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场口事件在世界日报内部引起的一场争论

1946年2月10日,以李公朴、章乃器、郭沫若、沈钧儒、施复亮等为首的各界民主人士,为庆祝旧政协会议的成功,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暴徒的破坏,造成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事件。当时重庆各派报纸都有不同记载,但会场情景有目共睹,事实真相不必重述了。我在这里只就毕群同志在《新闻研究资料》第四期上所写     

郭沫若致“兰亭富翁”罗培元的一封信解读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避居香港。1948年底,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统战委员罗培元帮助下,郭沫若与沈钧儒等人成功穿越国统区,辗转北上,顺利到达北平,于1949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之后的新中国开国大典。     

冯玉祥为营救“七君子”与蒋介石往来密电

1936年11月,蒋介石下令逮捕在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邹韬奋、沙千里等七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案发生后,冯玉祥即积极进行营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发现冯玉祥为营救“七君子”与蒋介石往来密电三件,特披露如下,标点为选录者所加     

在旧上海采访

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是国民党军政要人集中的地方,也是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工人队伍的力量最雄厚,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很强大。因此,两种力量的斗争十分激烈、尖锐,而且相当复杂。日本投降后一段时期,上海爱国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群众运动非常活跃。这里聚集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有郭沫若、茅盾、沈钧儒、     

重庆较场口事件档案选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急于发动内战,消灭异已,加强独裁。对饱受战争痛苦的各阶层人民要求和平、团结、民主、进步,则一概仇视。尽管在民主力量推动下,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了旧政协会议。迫使蒋介石签订了“五项协议”。然而墨迹未干,一场反民主的暴行丑剧就在重庆较场口演出,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事件”。馆藏有关档案,是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制造较场口事件的铁证。现予公布,供研究现代史参考。     

王造时与《前方日报》

王造时是我国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出生于江西安福,15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五四时期是清华的学生领袖,1925年赴美留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后,被上海光华大学聘为政治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入救亡运动,是我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驱之一。1936年他和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了各项抗日救国活动,成为救国会的领袖之一。同年11月他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7人(被人民称为“七君子”)一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于苏州监狱。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在7月31日将“七君子”无罪释放。王造时出狱后,首先在上海组织抗日团体支援“八一三”抗战。上海沦陷后,他去南昌参加创办培训抗日干部的江西省政治讲习院,同时被国民政府聘请担任国民参政员。1938年下半年政治讲习院结束后,王造时回家乡吉安创办了“前方化社”,积极开展抗日化宣传活动,不久就创办了《前方日报》。     

“文化之粮 必熟必精”——郭沫若关于出版的三则题词

一1946年5月上旬,郭沫若举家从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迁居上海,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成立于40年代初的群益出版社,则于同年年初由重庆迁往上海。该社成立之初由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和他的侄子郭培谦(字宗益)出面申办,社名从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寓意亦佳。该社主要出版郭沫若的著译,如这一时期连续创作的《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屈原研究》《十批判书》等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学术著作。周恩来称郭沫若是“革命文化的班头”,群益出版社在传布郭沫若著译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郭沫若移居上海后,该社经理吉少甫即向该社…     

《韬奋精神六讲》(连载四)

3.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23日凌晨,韬奋与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7人突然分别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罪名是“危害民国”“妨碍秩序”.国民党政府早已把救国会视为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一大障碍,对救国会公开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十分恼怒,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指使下,终于加紧了对救国会的迫害.     

王研石计访宋庆龄

1936年秋,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重要领导人的宋庆龄,由国外返沪.当时,全国抗日救国热潮高涨,又值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爱国有罪”遭国民党政府逮捕监禁的“七君子之狱”事件发生,更见群情激奋.宋庆龄的回国,顿时成了上海乃至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件大事.人们都迫切地想知道:面对国家民族这种紧急的状态,宋庆龄态度如何?     

共和国第一印诞生记

正1949年6月15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凯歌声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了,其根本任务如毛泽东所说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筹备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为李维汉,副秘书长为余心清、齐燕铭等。     

匕首·投枪·堡垒——上海“孤岛”时期的报纸文艺副刊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作为我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中心地的上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左联”自行解散,“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论争停息,左翼作家丁玲、艾青、田间、周扬等纷纷投奔抗日民主根据地,郭沫若、茅盾、田汉、夏衍、阳翰笙等先后撤离上海,辗转到重庆、桂林以及香港等地,以笔作枪,积极从事革命文学艺术活动,成为这一时期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的中坚力量。     

“七君子”案件档案选

“七君子案件”是在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号召下,国内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步人士及广大人民要求抗日的重要时刻,国民党当局企图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重要罪证。从1936年11月沈钧儒等七人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江苏高等法院提起公诉到1939年2月重庆四川高等法院一分院撤回起诉并牌告,这个案件历时两年零三个月。我馆收藏的此案部分档案,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案件的过程,对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七君子案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特选编公布。     

新中国开国大印诞生秘闻

1949年6月,新政府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名单,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统一全中国,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化和国防建设。     

1949:上海秘密营救民主人士

正时近1949年,解放战争决战正酣,避居上海的政治名人骤然成为关注焦点。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全国各地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符定一等潜出平津,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从香港秘密北上,上海这边还有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史良等众多著名的民主人士暂时未动。     

郭沬若研究的新视角——《郭沫若思想整体观》评介

著名文学家郑伯奇、阿英在20年代,即有研究郭沫若其人其书的精心之作发表,因此“郭沫若研究”可谓肇始于70年前。似乎中国人的习尚更着重于“盖棺论定”,在郭沫若身后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展开,近年来研究郭沫若的论著相继问世,陈永志教授的《郭沫若思想整体观》一书,近日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推出。     

“最愉快的十二年”——记夏衍的新闻生涯

1937年,周恩来要夏衍协助郭沫若编一张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这份报纸于当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这正是“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上海激战之际。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夏衍当了12年的新闻记者。他最初是在上海、广州、桂林的《救亡日报》;皖南事变后,到香港和邹韬奋、范长江等同志一起创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夏     

“最愉快的十二年”——记夏衍的新闻生涯

1937年,周恩来要夏衍协助郭沫若编一张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这份报纸于当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这正是“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上海激战之际。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夏衍当了12年的新闻记者。他最初是在上海、广州、桂林的《救亡日报》;皖南事变后,到香港和邹韬奋、范长江等同志一起创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夏     

开国大印出自谁人之手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齐燕铭为副秘书长。筹备会决定成立6个工作小组,各小组分别承担开国盛典的相关事宜。周恩来委托前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陈叔通负责办理国印之事,并让齐燕铭协助陈叔通策划这项工作。     

开国大印出自谁人之手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齐燕铭为副秘书长。筹备会决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各小组分别承担开国盛典的相关事宜。周恩来委托前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陈叔通负责办理国印之事,并让齐燕铭协助陈叔通策划这项工作。     

沈钧儒的新中国梦想

沈钧儒的老友徐雪寒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对我一个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徐雪寒对此感叹不已：“要知道当时长征方停,疲兵饥卒,不及万人。局处陕北不毛一隅之地,所谓‘有识’之士,已在纷纷预料红军必将消灭无疑。蒋介石也是自信‘剿共’已经必胜了。衡老（沈钧儒字衡山）的话,是多么有远见。多么洞识国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