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笺《秋兴八首》发微

钱谦益于明末著述的《读杜小笺》对杜甫的《秋兴八首》作了笺注,入清之后,《钱注杜诗》又更为详尽地为这八首诗作了注解.两次笺注侧重不同,方法各异,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钱氏在“天崩地解”之后,于笺注《秋兴八首》中,以史证诗,寄寓其对前明的忠诚,满怀遗民之痛.     

阐释的自由与维度——论《钱注杜诗》“诗史互证”阐释方法

明末清初时期,众多注家纷纷对杜甫诗歌进行笺注、校释,钱谦益所撰《钱注杜诗》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阐释成果,突出贡献是开创了"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钱氏的阐释方法表现为,借助历史材料发明诗人心曲、以考证史事为侧重、以抉隐发藏为旨归,在阐释杜诗时往往将古典与今情相通、借李唐往事暗指明代政治、委婉抒写明末政治及己身所处的艰难环境,具有较鲜明的个人感情色彩。     

《钱注杜诗》王士禛部分评语著作权属邵长蘅之考论(上)

王士禛评点《钱注杜诗》的杜诗评语与邵长蘅的杜诗评语基本相同,将二人杜诗评语全部辑录进行比较,根据《钱注杜诗》卷十一末朱笔书曰"乙未二月望月系毕"一语以及邵长蘅与宋荦的密切关系,对王士禛杜诗评语进行厘定考证,得出了《钱注杜诗》中王士禛的杜诗评语是佚名所录而成,且归属权实属邵长蘅的结论。杜诗评点出现文献混淆的原因,首先在于杜诗评点发展到清代,评点家甚多,集评本辑录数名家之评语,难免混淆;各种杜诗评点版本的评语本身常被借来借去,便出现了假冒现象。其次是邵长蘅杜诗评点具有独到之处,评点本又未刊刻示于公众,故会邵冠王戴。此外,评点者以王士禛之名势来提升《钱注杜诗》版本的传播价值。     

《钱注杜诗》王士禛部分评语著作权属邵长蘅之考论(下)

王士禛评点《钱注杜诗》的杜诗评语与邵长蘅杜诗评语基本相同,将二人杜诗评语全部辑录进行比较,根据《钱注杜诗》卷十一末朱笔书曰“乙未二月望月系毕”一语,以及邵长蘅与宋荦的密切关系,对王士禛杜诗评语进行厘定考证,得出了《钱注杜诗》中王士禛的杜诗评语是佚名所录而成,且归属权实属邵长蘅的结论.杜诗评点出现文献混淆的原因,首先在于杜诗评点发展到清代,评点家甚多,集评本辑录数名家之评语,难免混淆;各种杜诗评点版本的评语本身常被借来借去,便出现了假冒现象.其次是邵长蘅杜诗评点具有独到之处,评点本又未刊刻示于公众,故会邵冠王戴.此外,评点者以王士禛之名势来提升《钱注杜诗》版本的传播价值.     

从经学到诗歌诠释学--以《钱注杜诗》为中心考察

明末清初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二十卷是一部极有影响的杜诗注本,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钱氏是以经学方法完成杜诗笺注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考察中国传统的诗歌诠释发展史,可以看出,古典诗歌诠释方法来自古典文献注疏学的启迪,而古典文献注疏学又是在经学基础上产生的。     

《垂老别》“岁暮”新解

杜甫《垂老别》有句云: 老妇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其中“岁暮”一词颇费解。我们都知道,杜甫是乾元二年(759)三月,由洛阳返回华州任所,耳闻目睹了人民的痛苦情状,写成了组诗《三吏》、《三别》的。既然是春三月,而何言“岁暮”呢?近查《钱注杜诗》、《杜诗镜铨》、《杜诗详说》、《读杜心解》等书,对“岁暮”一词,均未有注。建国后,新出版的杜甫诗选,多数也都避而不注,但在译文中却译作“老伴卧在路旁啼哭,寒冬腊月穿的是单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杜甫诗选读》)但     

论杨伦《杜诗镜铨》的经学意识

杨伦是＂毗陵七子＂之一,他笺注的《杜诗镜铨》是最有代表性的杜诗注本之一,在杜诗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以《杜诗镜铨》为依据,从经学角度阐述《杜诗镜铨》蕴含的经学意识,以此探寻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在思想根源。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该书采用＂以经治诗＂的方法阐释杜诗蕴含的儒家经学思想,二是注重杜诗包含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三是阐述杜甫诗学源于经学的诗歌创作理念。     

杜甫研究辨误三则——与萧涤非、丁启阵、肖文苑等先生商榷

萧涤非先生在《杜甫诗选注》中认为《曲江三章章五句》＂是杜甫的创体＂,考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实践,此格实则首创自南朝梁代张率的《白纻歌辞》 丁启阵先生在其著作《诗意人间》中关于唐代大诗人杜甫生平交游的论述里,两度将杜诗中所载的好友苏源明,错解为杜甫晚年方才结识的友人苏涣,与创作实际完全不符,实属对于杜诗的误读 而肖文苑先生在其所著《唐诗趣话》＂杜诗觅虎＂一节中,误以杜甫《彭衙行》诗作于《北征》诗之后,遂将二诗所记之事时间前后颠倒,亦有失察之嫌。     

