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的知行观

人生就是“知”和“行”的一生。再低级的人生也离不开“知”和“行”,再高级的人生同样离不开“知”和“行”。知识、智能,可用“多”、“少”、“高”、“低”来形容;而智慧,每个人拥有他自己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     

安安静静一个家

其实,我对于“家园”并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 我甚至很少使用“家园”这个词。我的祖籍广东、出生地杭州、19岁离家去北大荒下乡、27岁到哈尔滨上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北京定居,20年中三次搬家——如此四处游走漂泊,早已淡薄了传统意义上“家园”的概念。     

怎样带好一个教师队伍

科学的教育思想指出：要把人作为发展中心,“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发展、发挥和加强自己的创造潜力。”近年来,不少教育管理中都提出了要“以人为本”,明确指出了人的作用乃是管理的根本。“以人为本”所说的“人”是多元的,既包括管理者,也包括被管理者,还包括管理的人文环境。就学校而言,“以人为本”涉及到的“人”有学校领导、教职工、学生、还有家长、社会群众等,在这儿我要提到的是作为学校领导者,如何才能做到人性化管理,让教师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呢？     

一个不难理解的问题

《人民日报》今年6月4日第8版李军同志的《文化产品“优质优价”小议》一文,提出了为什么好书不“优价”的问题,感到“不理解”。我没有从事过书籍定价的工作,对于制定书价的原则和具体规定,不甚了了。不过,我以为好书不“优价”的问题并不难理解。李军认为,文化产品也应当“优质优价”,并且举出“齐白石、徐悲鸿的真迹每幅定价数千,以至上万,非普通画家的作品能比”,来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悲剧 三家当年本无村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不会不知道“三家村”.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按照当时的说法,“三家村”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集团”,它的“成员”邓拓、吴晗、廖沫沙,是“一伙面目狰狞、心怀鬼胎、满口黑话,连做梦都想着复辟资本主义、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黑帮”.红卫兵小将从此被号召起来造反,他们发誓“用鲜血捍卫红色江山,保卫毛主席”,以宗教式的狂热对想象中的     

连接每一个人,赋能每一个人,知会每一个人

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图联与一些国际组织共同发起“图书馆致力数字包容”的共同承诺和“行动呼吁”,国内外图书馆界领导及知名专家学者就“图书馆与数字包容”进行了讨论.饶权指出,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数字鸿沟问题日益突显.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提出建设“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的工作思路,以期引领带动各级公共图书馆...     

一个值得注意的提法

稍留神,就会看到“县委、县政府”如何如何,常见诸报端。其实,“市委市政府”、“乡党委乡政府”如何如何,均与“县委县政府”并列的提法如出一辙。这未免有点使人愕然。党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应当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应当充分尊重而不是包办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然而,象民事纠纷、工交财贸、工商税务、计划生育等工作,本当由行政,司法部门     

白瑞雪，一个优秀的军事记者

白瑞雪,女,1977年生,语言学硕士。2002年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从事军事新闻采编工作至今。参加了“两会”、抗击“非典”、“神五”“神六”飞行、“和平使命-2007”联合军演、党的十七大等战役性报道和华益慰、方永刚、济南军区“铁军”师、宁夏军区给水团等重大典型的报道,采写各类稿件上千篇,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今年以来,不少基层书店大幅度压减图书征订数,甚至已经征订了的图书也要求退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任其发展,明年将会出现图书市场供需脱节,势必加剧“买书难”的状况,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适应的矛盾将更加尖锐。近来,一些发行部门对图书出版工作批评较多,主要是批评出版社“书价暴涨”、“出版脱期”,造成书店“销售下降”、“库存     

第一个十年的意义

近来，诸如“数字化时代”、“新媒体”、“网络传播”、“第四媒体”、“第五媒体”这样一些词语，几乎每天都挂在传播业界和学界人士的嘴边、出现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上。尽管各人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大都认为国际互联网（Internet）是“新媒体”的典型代表。不过对于新媒体的性质和功能等基本问题，往往语焉不详。     

换一个思维方式

新闻要改革,报纸在革新,竞争日趋激烈,记者怎么办?想到几点粗浅之见,略陈于下。一近日偶见一篇介绍作家陈建功的文章,说他有“三换”,即“换一个活法,换一个想法,换一个写法”,目的是“对社会、人生提供新的理解”。我们当记者的是否也需要“换”个什么     

