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秦朝的疆域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叙述的秦朝疆域是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时的疆域。后来,秦朝北击匈奴、南攻南越和西南通西南夷后开拓的疆域无法包括。整个秦朝的疆域应是东、南到海,西到今甘肃、四川,西南至云南、广西,北到阴山,东北至辽东。由于后人引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朝疆域的失误,错把秦朝初年的疆域当成整个秦朝的疆域,造成千年之错。我们有责任纠正这个千年之错。     

从“厕中鼠”到“仓中鼠”——小议司马迁对李斯的批判

李斯是秦代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在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秦统一后,李斯辅佐秦始皇,为健全和巩固封建性的中央集权制度,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可见,司马迁对李斯的历史功绩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李斯的业绩与秦始皇相始终,在除旧布新的激烈斗争中,李斯所表现的卓越政治远见和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才能,为秦始皇肯定和支持,秦始皇的建树和李斯的政治活动是分不开     

《秦始皇本纪》的文献价值

<秦始皇本纪>是研究秦皇朝兴亡史的重要历史资料.本文从依据时势兼并六国,由分裂到统一、由封建到郡县、由儒学到法学、由贵族到平民的转变,个人意愿扩张造成负面影响,及总结秦亡教训四方面,来探讨<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体现的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三代魔咒·死非其罪·阿意兴功——论《史记·蒙恬列传》

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展现了高超的史传艺术:一是蒙氏是秦代非常显耀的家族,蒙恬、蒙毅兄弟二人更是得到秦始皇生前的重用恩宠,但他们却死于胡亥、赵高、李斯之手,没有逃脱为将不过三代的历史魔咒;二是蒙毅、蒙恬被杀之前,反复辩解自己"无罪""无辜""无过",死非其罪,何罪于天,他们的辩白是《蒙恬列传》的着力处,耐人寻味;三是司马迁在《蒙恬列传》中仅扼要叙述蒙恬的功绩,于文中点出其阿意兴功的罪过,并通过"以客形主"的手法,对蒙毅、赵高、秦始皇、秦子婴进行或详或略的描写。     

谈谈怀疑秦始皇“坑儒”记载不真实的理由

《秦史稿》依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讲述的这两条材料,判断＂坑儒＂事件的存在,然而这是不可靠的。其理由表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坑儒＂记载的史料来源不可靠,它不是来源于《秦记》,而是民间传说;记载＂坑儒＂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诸要素不细不全;《史记》中多处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暴政,但是口径不一致;曾做过秦朝博士,到汉代仍任博士的伏生、叔孙通等儒家学者谁也没有谈论过秦始皇坑儒的事情。卫宏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讲述了＂坑儒＂故事,但没有交代材料来源,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前辈学者都没见过这段材料;秦始皇密令人在骊山陵谷中温处种瓜结实的情节缺乏科学根据,也不符合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卫宏所讲坑儒故事与史实不符,经不住检验;设计圈套坑杀儒生不符合秦始皇的个性。由此判断,秦始皇一次坑杀460余名儒生和一次诱杀700名儒生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史记》并非"信史"

《史记·五帝本纪》:"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司马迁似乎很重实。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也称赞《史记》为"信史"。其实不然。司马迁很好奇,《史记》不仅好奇,有时甚至流于妖诡和荒谬。     

秦始皇真的坑儒了吗

历史上,一直流传着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而秦始皇到底有没有坑儒呢？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中明确记载着有关秦始皇＂坑儒＂相关事件的经过。     

《鸿门宴》三组人物的对比

《鸿门宴》是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中一节极为精彩的传记文学节选,故事情节完整,结构十分严谨,文字传神,人物呼之欲出。在楚汉双方人物多层次、多角度的对比中,能发现文中人物的个性十分鲜明。一、主帅刘邦、项羽的对比刘邦、项羽不同的个性特征,可以上溯到他们起事之前。他们看见秦始皇出游,(项)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史记·项羽     

说“恶来”——秦族起源再探

"恶来"是《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的秦族先祖之一。"恶来"实即"亚来",属于商代晚期习见的"官职+私名"称谓方式。"亚"作为官职名称属于商人系统,西周中期以后几乎不见,因此"恶(亚)来"这一称谓可以印证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关于秦族起源于东方商人系统的记载的可靠性。     

