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育防治校园欺凌的策略分析

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探讨体育教育对校园欺凌防治机制。研究认为校园欺凌的防治从欺凌事件的当事学生,以及朋辈集体出发,将校园欺凌现象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研究,并进行整体动态干预与防治。根据体育教育的生命价值教育理论、武术技击实践教学和情感互动仪式链理论,提出体育教育防治校园欺凌的机制和策略：一、体育教育的生命价值教育对校园欺凌的事前预防具有重要意义;二、体育教育的武术技击内容能帮助学生在遇到校园欺凌时做好自我保护;三、体育教育的情感道德互动价值对校园欺凌行为具有事后治愈作用,以及防止欺凌复发。     

旁观者干预校园欺凌的理据、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既往校园欺凌防治研究,将欺凌事件产生与发展归因于欺凌者或受害者具备特定性格特征,从而给出以老师、家长等成年人作为治理主体和针对性矫治欺凌者与受害者性格特征的策略,事实证明,治理效果不彰。校园欺凌中欺凌者的行为是在与其他同伴的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应从群体交往互动的社会层面重新解读校园欺凌,相应地,校园欺凌的治理要着重改变其他同龄旁观者对待欺凌的态度,并将学生视为欺凌治理的重要主体。校园欺凌旁观者包括四种类型,其中,受害防御者在干预欺凌发生、影响欺凌走向与消减欺凌损害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对此应采取措施促进其他类型欺凌旁观者向受害防御者转变。影响欺凌旁观者向受害防御者转变的因素包括学校、班级反对欺凌的环境与文化氛围,受害防御者及其责任的明确程度,旁观者的认知同理心和情感同理心程度。据此,可通过组建圆桌会议、成立欺凌处理小组、开发反欺凌模拟游戏等方式促进旁观者积极干预校园欺凌。     

美国中小学教师干预校园欺凌计划的分析与启示

教师是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工作的关键力量,研究其参与和干预校园欺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中小学教师干预校园欺凌计划研究结果发现"感知欺凌情境严重性"、"自我效能"、"同理心"是教师干预校园欺凌情境的三个显著因素,而大多数组织特征变量并未产生明显作用。该计划为防治和降低校园欺凌事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策略,即发挥教师旁观者正向作用,阻断欺凌情境的产生。     

校园欺凌的发生及其治理:微观互动理论的视角

微观互动理论将暴力视为情绪领域的产物,不同于现有的诸多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校园欺凌的新视角.依据微观互动理论的基本观点,校园欺凌包含冲突情境与实际进攻两个必备要素,由"冲突情境形成—情感能量变化—情感能量不均衡—欺凌状态出现—欺凌结束"五个基本环节构成.基于此,为防治校园欺凌,教师至少可以进行两方面工作:一是转变相关的...     

校园欺凌何以成为公共事件?——基于情感动员的视角

近年来,校园欺凌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校园欺凌研究与防治亦取得诸多成果。随着情感社会学的兴起,情感在教育社会学研究方面也开始发生转向,为我们认识校园欺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情感动员的角度审视,个体情感冲突、集体情感认同和情感话语协同是导致校园欺凌成为公共事件的重要原因。充分理解情感在校园欺凌成为公共事件中的生成机制,要求重视情感治理在校园欺凌中发挥的作用,以便准确与有效制定校园欺凌治理方案和实践策略。     

从冷漠走向关切:校园欺凌旁观者伦理复苏的路径

校园欺凌旁观者研究是校园欺凌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方面。旁观者的道德冷漠,对校园欺凌的积极干预和有效治理具有负面影响。个体道德认知偏差、学校道德教育乏力、家庭道德环境渲染、社会文化环境制约,是构成校园欺凌旁观者道德冷漠的主要原因。促进校园欺凌旁观者向敢为者转化,实现伦理复苏,需要提升个体道德认知能力、重建基于关怀的道德、营造反欺凌家庭教育环境、匡正社会文化环境、发挥"四位一体"合力作用。深化对校园欺凌旁观者道德研究,对于有效发挥围观群体在校园欺凌事件中的积极干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互动仪式链理论视域下高职德育工作的检视与反思

