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赋类中“上巳”风俗考释

《昭明文选》中赋体名篇佳作较多,所反映内容从先秦至南朝梁初,具有较强的时事性和相当的广泛性。而赋体中的多数篇目对＂上巳＂节日风俗已有记载,不仅对魏晋南北朝社会民俗研究有一定价值,对其以前风俗文化的考辨,也是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库。＂上巳＂因时代而变迁,既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又能展现成熟的民族特色。因此研究《昭明文选》赋类中的＂上巳＂习俗对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演变有着一定的意义。     

《文心雕龙》论赋与《文选》赋分类定篇

《文心雕龙》不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和选赋定篇的唯一作品,但它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及选赋的较直接的重要作品之一,对其影响不能估计太高,但也不能估计太低。《文选》赋分类定篇与《文心雕龙》论赋在“原始表末”、“释名章义”、“别体分类”与“选文定篇”四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或相异之处。其相同处表明刘勰与萧统赋学观上有一致的地方及刘勰对萧统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不同则表明二人赋学观的差异。     

《文选》宫殿赋论略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分为十五类目,其中宫殿赋是指专门以帝王宫殿建筑为描写对象的一类赋作。＂宫殿＂题材的出现最早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宫殿赋的两篇选文无论在内容还是艺术上都富有鲜明特色,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宫殿赋的设立体现了传统赋学观的新变,其编排次序亦符合萧统用意。     

《文选》“哀伤”赋略论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分为十五类目,其中＂哀伤＂一目选赋篇数最多;＂哀伤＂题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哀伤＂赋选文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极富特色,具有代表性;不同历史阶段哀伤赋创作的不同特征,既呈现了哀伤赋的发展流变,也凸显了《文选》＂哀伤＂赋选文的合理性和重要价值。     

从“自诗而文”到“约文而近于诗”——清代孙濩孙《华国编》赋学思想发覆

清代孙濩孙《华国编文选》和《华国编赋选》不但于选文选赋极为精审,其赋论尤多警策。其谓"赋之自诗而文者,复约文而近于诗",不但揭示了赋史发展历程,也揭陈了他对"赋"、"文"关系的历时性探讨。在此基础上,他摆脱长久以来受诗学影响的赋学传统的"正变"之说,重新审视了古赋与律赋的相契相融关系,并且对赋体评点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美学审鉴标准。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近50年《文选》若干问题研究述评

《昭明文选》的研究始于隋，至唐则形成了专门之学──文选学。之后，文选学的研究不乏其人，至清为鼎盛时期；近代"选学"渐衰。近十几年选学又受到重视，大有复兴之势。近50年，特别是近十几年，学者对《文选》的编者、版本、注释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也存在一些问题。《文选》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须实事求是，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新的途径。     

“客主以首引”辨——论“客主以首引”成为赋的文体象征

＂客主以首引＂为赋的体制之一。所谓＂客主＂：或为真实人物,或为虚构人物,或客为虚构人物而主为自己,或为假托人物;＂客主＂对话,有时会出现在篇末。＂客主以首引＂有利于赋的＂风（讽）谏＂的展开,一是使讽谏有的放矢,所谓讽谏什么;二是讽谏不直指帝王而直指＂客＂,很好地完成委婉进言的讽谏。＂客主以首引＂的一问一答又为赋作叙事情节的层层演进提供了绝好的形式,并使赋作有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客主以首引＂使《答客难》之类赋作可以以批驳对方的质疑来自我展开励志抒怀。有的赋不立＂客主以首引＂,如《文选》赋＂志＂类作品特别强调自我立志,《文选》赋＂纪行＂类、＂游览＂类、＂江海＂类作品是游走式的构成方式,这是赋作自身特殊意味所决定的。中古赋序的大量产生,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客主以首引＂的影响。＂客主以首引＂已经成为赋的文体象征,也是文学作品追溯＂记言＂传统、追溯语言交流功能的象征。     

