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山西地方庙学规模及孔庙释奠考——以《山右石刻丛编》为中心

元代科举教育式微,"庙学一体"的县学由人才培养转向民风教化。庙学形制、规模较宋代发生了较大改变,重庙而轻学。地方庙学释奠礼仪和宋代不同,释奠时间、礼仪规格、程序都更繁琐、严格。通过山西元代庙学的考察,可以窥见元代乡村儒家思想信仰和教育发展状况,为元史研究提供相应资料。     

北宋福建庙学的时空分布

北宋福建庙学经过初期、中期、末期发展,使得唐末五代出现的星星点火扩展为遍地开花之势,全路各境均有庙学分布.但各地庙学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大致可分为庙学发达区、一般区、落后区.从空间分布角度观之,北宋福建庙学呈现出斜“土”字形架构、“中间大两头小”、区域梯度差异等特征.进一步研究表明,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区域性、人口数量及地域开发等因素影响着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布局.     

庙学与文教——问津书院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

庙学是“庙”与“学”的结合体,既是祭祀孔子的阵地,也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场所。问津书院,也称新洲孔庙,始建于西汉,因“孔子使子路问津”的典故而得名。唐朝黄州刺史杜牧在此立庙祀先圣,开兴教办学之先河,形成“庙学合一”体系。问津书院在一千多年庙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精深学术为依归的教育宗旨,以修身立德为主体的教育目标,以服务保障为指向的教育管理。上述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实为古代楚黄之地庙学教育的典范,其办学治学的经验主要在于坚持立德树人的方针,培养德才兼备人才;贯彻学术自由理念,践行名师治校原则;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实现教学相长目标;注重规约章程建设,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倡导多元主体模式,吸引民间资本办学等多个方面。     

崇儒视域下的书院“庙学化”

书院自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教学机构,便开启官学化的发展历程。尤其在崇儒的视域下,为维护政统、彰显道统和赓续学统,书院又行走在“庙学化”的道路上,通过对官学中庙学礼制的因袭与创新,将祭祀空间与教学空间予以合理建构,呈现出“完全庙学化”和“不完全庙学化”两种相关联的教育形态,既为书院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又促使书院努力践行“成圣成贤”教育目标及树牢书院人儒教文化信仰的神圣使命,所形成的书院庙学文化又深刻影响到韩国、日本等中国周边诸多国家和地区。     

科举学的学科与专学辨析

1992年刘海峰先生提出创建科举学,从而引发了关于科举学是学科还是专学的争论,可谓见仁见智。在严格意义上,科举学当前是专学而非学科,但这不否认科举学将来成为学科的可能性。学科与专学的区别不在于两者的学术水平有高低之分而在于两者的发展取向和资源获取渠道不同。科举学的学科和专学争论隐藏着利益诉求,但是在逐利同时不能忘却"学"的本真蕴义:探索知识,指导实践。     

再论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侧重谈对高考改革的历史借鉴

科举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早已在百年前退出历史舞台,但考试选才这种方式依然存在,科举学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科举“追求至公”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与普适性;科举促进社会流动对改善当今社会结构具有积极示范意义;科举立法缜密确保考试权威公正亟待当今考试法治借鉴。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不仅体现在对当今教育考试制度建设的启发借鉴上,还可延展到教育乃至政治领域的许多方面,从科举的公平性、社会流动、考试立法等角度谈古论今,仅是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之“冰山一角”。     

中国科举学图谱与科举学家群像——科举学分期与学科发展阶段论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全新的专门学问,也是一门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分析科举人物、事件、思想、活动、制度及其要素运行规律的交叉科学.在科举学原理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论指导下,运用科举计量史学和科举叙事研究等方法和CiteSpace、NVivo等工具,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返照大变局中的古代、近代、现代中国科举学与科举学家演进中断裂与传承"双循环"的时代分期轨迹,在科举史、科举人物史、科举活动史、科举思想史、科举器物史、科举制度史、科举学发展史等中透视千年科举学研究图谱和百家科举学家群像,赋能当代科举学人在弥合科举学学科史断裂的基础上传承创新,继续秉持新兴交叉学科建设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科举学总论及其分支学科领域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科举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科举史、科举史学、科举学史等分支学科领域为新时代科举学总学增值的现代学科建设目标.     

科举学学科的衍生分化:理论、模型与范例(下)

跨学科研究是科举学成为一门科学化学科的重要而独特的方法论。学科之间的整合和衍生分化是科举学跨学科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知识创新与转化、生产与增长、发展与壮大的重要方法。通过分析科举学学科衍生分化的基本理论和特点,优化适用于科举学等新兴学科知识衍生分化的"网络模型"及其演化机理,并在理论到实践维度上对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创新知识的内部、外部和交叉复合衍生分化进行了应用探索,据此形成了许多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的衍生分化范例,这些范例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有助于反思学科衍生分化方法的成效及未来动向。     

科举学学科的衍生分化:理论、模型与范例(上)

跨学科研究是科举学成为一门科学化学科的重要而独特的方法论。学科之间的整合和衍生分化是科举学跨学科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知识创新与转化、生产与增长、发展与壮大的重要方法。通过分析科举学学科衍生分化的基本理论和特点,优化适用于科举学等新兴学科知识衍生分化的"网络模型"及其演化机理,并在理论到实践维度上对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创新知识的内部、外部和交叉复合衍生分化进行了应用探索,据此形成了许多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的衍生分化范例,这些范例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有助于反思学科衍生分化方法的成效及未来动向。     

