《晋纪》。这部纪传体的晋史之所以误作编年体的史书,也是有因可寻的。     

"清":魏晋士人的社会生活理念

魏晋士人往往被视为张狂放荡的群体，但实际上，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洋溢着“清”的理念，其个性、才干、容貌、家庭生活、言辞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清”的特色，而魏晋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     

“元嘉之雄”历史意蕴解读——对谢灵运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谢灵运不仅是“五言之冠冕”,而且在其它领域都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应该给予其全新的,准确的历史定位。政治上,执着追求,“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学术上,玄学修养冠绝当时;文艺上,诗文书画堪称独步。其追求精神、综合素质、巨大成就,元嘉时期无人能出其右,被称为“元嘉之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