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及其无缝对接

社区自治的不断扩大和政治国家的不断缩小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但在现实实践中,受传统管理思想影响,基层行政无法科学定位自己的角色与职能,社区自治缺乏公民意识与组织建设,致使城市社区治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自治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无法有效衔接。要解决这一问题,基层行政需理顺相关关系,明确角色定位,居民应提升自身修养,培育自治能力,通过共同体理念的培育、党组织的联结以及社区共治机制的建立,实现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无缝对接,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格局。     

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以居民委员会为例

城市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成果的表现,这关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基层民主的发展。社区自治组织在城市社区自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组织包括居委会、业委会以及其他的社会组织。目前,我国的居民委员会自治中存在与政府关系错位、与居民关系缺位以及其自身自治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要从改善社区自治的体制环境、完善居委会的组织结构以及构建多元参与共治模式三个方面考量,不断完善居委会自身的建设,以提高社区自治和社区发展的水平。     

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探究——基于泉州市“城中村”个案调查

＂城中村＂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基层管理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泉州市＂城中村＂社区治理仍是政府主导下行政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在这一治理模式下存在着许多管理方面的问题。要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治理的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培育公民的自治能力,必须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实行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而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职责,积极有效引导社区居民和社区自治组织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是实现这一治理模式的有效途径。     

河北省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建设状况分析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建设是实践和理论的重要课题.从转型期社会关系变化入手,着眼社区居民个人关系、各类群体合作模式和政府在社区自治中的定位三个层次研究发现,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模式日趋复杂,有待新型制度引导和规范;各类"精英群体"问的合作模式缺失,亟待新生制度催生新的合作模式;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关系模糊.现行制度难以理顺二者关系.因此,优化社区内生制度环境,并且以新生制度催生新型"合作模式",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建设所需要.     

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良性互动的实现

在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加强政治沟通,畅通民意表达渠道。通过“参与式发展”建立一种相互协助支持、互利共赢的双向互动模式,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我国社区治理结构探析——以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红光社区治理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与城乡社区自治是党和政府近年密切关注的问题。作为城区基本单元的城市社区,需要不断创新社区治理和构建起完善的治理结构,积极推进基层社区自治管理,为实现基层民主、满足社区居民需求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     

论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建立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协同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它既利于政府又利于社会组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既存在分离关系又存在互补关系,而互补性是二者建立协同关系的基础,协同是高度科层化的政府机构和扁平化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功能性互动。协同管理通过承认机制的运行发挥作用,这一过程包括信任关系的建立、政府授权行为、制度化的互惠规范和社会组织网络良性运行能力。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加强自身建设能力,积极主动地同政府沟通,采取社区策划模式、社区发展模式帮助地方基层政府做好社区服务和管理是积极主动地建立和发展制度化的互惠规范、形成良性互动、促进协同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

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及培育市场与培育社区双重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发生的社会整合过程。在社区建设中，存在行政和自治两种导向，本文认为应该强化自治导向。这在于社区居民自治是低成本的管理体制创新，是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和加强基层民主。由于特定的国情和制度背景，中国区建设是一种“规划性变迁”，居民自治属于政府主导型自治。而自治的成长，又要求政府下放权力，转变职能，改变领导方式，在自治基础上重新塑造政府，实现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应以合作主义理念处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协同治理城市社会的关系问题。     

城市居民社区自治初探

城市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着重强调的部分就是城市社区自治,要了解目前社区治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就必须探讨、了解我国居民对城市社区自治的认知、态度,找出影响因素,从而为党和政府制定相关制度、做出决策提供依据。社区制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方法,初步形成了合作共治的机制,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政府是促进城市的社区建设的主要角色,政府也决定着社会资源的管控,因此社区制面临着背负政府的管理局压力,也承担着居民和社会的自治需求。     

经社分开、城乡一体与社区融合——温州的社区重建与社会管理创新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体系面临深刻的变革。本文通过对温州社区建设及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入调查,认为温州通过"三分三改"、村级组织"转、并、联"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实现了基层经社分开、政经分离、社区重建,推动了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和居民自治的转变,基层治理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初步形成了"政经分开、城乡一体、联村建社、合作共治"的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模式。温州改革不仅是温州基层治理模式的再造,也是我国城乡统筹、社区建设、管理创新和政府转型的探索、创新和发展,为新时期我国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模式。     

有效治理视阈下基层政府动员转型

基层政府运动式动员存在基层有效治理的困境.为破解基层有效治理难题,国家对基层政府的动员转向项目化动员.项目化动员从基层治理方式、治理逻辑、治理中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动员成本、基层政府治理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等方面来破解基层有效治理难题.基层政府动员转型反映了国家基层治理逻辑和治理模式的变化,也为破解基层有效治理困境,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     

农村社区体育：留守儿童心理成长干预的现实路径——基于公共治理视域

公共治理理论是后工业时代从“政府中心”向“公民中心”转变的公民治理理论,提倡政府、市场与社会各方协作互动。回顾我国农村社区体育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现状及其相关研究,展望其未来趋势与前景,农村社区体育在干预留守儿童心理成长方面有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优势。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看,以农村社区体育干预留守儿童心理成长,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因而是可行且必要的。     

当前我国社区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天津泰达社区的实践为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党建工作中还存在着对社区党建工作认识不到位、社区党支部建设不足、社区党组织设置落伍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为此。必须强化社区党组织的地位。创新党建工作的形式与内容。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党组织建设。从而巩固基层党组织的地位。     

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制度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城市社区民主建设是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社区自治成为社区民主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建设、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关键是公众的有序参与。因此,我们需要适时对公众参与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现状进行研究,对城市社区自治中居民有序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由此，也可明确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达“善治”。     

全球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换

通过考察加拿大新布尔维克省充满实验性质的＂新乡村地区治理模式＂,归纳出乡村治理所要强调的落实地方分权、增加地方居民参与基层政策决策机制以及凝聚力、动员乡村社区资本等重要方案。而在目前中国的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正经历着一场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问题。在转换导向和转换方式等问题上,其核心是基层政府如何理解和消解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创新治理方式 激发社会活力——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街道试点开展“政社互动”工作的调研

"政社互动"是苏州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品牌,是苏州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基层群众自治有机结合的一项重要举措。2013年初,按照苏州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狮山街道率先在高新区实施了"政社互动"试点工作,从自身实际出发强化探索和创新,初步形成了政府调控同社会协调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互动合作”的制度变迁模型——以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为例

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转换,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以及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模型,它们都不能充分解释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其实,在我国凡涉及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与实施,并非由各主体单方面所能完成的,必须选择“互动合作”型制度变迁之路,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