王洙的杜甫研究

王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宋代最早编辑杜甫集子的人。他的《杜工部集记》记载着重要的杜甫生平材料,与新旧唐书、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所载不同,这些材料主要来自杜甫诗文注和唐实录。王洙注杜诗自宋代起就有人怀疑,但要否认王洙的著作权,又缺乏真正有力的证据。王洙注杜诗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精美的校勘;二是较全面注释;三是阐释诗意。王洙注的精彩之处多流传后世,其错误与不足也为后世的杜诗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王洙注在杜甫学史上的地位非常之高,应该引起杜甫学史研究的足够重视。     

杜诗学（上）

杜诗学（上）廖仲安一、“杜诗学”的由来“杜诗学”，简称“杜学”，顾名思义，就是有关杜甫诗歌的一切学问。但是，“杜诗学”和“杜学”的名目，在历史上出现颇晚。“杜诗学”之名，始见于金人元好问的《杜诗学》一书，其书引言全文如下：杜诗注六七十家，发明隐奥，不...     

神光所聚 一“破”万随——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读谈起

<正>一杜诗自宋代经典化以来,备受历代推崇,甚至出现"千家注杜"的大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作为杜诗代表作,多次入选现当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据统计,在百年中小学语文教材中~(1)《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入选次数位居杜甫诗歌之冠。与此同时,此诗历来颇有歧解,即使进入当代亦不曾稍减,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关于"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     

《苕溪渔隐丛话》之杜甫论

胡仔所辑《苕溪渔隐丛话》有意突出唐之李、杜,宋之苏、黄。从所辑关于杜甫的条目来看,有论杜诗之渊源所自、杜诗之注解、杜诗之版本校勘、"诗史"论等,从这些方面入手,来对宋代杜诗学做一探索,既具有文献学意义,同时也具有文学批评意义。     

读《杜诗析疑》札记

杜甫将中国古典诗歌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使中国古典诗歌以前所未有的步伐深入到人民生活之中,又以其卓越的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哺育了一代代诗人。因此,研究杜诗对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诗歌是非常有益的。也因此,读了傅庚生先生的《杜诗析疑》大受教益。《析疑》对杜诗中的疑难问题所作的解释,其中不少是很精当的,我深感傅先生对注杜用力之勤。但是,由于受到某些观点的影响,加之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又觉得《析疑》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刘勰与钱钟书：文学通论——兼谈钱钟书理论的潜体系

论文比较的对象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钱钟书的《谈艺录》,以及钱氏1946年36岁或以前完成的其它文学论著。文章依据《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从＂原道＂到＂隐秀＂,作刘、钱文论的比较,对二人论比喻和论言外之意着墨较多。二人＂打通＂复＂圆览＂,直探文学的核心。论文通过对若干文论概念（或范畴）的比较,说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古学今学道术未裂,＂大同诗学＂（commonpoetics）可以成立。有论者谓钱氏的《谈艺录》（以及《管锥编》）都属札记式书写,缺乏体系,而有微词。论文指出,钱氏固然有其具备体系的文论篇章,其《谈艺录》（以及《管锥编》）自有其＂潜＂体系或＂钱＂体系;钱学学者就钱著作内容加以分类、整理、建构,当可形成＂显＂体系。     

论《钱注杜诗》的诗史互证方法

本文认为 ,《钱注杜诗》是以经学的考证方法为基础 ,以史学的实证方法为架构所进行的文学阐释 ,是诗史互证的典范著作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论&lt;&lt;钱注杜诗&gt;&gt;的诗史互证方法

本文认为,《钱注杜诗》是以经学的考证方法为基础,以史学的实证方法为架构所进行的文学阐释,是诗史互证的典范著作,具有超高的学术价值。     

杜诗仇注献疑

杜甫的诗歌,自宋至清,注家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援据繁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要,可资考证者为多。”然洋洋巨著,疏漏之处,实亦难免。后出的注本如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对仇注均作过补充和纠正。清人施洪保所著《读杜诗说》驳难仇注,不遗余力,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今人傅庚生、徐仁甫、邓绍基诸先生亦对仇注匡正补苴,发表过很多宝贵的意见。尽管如此,仇注中的问题还时有发现。今不揣浅陋,献疑数则,以求正于方家。若偶有失检,所论已为前人或时贤道及者,敬祈指示。     

《杜诗详注》和清代学者的杜诗研究

《杜诗详注》作为清代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者在整个杜甫研究领域地位很高,是现代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学者不可或缺的一本参考书。《杜诗详注》集考证研究和文学评论为一体,综合了这两种对于杜甫诗歌的主要研究方法。《杜诗详注》一书是在清代整体研究杜甫热的基础上完成的。本文考察了早期清代的杜甫研究概况,并指出了《杜诗详注》一书的独特价值。     

杜诗《九家注》本引赵次公注有误

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以下简称《九家注》是杜甫诗集的宋人集注本。这部书在集注方面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对于曾风行于世的所谓的“杜诗苏轼注”，即伪书《东坡事实》，不加采录。郭知达《序》说：“如假托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减不载。”     

郭沫若和杜甫

郭沫若幼年时爱读王维、李白诗而不甚喜欢杜诗。随着年岁的增长，社会生活面的扩大，他对忧思深广、风格凝厚的杜诗之喜爱日益加深，对杜甫的评价也非常之高。杜诗对他的新、旧体诗之创作都有影响。在其著作《李白与杜甫》里，他对杜甫贬抑过甚，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思想逆折。“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肯定杜甫及其诗歌的正确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