20世纪中国《文选》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萧统《文选》是甸古代一部著名的诗文总集。远在隋、唐之际，研究《文选》即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叫作“《文选》学”。《文选》对后世文学的发具有锭的影响。本文回顾了20世纪中国《文选》研究的主要情况，指出“五．四”以后，《文选》学衰落，而近几年《文选》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肯定了黄侃，高步瀛和骆鸿凯对《文选》学的贡献，对今后的《文选》研究寄予厚望。     

第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文选学＂故乡———江苏扬州隆重举行。大会交流论文近百篇,主要从＂《文选》版本及注本＂、＂《文选》所录作家作品＂、＂《文选》文学体类＂、＂《文选》编纂＂、＂《文选》接受与研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大会总结了＂文选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并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文选》学”二题

《离骚》之后有《幽通》、《思玄》与《答客难》之后有《解嘲》、《答宾戏》并非一回事。俞樾之＂昭明不达斯旨,妄标‘骚’体,然则《幽通赋》可谓之‘通’,《思玄赋》可谓之‘玄’乎？乃至《九歌》、《九辩》、《招魂》、《招隐》不分体例,尽被‘骚’名,古人所不料矣＂说,犹大科学家走出实验室竟忘记了科学常识。而两部较为权威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介绍骆鸿凯《文选学》均有严重的失误。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皇华集》的文学价值

作为明朝使臣与朝鲜文士的诗赋唱和总集,《皇华集》收录了大量的唱和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从而成为中、外唱和文学之集大成。《皇华集》保存了许多诗学批评资料,记载了双方诗人的文学交往及深厚友谊,为探讨中朝文学关系、文学交流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刘复语言文字观

刘复的小说、散文、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经典之作。同时,这位文学家在语言、文字方面也是专家。《四声实验录》用实验仪器研究汉语声调;《中国文法通论》独创文法新格局;《宋元以来俗字谱》推动汉字简化,刘复这三部著作在中国语言文字历史上有着开拓性地位。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

1905年朝鲜李朝王廷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泽荣流亡中国,在张謇的帮助下寓居南通,任翰墨林书局编校。金泽荣在南通出版了30余部著作,为保存祖国文化,同时也为翰墨林书局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案牍之余,金氏广泛结交中国文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中有被胡适列举应该作传记的中国文化名人俞樾、张謇、严复、梁启超,屠寄、郑孝胥等。他们意气相投,诗文酬唱,书信往返,雅集宴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篇章。     

论唐代古文运动对文赋体式形成的影响

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文学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理论主张,并以出色的创作成就引领文学革新走向成熟和兴盛,使得文赋在形式上突破骈赋、律赋的格式束缚,向着质朴化、散文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傅斯年：现代大学理念的践行者

随着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深入,傅斯年作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本文通过对傅斯年学术与品格的简要回顾,着重分析他作为一代学者,对现代大学理念的独到阐释,尤其是通过傅斯年对台湾大学的改革重建,旨在揭示出傅斯年对理想大学的践行与追求,其中傅斯年所倡导的大学与本国文化相融合的思想,更具有跨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试析严复非正法翻译策略

为使他的译著能起到“启发民智、救亡图存”的目的,严复在翻译时采用了一些非正法翻译策略。就其译本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来看,这些非正法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构成成分,有着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     

厚积出新 蕴赋史于评注 言而有征 拓《赋彚》乎选篇——读《历代赋评注》

《历代赋评注》具有三大特色：厚积、出新、蕴赋史于评注。旨在创新,赋予新的时代特色,结晶人们对辞赋新的认知,新的理念,结晶前哲、时贤治赋的心得和新的科研成果,荟萃名篇佳作,从而,使其成为既是集大成的里程碑,又成为能启迪新探索,激励学者长足奋进的新平台。这些,都充分体现于《历代赋评注》的选篇和评论之中。这正是《历代赋评注》＂选者的眼光＂和学术效果。     

刘咸炘赋论思想初探

目前学界关于刘咸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史学、目录学等方面的成就,然而其著作中含有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字,其中赋论资料较为丰富。由于散见于各书,以致其赋论思想迄今无人论及。其赋论思想包括赋体的界定、前人赋论之辨析、历代赋家赋作之评议、关于赋体分类之溯源及流变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