高职德育工作的作用机制与互动仪式链理论模型较为契合。文章阐述了互动仪式链理论的内涵,从互动仪式链理论视域的情境、情感、符号三个维度检视了当前高职德育工作的现状,进而指出高职德育工作面临德育情境单调刻板、德育情感遮蔽缺失、德育符号简化祛魅三大困境,最后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提出了高职德育工作路径:重塑情境仪式,创设有效互动;激发情感能量,强化价值认同;再造形象符号,建构群体道德。     

校园欺凌治理的跨学科对话

校园欺凌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也应具备多元化的特征。校园欺凌是一种人际暴力和社会冲突,其中的欺凌者往往热衷于寻求暴力对抗的成就感。在欺凌者的伤害因素以外,校园欺凌还包含旁观者的道德冷漠以及被欺凌者受到的侮辱等因素。治理校园欺凌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学校应开展反校园欺凌的教育活动。各级学校应优化教育内容、完善校园治理手段,重点培养学生应对校园欺凌的心理素质与方法,同时还要关注对学生健全心理素质的培养,做好预防与善后工作。另一方面,国家应通过法律的方式从外部治理校园欺凌。第一,国家应完善现有的法律文件并严格司法;第二,立法机关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专项立法,通过立法来净化社会环境、加强公民教育并建立校园欺凌惩戒机制。     

校园欺凌问题的心理干预

校园欺凌是政府、社会、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根据事件中不同人的表现,可将涉及的学生分为欺凌者、受凌者、协助者、强化者、保护者和旁观者等六类.治理校园欺凌事件,应同时关注事件中的不同角色,有针对性地提供适当的心理疏导.建议从不主动实施校园欺凌、不接受别人对自己实施的校园欺凌、遇见别人遭受欺凌时不袖手旁观三个方面着手,并可运用心理剧表演的方法,在虚拟情境的角色扮演中,引导学生体验校园欺凌的过程、体验不同角色的心理感受,从而提高防范校园欺凌的意识,增强抵制校园欺凌的能力.     

群体性校园欺凌的发生机制及其治理

群体性校园欺凌是在主导欺凌者、从属欺凌者、旁观者以及受欺凌者共同影响下生成的。在欺凌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主导欺凌者通过各项动员措施引导从属欺凌者共同参加欺凌事件,而旁观者与受欺凌者在面对欺凌群体力量时,只能陷入一种被动局面。而在治理群体性校园欺凌的过程中,教师往往缺乏对于群体力量的运用,在事件处置过后欺凌群体依旧存在于班级,而旁观者群体也未被引入欺凌治理之中,这也是导致欺凌事件无法根除的重要原因。并且,受欺凌者在欺凌事件发生以后也难以重新融入群体。有效治理群体性校园欺凌,应当由群体力量入手,通过瓦解欺凌群体、构建保护者群体以及培养受欺凌者的群体能力来帮助受欺凌者摆脱欺凌困境。     

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强调群体限制、现场互动、共同聚焦和情感共享,对于解决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身体在场不足、关注焦点不一致、互动形式化、缺乏情感体验等现象较为严重。构建亲临仪式现场的情境,关注群体符号的塑造,创建真实的互动仪式,激发参与者情感体验,以便更好地创建仪式互动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持续开展。     

家庭教育视角下中小学校园欺凌预防研究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校园欺凌给学生的成长带来了极大的伤害。通过对校园欺凌进行概念界定、成因分析、现状研究发现,当前造成校园欺凌的因素复杂多样,学校、家庭、社会都应负相应责任,其中家庭养育方式、家庭教育功能和家庭教育内容对校园欺凌有重要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在家庭教育中植入校园欺凌的预防和治理理念。     

现代大学治理的协调机制： 权力三角的视角

从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视角系统地解读大学的组织与治理,将其嵌套进权力三角理论,提出中国大学治理的协调机制模型。在全球化和国家治理的外部情境中,该模型包括以下核心要素:纪律建设、德治礼序、权力配置和组织中的人。纪律建设主要起到显性规范、权力监督和价值引领的作用,德治礼序主要起到社会规范和文化影响的功能,权力配置则关乎大学内部权力的边界、运行与博弈。三者最终都依归于组织内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观念、行为与惯习之中。     

