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复古思潮浅论

明代诗文领域里的复古思潮，是贯穿整个明代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从“吴中四杰”到“前后七子”，都以复古相标榜，活跃于文坛一百余年。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明代文人的“嗜古”、“好古”。略加探索，不难发现，其后蕴藏着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动因以及文学价值观念的作用。     

从"诗赋"到"骚赋"——赋论传统之传法定祖新说

文学史上"诗骚"传统与"辞赋"范畴,作为共识而被人们接受,其中内涵对经典的树立以及由此形成的迷障,却鲜有提及,与此相关而呈示于赋域的"诗赋"与"骚赋"两大传统,也因为属于常见的批评范畴,没有得到系统地梳理与清晰地展现.而在赋学批评史上,源自汉赋用<诗>形成的"诗赋"传统以及其依经立义的批评观,与围绕科举用"赋"而产生的"骚赋"传统以及其"祖骚宗汉"学说,特别是后者所体现的传法定祖的思想,形成了由"诗赋"到"骚赋"的理论变迁,这既有研讨赋论史传统的价值,也有重新审视文学史变迁的意义.     

论初唐四杰赋之“祖骚”

《楚辞》的艺术精髓可谓主要表现于其丰富的想象和特殊的"兮"字句式的运用,"兮"字语用功能的丰富性使楚辞语言的表现极具情感表现力,故常为后人所取法。综观屈宋之后,效其法者众多,但句式基本趋于单一,缺少灵动变化。故自朱子以降,多遭诟评。然对楚骚精神的继承,实自初唐四杰已蒙变新,特别是拟骚句式的运用,亦生新变巧,化用"兮"字句式,虚实相兼;又兼融对问、抒情、议论、叙述等表现方式。初唐四杰赋的拟骚实践及其拟骚倾向在楚辞接受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亦开后来赋"祖骚宗汉"之先。     

明代常熟的辞赋创作

明中叶的桑悦和晚明的顾大韶是明代常熟最为著名的辞赋作家。桑悦的《两都赋》、《鼠赋》和顾大韶的《又后虱赋》在中国辞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丁奉的《尚湖赋》则是一篇具有地方特色的佳作。     

戴复古诗歌屈骚精神的美学风范

屈原与屈骚精神是戴复古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有关历史人物话语。纵览戴复古之作,可见其诗学的主体精神溯源屈子,远绍杜圣,近承放翁。此种诗性精神对他的时事诗、山水诗、咏物诗创作影响甚巨,而这一接受历程在南宋时期显得弥足珍贵。     

刘勰赋体观对明代复古派赋论的影响

《文心雕龙》中对辞赋的源流、文体特征、写作原则等的阐说,是刘勰赋体观的主要内容。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他们强调学习古赋。从辞赋的复古到诗歌的复古,形成了明代复古派的主要理论。     

复古思潮视野中的文人现世情怀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次复古思潮可以说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不论是文史哲一体的先秦诸子时代孔孟对尧舜禹等古圣先王的追慕、老子对远古社会的向往,还是韩愈为代表的中唐古文运动,抑或是李梦阳为代表的明代七子文学复古思潮,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浓郁的现世情怀。复古,不是回到过去,是为了通今。古为今用,切中时弊,除旧布新,才是文学复古思潮的旨归。     

论赋学与楚辞学的分合

本通过对本的编辑,献目录对作品的分类收录以及古代论对体的分类评述等三方面考察,认为赋学与楚辞学自南朝萧梁时期开始分离,各自朝不同方向发展。同时,又通过分析楚辞学对骚赋的看法及赋学的“祖骚宗汉”说,认定二学虽分开而并未完全分离,其间自有相关的连结。因此赋学与楚辞学是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的两门学问,都是中国学批评史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戴复古接受屈骚精神的途径及意义

戴复古曾师从陆游,人生理念自然受其影响。戴复古与杜甫也可以说是心神感契,他的诗歌美学思想承祧杜甫现实主义诗美精神一脉而来。杜、陆二人又都极力弘扬屈骚精神。可见,戴复古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近承放翁,远绍杜圣,溯源屈子。这一诗性精神使诗人的创作在表现自我人生感受的同时,更纳入具有充实社会内容的抒怀轨道,而在屈骚精神相对缺失的南宋年代更显珍贵,从而表现出极强的历史传承性。     