元代教学实践述论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它实行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重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较繁盛,这些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元朝统治者实行推行蒙古化,同时又加深汉化的双重政策,设立了一系列蒙古本民族的中央和地方管学,尊孔崇儒,因而儒家经典成为学校课程及科举的主要内容。元朝的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等;地方学校有路、府、州、县学、还出现了“社学”和“庙学”,书院也比南宋兴盛。这一层次结构比较分明、目标功能各不相同的教育体系。为教学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和必要的条     

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的文庙教育空间实践

文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官方教育机构。本文以江阴文庙为例,运用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生产理论,对古代中国教育空间的生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文庙作为一个教育空间,其物理空间的生产实践是在国家制度、权力意志、经济资本和地理环境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结果;通过相关建筑物的命名与空间环境的营造,文庙空间有效地表征了儒家的教育理想与追求;并且通过官员谒庙、授业课试和定期祭祀等教化活动,文庙所表征的教育空间也得到了儒家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广泛认同。以史为鉴,江阴文庙空间的生产也为现代教育空间的改造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锦州府学考

明代广宁中左屯卫儒学、清代锦州府学是锦州地区重要的教学机构,为锦州地区培养了众多人才。文章考证了学校的地址、修建时间、建筑样式、修缮情况、教授及教务管理人员、人才培养、生员参加科举考试与从仕、清代举行释奠礼的情况等。文章对研究辽锦地区区域教育史等有一定的价值。     

清代荆州城宾兴组织研究

“宾兴”一词最早发端于《周礼》,作为与古代科举渊源之深,交融之广的一个特殊术语,在宋代人的眼中甚至被视作为科举制的最早源头。“宾兴”的意义也在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悄然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进入科举时代后“宾兴”最初作为一种科举典礼而言,与乡饮酒礼结合在一起;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宾兴”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作为一种慈善性的助学助考形式,在全国各地普遍发展起来。荆州也正是基于这一形势的影响,其宾兴组织开始得以兴起和发展。     

《五经正义》及其研究综述

<五经正义>是唐代初年唐太宗为统一经学而下诏组织修撰的.唐宋两代,它一直是士子传习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在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对<五经正义>的修撰、版本、内容、研究状况等方面的情况加以综述.     

考试文化的历史印记——乾嘉汉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

清代中期,以训诂考据为核心的乾嘉汉学独领学风潮流,不仅对经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还使清代中期科举考试留下鲜明的文化印记。汉学推动了科考科目的调整,五经地位明降实升。汉学试题大量增加,考官评卷偏重后场策论,以此来选拔人才。这些都使得此一时期的考试文化具有浓郁的考据学色彩。     

书写与想象:明清时期徽州族谱中的科举

明清时期徽州科举极为兴盛,其辉煌成就与宗族对子弟科举仕进的重视密切相关,这在作为宗族群体记忆文化表征的徽州族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徽州族谱对科举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与想象,包括:家训祠规对科举仕进的强调、楹联像赞对科举及第的想象、科名录对科举荣耀的展现以及诗文对科举生活的描述等。在科举仕宦的时代氛围和聚族而居的宗族场域中,宗族与科举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晕象武夷山儒、释、道三教茶礼俗文化

儒、释、道茶礼俗文化是武夷山茶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以茶修德,提倡中庸、和谐,目的是要修身、齐家、治国,茶礼俗也融合了儒家思想的精华。禅宗重视"坐禅修行",佛家茶礼以茶修性,清静寂灭,通过"明心见性",达到佛的觉悟。道家茶礼以茶修心,追求宁静淡泊,通过静观自然美景来陶醉自我,升仙成道。通过列举和阐述三教茶礼俗文化表现,反映了武夷山儒、释、道三教同处一山,武夷山茶与儒、释、道有不解之缘,茶中蕴和,茶中寓静,和、静是三教所追求的境界,同样三教思想也丰富了武夷山茶礼俗文化的内涵。     

梁启超“科举观”的嬗变及启示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由笃信科举的传统儒生变为倡废科举的维新健将,游历欧美后,又做恢复科举的惊世之论,在西学的濡染下,＂科举观＂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而每一次转变都打上了深深地时代与个人烙印,揭示了他对科举制度存与废的理性思考。     

儒家德治主义与科举制的依存和冲突

把科举制放在儒家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科举制是封建专制主义与儒家德治主义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但是，由于儒家德治主义以德取士的人才观与科举制的实际运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科举制不但难以实现儒家德治主义以德称位的政治理想，而且必然造成道德上的虚伪。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及其现代启示

分区定额与原籍应试是清代科举制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原籍应试原则之外,又存在针对流动人口而实行的寄籍应试之法。由于科举录取率以及考生科场竞争力的区域差异等原因,在人口流动越发普遍的社会背景下,不同地区均存在程度不一的冒籍应试问题。清政府试图通过廪保、官员担保等机制防治此类舞弊现象,但其实际治理效果比较有限。探讨清代科举冒籍问题,对于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以及治理当今高考移民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