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法制建设述评(1927-1936)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银行公会积极参与银行法制建设,尝试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途径与政府交涉,希望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既维护了银行业的合法权益,也为政府金融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了依据。由于在法制建设上依据的标准和原则不同,虽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上海银行公会的意见与建议,但二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冲突与矛盾,以致制约了近代中国银行法制建设的进程。     

近代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制度述略

建立准备金制度,是银行巩固信用最基本的措施,也是中央银行稳定金融市场最有力的工具。可是,抗战前中央银行长期缺席,或徒拥虚位,无法担负起“银行的银行”的责任。鉴于此,上海银行家在充实准备金的同时,以上海银行公会为平台创设了联合准备制度,有效地化解了金融风险,并促进了近代中国银行经营方式和金融制度的创新。这不仅显示上海银行界的逐渐成熟,也反映上海银行公会创新金融制度的动力和效果并没有随着改组而削弱。     

海内外关于上海银行公会研究的新进展

上海银行公会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银行同业组织,从1918年成立到解放初期结束,历时三十余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外学者逐步展开了对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共发表论文十多篇,不同程度涉及或提到该问题的著作近十部。本文结合有关论著及笔者的初步研究,作一述评,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作为近代上海银行业自发组建的民间自律性金融业组织———上海银行公会,成立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8年)。1927年以前,上海银行公会章程等内部制度几经修订,内部机构、人事多有变化,旨在促使会员行“以互相臂助促进同业之发达”,“矫正营业上之弊…     

上海银行公会与1920年代北京政府内债整理

在上海银行公会的呼吁和积极参与下,1920年代北京政府对内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日益严重的内债危机得以缓解,金融市场也日趋活跃。上海银行公会关于内债整理的意见和建议大多得到政府重视和采纳,在整理内债案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对银行业的投资经营也产生一定影响。在此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逐渐意识到惟有建立稳固的整理内债基金才能真正维护行业利益和稳定金融市场,进而广泛联合金融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筹建民间内债监督管理机关,希冀约束政府权力和规范金融运行秩序。这展现了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宽范围、多路径”的集体行动逻辑和制度诉求方式,以及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多重互动关系。     

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探析

近代中国银行在长期实践中构建起了科学的金融监管制度。其中，政府的金融监管制度对于健全银行制度、规范银行经营行为和金融市场运行秩序、指导银行事业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银行公会的自我监管制度，促进了银行间的协作、交流和相互制约，增强了银行界抵御风险的能力；银行个体的内部监控制度。使银行经营风险得到最大程度的防范和化解。     

银行公会的监管与风险防范机制研究(1917-1937)

从晚清到国民政府,历届政府的权威性都比较微弱,中央银行制度始终未能建立。因此,银行业自发组织建立了中国近代的银行公会。银行公会为近代银行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效解决了银行业间的约束和自律问题,加强了银行业监督和管理,提高了银行经营管理的规范性,竭尽所能改善了近代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银行公会从成立之日起着力维持银行业安全性和稳定性,制定各项行为规范,防范和规避银行面临的风险。银行公会为近代银行实现繁荣发展提供了初步的制度体系,并通过银行业间的联合运作提高了银行运行的安全性和资金管理的有效性,为近代银行综合实力的提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中国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价值取向的辩证思考

本文辩证地分析了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对银行监管法制建设的导向作用,结合中国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具体探讨安全优先的价值取向与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对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正确把握安全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如何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及时调整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如何在调整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价值取向的过程中处理好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看法。     

近代贵州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市场研究

近代政治、经济等制度环境的变迁促成了近代贵州金融制度的变迁。近代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近代贵州金融网络的建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提高了金融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了近代贵州金融业的发展、市场体系的建设及商品经济的发展。     

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

中国近代行会制度完全为同业公会制度所取代经历了约90余年时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经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行会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与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对行业组织提出了新的制度要求,传统行会开始了内在性变迁,组织缓慢趋新,功能逐渐转变,形成一种较有利于行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内在性的变迁在行业上与地区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同时,要使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权威性,还必须得到国家的法律支持,使其成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晚清至民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及其配套措施,提供了行会变迁的制度供给系统,加之商会的推波助澜、西方同业公会的示范效应,从外部促成行会的最终转型。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是内力与外力相结合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内在性变迁两种方式交织的结果。     

上海银钱界与1935年白银风潮

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1935年中国爆发了白银风潮，在此次风潮前后，上海银钱界受到严重的影响，大量的钱庄，银行破产，为渡过危机，银钱界不得不求助于国民政府，逐渐被国民政府所控制。     

近代中国同业公会的传统特色

同业公会是民国初期工商业者成立的新式行业组织,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近代中国新旧杂陈的转型过渡时期,许多新生的事物都或多或少地在某些方面保留着旧的残余,不仅旧中有新,而且新中亦有旧。同业公会也是如此,它虽属近代新型工商同业组织,但也保留着某些旧式行会的特色。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即是继续采取与行会类似的维护同业垄断利益的非常举措,对官府也同样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常常借助官府的权威达到保护本业和限制他业发展的目的。同业公会保留的这种行会传统,有违营业自由和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原则,也不利于一些行业在技术改良、设备更新、开拓市场等方面的进取革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与复杂特点。     

重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具有浓厚的西方特征,与中国古代诗学话语体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谱系,其术语、概念、范畴主要是从西方输入的。在如何对待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和当代先锋诗论话语方面,中国现代诗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中国现代诗学不应该只是新诗理论,还应该包容古典诗学;不应该只是“现代”诗学,还应该包容“当代”诗学,特别是当代先锋诗歌理论。重建中国现代诗学,应该充分吸收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和当代诗论思想,使它既能够有效地言说古代诗歌现象,又能够有效地言说当代先锋诗歌现象。     

现代汉语评价系统刍论

以往关于汉语评价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微观,在全局观和系统性方面存在不足。本文运用语言学相关理论,在界定“评价”概念、概括“评价”特征的基础上,初步勾勒出现代汉语评价系统的面貌。该系统是一个具有层次性的、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系统,主要由词汇层、话语标记层、句子层和语篇层评价项构成。     

中国商业银行再造因素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面对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银行再造越来越受到国内银行业的关注。本文在既有的对银行再造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了中国商业银行再造影响因素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认为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协同效应。通过模型模拟,揭示了如何调控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以取得良好的银行绩效,对银行再造过程中如何引导资源投入的配置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变迁与展望

我国现代大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其中大学制度是影响大学发展的关键。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大学制度以及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历程,指出这一过程中政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大学与政府间仍需要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从黄廖《现代汉语》看语法教学的理论困境

黄廖《现代汉语（增订四版）》采用了层次分析法,但因其将层次分析法中的句法成分和中心词分析法中的句子成分混为一谈,在论及＂常见的句法失误＂时又强行套用了其语法理论体系外的中心词分析法,故仍未能使教材所呈现出的语法理论自成体系。因此,唯有借鉴上世纪50年代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中心词分析法为主导,再辅之层次分析法以弥补其不足之处,重构语法理论框架,才能摆脱长期以来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