《咸阳宫儒法论战》试析

题解: 本文节选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标题是选文时加的。 《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史书,所记史事自黄帝起至汉武帝止(约公元前3000年—前90年),计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本文是《秦始皇本纪》中的一节。 《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其父司马谈曾任汉太史令(掌管历史和天文的官),开始计划写《史记》。司马迁     

汉魏六朝俳谐文学的批评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日渐盛行。从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的角度审视这一时期俳谐文学的发展状态有着重要意义。西汉时期,俳谐文学批评理论散见于司马迁、班固、刘向对东方朔、枚皋等人的评论中。并由此可见当时俳谐文学的接受和传播状态。东汉时期,俳谐文学在利禄的驱动下,得到更为自由的发展,传播更为广泛。由蔡邕的《陈政要七事疏》、《后汉书》部分篇目不难看出,当时文人创作俳谐类作品已很正常。三国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晋葛洪《抱朴子.疾谬》客观上道出了当时俳谐文学接受态度。南北朝时期,俳谐文学的批评达到历史最高峰。总之,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学虽没得到大力的提倡,却得到自觉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     

司马迁《史记》批判精神探源

司马迁承继先秦史官及士人评判历史"以道自任"的传统,著史以明道,著史以治世.这一"道德理性的批判精神"与汉代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其所产生的矛盾心态的冲突,乃是司马迁<史记>批判精神的渊源.     

《史》《汉》类传比义

由于司马迁与班固两位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出身与遭际及各自史学才能之不同,因而《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同的类传虽记述时代、内容基本相同,但评价却大为不同。表现在对西汉王朝的看法上,《史》多讥剌之辞而《汉》则代之以雍容圆滑的记述。在道德评判上,《史》往往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根据人物的具体情况定其优劣;《汉》则自觉地以统治者的代言人自居,处处以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来绳墨历史。在义利观上,《史》重利但不排斥义;《汉》则重义而轻利。《史》、《汉》类传之异鲜明地体现了两位史家的史学思想。     

司马迁笔下的儒学史

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等几个篇章中,系统记载了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以至西汉前期儒学的兴废与发展状况,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儒学史。它可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战国时的儒学,其代表人物为孔子、孔子弟子及孟子、荀子;秦汉之际的儒学,此时六艺湮没;汉代儒学,其代表人物为诸学者及学官。纵观整个儒学史,司马迁的写作始终围绕着两个重点：一、儒学与六艺的关系;二、儒学在各个时代的不同遭遇。     

《史记·孝文本纪》散论

《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比照,可以看出“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的差异,亦见从《史记》创设的本纪到《汉书》成为后世史书范例本纪过渡的完成。文中记事表现出刘恒就位时的人心向背、其思想借鉴中所闪动的历史底蕴的余光和能自主协调政事的胆识。司马迁对汉文帝形象的塑造,对认识秦始皇、汉武帝的作为有重要的比照价值。     

杰思一字无空设 高论千古横青云——试论司马迁史论之贡献

本文甄采先秦古籍中的“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分析对比 ,以翔实富赡的材料揭示出司马迁史论与先秦史论的师法传承关系 ,以及司马迁对史论的创新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从伯Pi透视<<史记>>撰述先秦人物的特征

伯(喜否)是春秋后期吴越争霸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司马迁为了突出自己的“一家之言”,在刻画这一人物时常弃《左传》而另采他说。通过比较分析,本文剖析了伯喜否被史家丑化的缘由,并探讨了司马迁撰述先秦人物的一些特征。     

汉代屈骚之辩四说探因

在汉代，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四家先后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富有个性的评价，他们或褒扬，或同情，或批评，态度，观点不一，这场出骚之辨对于屈原及楚辞的学功绩及学史地位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也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批评中自主意识的加强，审神论独特的审美思想和个性化的人生经历，不难明晓汉代屈骚之辩形成的深层原因。     

李斯的“为人”与秦的兴亡

＂为人＂是指某历史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史记》有不同层次的表现,其核心是指历史人物的心魂。司马迁认为历史人物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为人＂与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在司马迁看来,李斯的＂为人＂可归结为视富贵为唯一,典型地代表了秦大臣中畏罪持禄的心理,这种极低的人格品位对秦兴亡的影响很大。建立在此种心理动力基础上的秦王朝,不管一时如何强大,短命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