王世襄带动了一个产业

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架鹰捉免、挈狗捉獾……王世襄老人皆乐之不疲;倾心葫芦、收藏家具、刻竹漆器、著书立说,他样样出色。而且以“玩”为生的他,居然玩不丧志,竟然把“大俗”玩成了“大雅”,甚至玩出了好几门“世纪绝学”。不久前,王世襄先生不幸因病去世,中国文化界又少了一位大师。根据王老生前愿望,过世后不举行追悼会,不设灵堂。     

一个建议

《新华文摘》到手,我总喜欢翻阅一下《论点摘编》,她既新且小,读之如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由此,我想到,有的人虽有一些很有见地的论点,但又苦于无时间、无资料或学力未逮,往往难以写出洋洋洒洒、论据充分的论文,这种“半成品”又没有一家杂志肯发表,岂不可惜?如能为之提供一处园地,则至少有如下好处:①最大限度地利用学者的聪明才智,并可以发现大有希望的人才;②可以给具有相当学力及资料的同志以启发,他们便可将“半成品”加工为“成品”。③篇幅短小     

一个诠释典范：霍尔模式

英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在《制码/解码》(Encode Decode)一文中提出了观众解读已制作好的电视讯息可能出现的三种立场,他称之为“三个假想的解码立场”(又译“解码地位”),分别为: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对抗立场,由此三种解码立场而来的信息解读相应为:“优先解读”(又译“优势解读”或“偏好式解读”)、“协商解读”(又译“妥协解读”)与“对抗解读”(又译“抵抗解读”)。这就是著名的“霍尔模式”(Hall model)。霍尔模式是传播批判学派的一种受众视角,它是一个“诠释性典范”(Interpretive Paradigm)。     

一个部门损害的一个行业

郑筱萸成为了一个典型。1月24日,在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将这位国家药监局原局长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而后,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做了进一步阐述:其中暴露出监管法规制度、监管工作思想、行政许可项目的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食品药品监管局是一个典型,其他政府部门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但是,郑筱萸并不只是一个人。从中央到地方多名药监官员的先后落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间的关联。它甚至被媒体描述为“有组织犯罪”或“系统性腐败”。这种关联,不仅在于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某些交易,更在于他们均从几项制度变革中寻找到了缝隙。而这些制度变革,正是郑筱萸的主要政绩。是主事者利用制度变革来设计寻租空间,或仅是制度本身的漏洞受到了利用,或许只有郑及其同盟者能解释。而其恶果却严重而深远:它不仅损害了一个国家权力部门的权威,也破坏了一个行业的健康,更威胁到人民的身体乃至生命安全。     

一个脚窝一支歌

马年岁尾,陈明获得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殊荣;羊年岁首,第一届全国主持人“开拓奖”金奖又为陈明摘取。马羊年、好收田。陈明的马羊年是个丰裕的叫人眼热的好年景。向陈明祝贺,他却淡然一笑:“都是机遇、偶然。”捉住他非要讲出个子丑寅卯,他却给你讲出一串“偶然”的故事。要说陈明干广播可谓不务“正业”。60年代的陈明,本是河南开封师院数学系的高才生,如果一切正常,他今天也许该在书声琅琅的校园执教,或者在窗明几净的研究所搞研究。可一件小事有时却会改变人     

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

近日翻阅旧杂志,见到老出版家、前辈编辑工作者孙伏园先生写的一篇《谈谈校对》,读后颇有感触。孙先生学识渊博,但他一生甘于“为人作嫁”,以自己的心血灌溉文化园地。他说:“我当编辑的工夫,一大半用在校对上。”这是实在话。他那年代,出版社里哪有今夫这样人     

一个县级驻京办官员的自述

一位要求匿名的县级驻京办官员向记者讲述了他在北京的接访生活。面对“零上访”、“一票否决”等考核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控制进京上访人员。花钱买“稳定”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非常之举”。“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叹口气说。     

一个透明的黄宗江

10月18日,自封为“艺人”的著名编剧、演员、影剧评论家黄宗江在北京301医院去世,享年89岁。岁月无常,伴随着黄米江的仙逝,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替上岂坛的前辈们已凋零无几,那一代宗师也走进“告别的年代”,行将谢幕!     

一个“从天而降”的故事

一天,太阳快要落下的时候,我看见两个小孩,指着太阳说:“看,太阳掉下来了。”他们嘴里说出来的那个“掉”字,一下子击中了我。“掉下来”多么生动,多么有画面感呀!我们成年人,已经长大的孩子,通常会说太阳落山或者太阳下山,根本不会想到也想不到“太阳掉下来”这样充满灵性、充满生气的词句。“掉”是唯有孩子,以天真的眼睛看待世界的孩子嘴里才可能蹦出来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