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奠、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旬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旬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宝玉读书与曹雪芹的《四书》观

《四书》是大观园里书目提及最多的。贾宝玉认为《四书》是先秦哲人阐释学术思想的著述,而《四书章句集注》牵强附会,曲解经典。两者在曹雪芹的笔下与贾宝玉的心中泾渭分明,态度也大相径庭：对儒家经典《四书》充满崇敬,而对用来钻营举业的《四书章句集注》等后人注本则非常鄙弃。曹雪芹的《四书》观受到时风与家世的影响。     

《四书》管理思想述评

《四书》为儒家经典。《四书》中的道德管理思想、诚信管理思想、和谐管理思想等对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唐宋间"四书"的升格过程

汉唐儒家以治“六经”为主，宋代儒家却多治“四书”，唐宋间存在着“四书”升格的趋向。中唐时，韩愈创儒学道统之说，以孔孟为正宗。皮日休承其说而复推之。李翱著《复性书》三篇，启后世儒者畅谈心性的旨趣。北宋初年，当政者以实际行动来推广“四书”。北宋中叶，荆公新学虽以《三经新义》为本，但扬《论》、《孟》之意颇浓；张载关学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二程洛学明确将“四书”并行推举。南宋朱熹将“四书”并行出版，意味着“四书”升格运动的最后完成。     

先秦儒家的修辞批评观——以《四书》为例

重新解读以《四书》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经典文本,对其中的修辞批评现象进行梳理和总结,可以发现先秦儒家在自身的话语共同体内无形中确立了“言说厚德”“修辞立诚”“言闻从礼”“言行及义”等言说规范,以及“察言观色”“听言现行”“知言及人”等修辞批评方法。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宣扬儒家思想的话语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儒家修辞批评观。     

文化经典研读探究题备考指要

1．设题材料来源。湖南卷选做题中文化经典研读的设题材料,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主,其中《论语》是首选,《孟子》次之。“四书”之外,《庄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左传》等文化经典也时有涉及。     

吴顺南《四书书法集》出版

岭南著名书法家吴顺南五载业余操翰，完成中华传世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的隶书创作，已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之源

正【初识经典】《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在我国儒学经典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大学》原为《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宋代程颢、程颐两兄弟从中将其专门抽取出来,编次章句。朱熹为《大学》和《中庸》做了章句,并为《论语》《孟子》做了集注,最后将这四本书编排在一起,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大学》以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深地烙印于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心灵。经宋儒标举之后,《大学》逐步成为"四书"之     

“四书”“五经”简释

“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四书”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五经”为《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与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与《四书本义官话》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世纪前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把中国经书翻译为各种西方文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是独辟蹊径，对儒学经典《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即《四书本义官话》。其目的是让中国孩子、中国民众更容易的理解和接受他对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比较分析所进行的思考，更好的实施“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     

二程理学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二程对《四书》十分重视，他们大力推崇、表彰《四书》，提高《四书》的地位，并训释《论语》、《中庸》、《孟子》，重订《大学》章次。在其思想学术体系建构中，二程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大量的阐释、发挥、利用。其格物论与心性论主要是依托《四书》思想资料而建构的。     

二程对《大学》的表彰和阐发

《大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对《大学》极力表彰，并对《大学》中的概念、范畴、思想进行了辨析和阐发，成为其思想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但在经学史上，而且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贡献。二程对《大学》的表彰、推尊和研究得到后来学者的认同，后来朱熹正是在二程《大学》学的基础上，完成了《大学》等四书的并行，使《大学》成为古代社会后期重要经典。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水浒传》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批评尤其关注男性作家创作的经典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重新解读和评价《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揭示《水浒传》中女性形象被"妖魔化"的倾向,典型体现便是作者对"荡妇"与"男人婆"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形象被妖魔化的文化根源是男权中心主义。     

《大学》的教育思想

《大学》是儒家经典的经典,是和《论语》《孟子》《中庸》相并列的＂四书＂之一。朱熹主张读＂四书＂,当先读《大学》。这是因为《大学》外有＂规模之大＂,内有＂节目之详＂,规模有＂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三纲领＂,且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个条目（简称＂三纲八目＂）。     

论《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对儒家经典的重述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以通俗小说的形式演绎儒家经典,在对四书人物的解读中阐发作者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思考。本文通过小说人物与四书人物的对比,细致分析了作者借由小说传达出的儒家新思想,并由此阐述小说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解读。小说以独特的视角解读儒家人物和儒家思想,这无疑是明代中后期重述儒家经典思潮在小说中的反映。     

心有多高，路就有多远——读《大学》之“明明德”

"五·四"以来,"四书"成了"毒害"中国人心灵的罪魁,被打入另册,束之高阁。"四书"不仅不再是读书人的必读书目,甚至变成青年人必不读书目,仿佛读过"四书"之后,人就会变成呆傻的老古董,无法融入现代生活,尤其是在目前以应试为目的的教育体制下,这类"落伍"的古籍更见不得人了。某次,我不小心翻开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深觉相见恨晚,又想到《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自谦之语:"只刚读了‘四书"’,好惭愧,多没文化啊。余英时先生认为要对中国文化有基本的了解,最好先读"四书"。对普通人而言,只要肯走进圣贤、亲近经典,"四书"必不负你!我自忖没有能力也没有野心让蒙尘的经典熠熠发光,唯有将自己灯下读书的体会记录下来,以此向先贤致敬。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寓教于注方法的运用及其意义

本论述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寓教于注法的具体运用及其意义；寓教于注法就是注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和教育思想寄存在经典本的注释中，“教”的内容是通过“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教”是“注”的一部分。     

关于《林黛玉进贾府》两则

一、“《四书》不是杜撰”如何解林黛玉进贾府，与宝玉、探春等兄弟姊妹相识。谈讯之际，宝玉亲口说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其言下之意，似乎对《四书》格外推崇。但我们都知道，宝玉是封建社会的叛逆，他对封建礼制、意识从骨子里厌恶、反对。在此却肯定《四书》，是否与人物性情相悖呢？对此又当如何理解呢？按：理解宝玉所言的“《四书》不是杜撰”，不可局限于文字表面，当解其言外之意。宝玉所言“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其言外之意，即将《四书》以外的作品，如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等，皆…     

经典诠释与文化传承——以《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经典诠释是儒家核心价值得以传承的基本形式。《大学》是儒家重要经典,历代诠释者通过对《大学》文本的诠释,表达对社会与时代问题的思索。中国古代的《大学》诠释,存在《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两种路径,代表着不同的学术品格和价值取向。文本承载思想,不同的诠释路径背后是诠释者对经典思想意义体认的不同,表达了自身的看法,丰富了经典的文化意蕴。只有不断赋予经典新义,经典才有生命力,传统才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