明代文论"复古"思潮与文人主体精神的本源回归

明代文论的“复古”思潮,体现了文人主体精神的本源性回归。特别是儒家诗学主体在审美经验的传承中既认识到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又渴望在“道”的“立言”中寻求自我精神家园的建构和生命意识的张扬。     

从评《离骚》看两汉文学思想之演变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汉代的文学观是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事实上，两汉思想是有差异的，其经历了汉初的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到儒道互补，再到汉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对屈原《离骚》的评价而完成的。     

清末民初“学堂乐歌”探析

学堂乐歌是我国早期校园歌曲,是随着中国近代化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本文从历史角度对清未民初中小学“乐歌”课的设置及“学堂乐歌”的创作进行分析,以加深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从明代理学的变迁中看儒家的“济世”思想

儒家思想在根本上是入世、济世的。源于这种意识,其学能否经世致用、修己治人,成内圣外王之道,决定了它是实或虚,能则为实学,否则为虚学。于是,济世与否成为了虚实之学进行区分的根本标准。依此而观,阳明之学的出现显然是由虚返实,阳明后学则又由实返虚,明清之际的批判思潮再由虚返实。明代理学遂演化出一条在虚实之间往复不已的路径。反映在济世意识上,也与之对应地呈现出一条从“坚持”到“偏离”再到“坚持”的循环路径。诚然,后人对传统之思想亦应作同情之理解。不过,同情之理解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忽略它内在的浪费与事实上的停滞不前。儒家思想中对济世意识的坚持抑或偏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晋代的汉赋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

晋代的汉赋研究较之前代，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在广度和深度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辩色彩。晋人对于汉赋的渊源、体性质、发展分类、价值地位、汉赋中的特殊体制(七体、答难体)、表现题材(志类、情类、士不遇类)、风格面貌等方面都有新的认识，挚虞、张载等还对某些汉赋作品的艺术构思、遣词用句进行了较为细密的分析。这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已向纵深处拓展，并且为《心雕龙》、《选》的出现作了充分的学术准备。     

校本管理中教师主体地位的确立

教师需要更多的关注;教师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性潜能;努力把每一位教师看成好教师;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全体教师的潜能;帮助每位教师获得成功;为每位教师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明代水浒戏女性观管窥

以明代水浒戏中女性观作为切入点,以正面女性形象与四个另类女性作为研究视角,并结合时代思潮对作家的影响加以探讨。认为,明代水浒戏作家在女性观问题上仍以传统观念为主,同时也受到情欲思潮的影响,在社会思潮近代化过程中有着值得肯定的意义。     

晚明狂禅思潮的治世思想和文学

历来被认为是败坏人心、社会风俗的晚明狂禅派,其思想也是一种经世思想,希望人人都能有一个仁义的心体,用这种仁义的心体治国治世,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挽救社会风气的堕落。这种经世思想也被他们用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欲”,并不是无节制的情欲,而是在仁义的心体的前提下的情欲。     

论明末清初福建对日走私贸易

明中叶后,广东、福建、江浙等地的中日走私贸易逐步发展起来。到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福建地区的对日贸易特别活跃,超过了广东和江浙。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明末隆庆开禁的地点就在福建漳州月港,虽然“严禁贩倭奴”,但海商还是想尽办法通过月港赴日贸易;在明末清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郑氏海商集团以福建为基地,垄断了东南沿海的对日贸易。这些因素都为福建对日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明清之际《诗经》文学评点论略

从明代万历晚期到清代乾隆时期，出现了许多《诗经》文学评点著作。明清之际《诗经》文学评点的兴盛，与宋代以来诗话对《诗经》的文学阐释，晚明评点学的繁荣，明代心学的盛行，及八股文取士等因素有关。评点《诗经》是一种文学读法，但也保留着传统经学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