心理学视域下校园欺凌的形成机理及对策

校园欺凌是国内外中小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心理学角度考察其成因、探索相应干预措施有着重要意义。有关欺凌事件直接参与者的研究表明:部分欺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反社会行为或认知特征,欺凌行为也是青春期个体获取、维护社会支配地位的一种手段;某些"另类"特征、情绪和社会交往问题会让儿童青少年成为易受欺凌的对象;欺凌和受欺凌都可能导致个体情绪、行为等方面的适应障碍,其不良影响甚至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欺凌-受欺凌者是最不稳定的一类角色,兼具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两者的缺点,适应状况通常最差。班级内的同伴生态、旁观者的行为和朋友关系都会影响欺凌事件的发生几率及所导致的后果。某些家庭和父母特征也是与欺凌行为联系密切的危险性或保护性因素。积极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也能对其后果起到缓冲作用。但缺乏培训的父母和教师,通常无法及时准确地识别欺凌事件并做出有效应对。当前教育实践中,可以有效防控校园欺凌的措施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面向特定相关群体的单水平干预,二是要求学生、家长、教职员工等都要参与其中的多水平干预。     

社会互动中的情感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社会互动理论关注情感对互动过程的影响,使情感研究摆脱了个体的束缚,为情感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阈。在教育领域中,情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教育学对情感的分析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缺乏在互动层面上的思考。借鉴社会互动中的情感理论来探讨校园互动中的教育问题和现象,将为研究教育问题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公共治理:我国校园安全管理的一种新范式

当前我国的校园安全现状警示我们:仅从学校和政府的视角审视和应对校园安全问题是存有缺憾的。我国的校园安全管理应变换分析视角并建构一种新范式——公共治理。校园安全公共治理具有提升校园安全认知能力、保障能力和评估能力的价值意义。当今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都十分重视校园安全公共治理,注重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独特功能和资源优势。我国的校园安全管理应当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的相关宝贵经验,着力构建校园安全公共治理的运作思路和运行机制。     

乡土文化的教育重构:背景、问题与进路

乡土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群体记忆。从生产关系、治理方式、地理-生活空间、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四个方面审视,当前的乡土社会及乡土文化呈现出从守望田园到离土离农、从礼治秩序到法理秩序、从“共同体”到“原子化”、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的时代特征。“后乡土性”导致传统乡土文化陷入共同体瓦解与规制失范、价值式微与整合失衡的时代困境。乡土文化的教育重构须确立走向文化自觉的价值取向;构建文化主体回归的组织机制;协同课程开发、教学模式与活动拓展一体推进的实施进路。     

论高职院校双螺旋校园文化创建模式

动态生成视域中的校园文化是一个核心螺旋与系统螺旋良性互动的双螺旋结构,双螺旋校园文化系统中的核心螺旋应该以文化品牌的方式去推动,双螺旋校园文化系统中的系统螺旋应该构建长效机制,避免运动式的折腾思维。     

民族学视野中的禄丰高峰乡彝族大刀舞

高峰彝族火把节,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一个文化符号,它以祭祖祭天、祭火送火,驱邪撵鬼为核心,以大刀舞、傩仪祭祀、狂欢歌舞等表现形式烘托节日气氛,是高峰彝族人民对天、地、神、火等原始崇拜的具象行为的世代传承。笔者于2011年7月对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高峰乡大、小花箐村火把节祭火仪式中的大刀舞进行了调查,试图将大刀舞放在民族学视野中,结合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分析。     

Adult recognition of school bullying situations

Bullying and harassment by school peer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as their relation to personal problems and more extreme forms of violence has become better recognized. Emphases of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urs of both school bullies and their victims. There is a need to place these traits and actions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occur, in order to expand the research and allow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sophisticated and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programmes. A total 251 professionals (teachers and counsellors) participated in this empirical study on the ability of professional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bullying and other forms of conflict.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judge the severity of 21 scenarios depicting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whether they constituted bullying situations or no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hysical threat or abuse was seen as more severe than verbal or social/emotional abuse, and professionals more often rated physical conflicts as bullying even when they did not fit the definition. The repeated nature of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and an unfair match between participants were bullying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found to be related to the responses of more and less effective situation evaluators. Implications for pre- and in-service training of educators were considered based on study results and previous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