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文人的聚合生态和群体人格

文人士子的命运浮沉与王朝兴替息息相关,动荡不宁的战乱时局给西蜀文坛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前蜀政权与后蜀王朝递相承接,这时期的文人士子奔波流离,择木而栖,其聚散离合的生存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聚合生态和群体人格对揭示后蜀文坛的创作倾向、审美意趣和文学思想裨益良多。     

论唐末巴蜀文人群体的生存态势和人格心态

唐末五代之际,干戈扰攘、国土分裂,素有"乱世"之称。在武夫称兵、悍将嗜杀的混乱时代,许多文人士人为了躲避战火摧残纷纷选择避地南迁,这些南迁士人以迁入江淮和巴蜀地区居多。唐末之际的巴蜀文坛主要以中原地区播迁而来的移民文人群体为主,这些身处特定时空地域和历史背景下的文人士子在流寓和侨居巴蜀地区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卓立挺出、特色鲜明的生成聚合态势和人格思想心态。     

从王衍《醉妆词》谈前蜀词的俗、艳之风

五代前蜀后主王衍是一个荒淫无度,而又知音好文的君主,从其《醉妆词》可看出他对世俗享乐生活的竭力追求。上行下效,当时的文人大夫们也沉迷于游乐放纵的生活,反映在作品上,就是前蜀词坛俗、艳之风盛行。这种风气的形成与当时的音乐特征、时代大背景、蜀地的地域环境及君主的好尚密不可分。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琅邪王氏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

永嘉南渡后,北人南迁,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南朝文学以其艳丽的内容、精工的艺术技巧引领着当时文学发展的方向。琅邪王氏文人借助本家族在书法、音乐等文化艺术方面的优势,敏锐发现并积极实践一些新的文学创作方法,如在诗歌中积极践行声律理论,在散文和辞赋创作中追求唯美化。琅邪王氏文人的文学创作,不仅符合南朝文学新变的发展方向,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自觉的进程。     

早期《申报》文人唱酬与交际网络之建构

从1872年至1890年,早期《申报》曾刊登数量颇为可观的旧体诗词.《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任职期间曾在文人之中组织诗酒雅集,葛其龙等失意才子和洋场文人凭借着其骚坛地位与私谊关系,聚合在以《申报》为核心的唱酬中心,同时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的旧体诗唱和之作亦吸引了范围更为广泛的外围作者的投稿.三个不同层次的文人群体通过《申报》这一核心媒体平台的传播作用,开拓了海上文人唱酬的诗坛风气和近代都市的人际交往空间.     

前蜀上层人事构成与政权稳定性的关系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南北割据政权并立,而偏安于川地的前蜀正是南方割据政权之一。蜀主王建虽然出身卑微,但通过"豹变",以假子、乡党、土豪、文士为重要依靠力量,迅速建立了割据政权。但由于五代动荡的大背景和前蜀的小环境反映出这些依靠力量既是政权建立的中流砥柱,同时又是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     

军权与琅琊王氏门阀地位的升降

军权,历来是政权的核心,掌握军权是控制政权的关键.终晋之世,琅琊王氏未改变其在东晋政坛的门阀地位,但其显然经历了一个由琅琊王氏一门独大到先后为庾、桓、谢、太原王氏分享门阀政治特权的过程,即由"王与马,共天下"转变为与其他门阀与皇权共治天下,这种政治格局的转变与琅琊王氏对军权掌控力的强弱有密切关系.     

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

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这对于当时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明代中期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等复古派，是从商贾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忏悔转到文学艺术的层面的自悔；王世贞、谢榛、吴国伦等复古派后劲的自赎，有利于他们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由格调转向性灵；袁中道、谭元春等晚明革新派的自悔，也有利于深化晚明文艺启蒙思想。显然，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的自省自悔，从特定的层面展示了“真文人”的心态，是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标志之一。     

五代时期前后二蜀的集权政治与区域经济

五代时期先后割据四川的前、后蜀政权,均是外来军事集团建立的非土著割据王朝,其政治命运依靠中央集权化国家机器的维护。前蜀依靠流亡四川的士人试图建立儒家化政治,后蜀则始终致力于中央集权的行政努力。前、后蜀也均面临如何摆脱开国军事贵族集团对王朝延续的威胁问题。前蜀求助于宦官专政,从而走向覆亡。而后蜀则通过中央集权维护了皇权权威。前、后蜀均通过劝农为王朝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在经济领域,后蜀成就更显著,实现了近二十年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