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襄阳 成于襄阳——浅谈道安般若学与荆州学派的渊源

东汉末年,刘表在襄阳开办了荆州官学。荆州官学教官宋忠等人儒道兼综,形成了荆州学派。魏晋时期,山阳王弼在荆州学派的基础上,通过注释《老》、《庄》、《易》,将儒道融合研究,又形成了魏晋玄学。东晋时期,释道安在襄阳弘法时,大胆革新,"洋为中用",以王弼的"贵无派"玄学理论解释佛教般若学,创立本无宗。形成了一种既像印度的般若思想,又像中国的玄学思想;既不同于印度的般若思想,又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新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印度般若思想和中国《老》、《庄》、《易》思想的合流。道安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般若学与在襄阳创立的荆州学派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源于襄阳,成于襄阳。     

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比较

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两者理论上的相似性是佛教在中土得以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般若学因玄风而远扬，玄风依般若而转盛，两股思潮相融而激荡，但两者又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本文试从几个方面比较玄学和般若学，分析儒、佛、道合一的真相。     

南北朝末季道教《升玄经》中的新教义

南北朝末期造作的道教《升玄经》中出现的“道根”说、“升玄”论及“内教”论等都是在继承汉代以来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上,吸收魏晋玄学本体论的学术成果,并受到东晋南朝大乘佛教般若学特别是中观理论的影响,由重玄学派道士从事道教义理建设而提出的,它曾深刻影响了隋唐道教的发展,在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从《世说新语》看支遁清谈

《世说新语》是晋人清谈总汇,所载东晋名僧支遁出现次数最多。支遁是东晋名僧与名士交游的典型。与之交游的名士有谢安、王羲之、孙绰、王坦之等,思想复杂。名僧有竺法深、于法开等,学说各异。支遁的清谈活动,在庄学上立逍遥义,在般若学上创即色论,一方面使玄学佛学化,另一方面促进了般若学的争鸣、佛学的中国化。     

般若与玄学——论唐君毅对《肇论·物不迁论》的哲学诠释

唐君毅解读《肇论.物不迁论》,认为其般若学的主旨与立言方式皆与玄学相契合。首先对唐君毅这一哲学诠释的特色进行了探讨,指出这一诠释路向实际上含有对《物不迁论》的误读、误解;分析了《物不迁论》中是如何言说般若义理的,指出其言说特点在于＂转俗见为真见＂,这一番转折或是唐君毅出现误读、误解的原因;并探讨了佛教所界定的自身义理与玄学理论的差别之所在,认为唐君毅所谓＂般若与玄学相通＂、＂《物不迁论》兼通般若与玄学＂的说法,其实是很难成立的。在某种意义上,对唐君毅之《物不迁论》哲学诠释的考察,可以视为民国时期熊十力《新唯识论》所引发激烈争论的余绪。     

佛学在中国

佛教是在东汉时期开始传人我国的,据史书记载,东汉旺帝永平十年(公元97年)出现了最早的汉译本佛经《四十二章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统治者的全力提倡,门阀士族及其知识分子信仰佛教,大批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当时传入中国的是印度兴起的后期佛教大乘宗的“般若”学,它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空无,客观物质世界是虚假的。这种理论很适合当时社会占统治思想的玄学的口味,于是佛学很快玄学化,成为中国封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隋唐时期,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学,使佛学达     

僧肇“不真空论”的逻辑问题

僧肇,俗姓张氏,生于公元384年(东晋孝武帝宁康九年),死于公元414年(东晋安帝义熙十年),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是我国东晋时期重要的佛学理论家之一,早年研习老庄,后出家为僧,是当时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弟子。他经过消化印度佛教大乘空宗一派理论,站在佛教信仰者的立场,以一种彻底唯心主义观点,对我国魏晋以来玄学和佛学的各主要流派,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宗教哲学体系。他的主要著作有《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和《答刘遗民书》等。其中《不真空论》是代表僧肇世界     

历代庐山诗选(选载)

我国名山极多,五岳之外,还有终南、青城、苍梧、峨眉等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们都在一方面或几方面与中国文化密切联系,但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来说,没有哪座山可以和庐山匹比。公元六、七十年间(东汉明帝永平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开初与中国的道术方士思想相结合,魏晋之际又与唯心主义玄学相杂糅,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处于支配思想的地位。而庐山就是汉唐时期中国佛教的中心之一,早在东汉,山上寺院多至三百八十余处。东晋时,精通般若性空之学、被后世净土宗人尊为初祖的高僧慧远,在庐山生活了三十五年,并死在庐山。他所创建的庐山东林寺,还有西林寺,以及山南“五大丛     

魏晋玄学的衰落及其与佛教的合流

作为魏晋时期主要社会思潮的玄学发展至东晋因多方面的原因日趋衰落，极需得到补充和完善。时逢佛教在中土欲进一步发展，于是依附玄学，从各方面向玄学渗透，以佛学补充玄学，最终达到了玄佛合流。玄佛合流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魏晋玄学的衰落，另一方面则是佛教开始的中国化的历程。本文着重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原因和表现。     

论玄释合流中的有无之争

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为了能够在中国立足生存,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在魏晋时期,以玄释佛,以佛解玄,佛玄开始融为一体,但般若学的空有之辩和玄学有无之旨却不是殊途同归,相反,它们在相互融通、矛盾斗争中分道扬镳、各显本色。     

试析魏晋玄学背景下中国佛学的发展

佛学传入中土后，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来介绍阐发佛教的义理。西晋中叶以后，佛学利用魏晋玄学的相关思想内容和方法，以玄释佛，以佛解玄，在此基础上，中国佛学最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孙绰《论语》注中的孔子形象分析

孙绰《论语》注集先秦、汉晋孔子形象之大成。在其《论语》注中,孙绰一方面结合三玄及其魏晋玄学的学术成果,继续将孔子老庄化、易学化,体现了《论语》在东晋的进一步玄学化特征;另一方面又结合东晋玄学家注经的返儒特色和当时佛学的深入,大力挖掘、恢复《论语》文本中原有的孔子圣师形象,保留了汉注中孔子神学化的痕迹,更将其佛学化,深刻地展示出东晋儒家经传诠释的两大特征———儒玄双修与援佛注经。     

"智慧"说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冯契对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贡献是建构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智慧"说的建构是为了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将知识转化为智慧;"智慧"说由《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部著作构成,是具有原创的理论、缜密的逻辑结构的哲学体系;"智慧"说是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路子前进的产物,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智慧"说是专业哲学家建构的第一部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著作。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发展的错综复杂性

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学术层面而言,儒学在魏晋仍然具有无可置辩的话语霸权,因此儒家诗学也毫无疑问成为影响魏晋诗学的主要元素。汉儒关于诗歌美刺的社会功能、比兴讽谏的艺术特征、情志合一的生成理论、崇尚雅颂的审美蕲向都对魏晋诗学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随着儒学的式微、玄学的勃兴、佛教本土化的完成,逐步形成了魏晋儒玄释三家并峙的文化格局,从而使经学与诗学的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或经学衰微,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比较兴盛;或经学繁荣,而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又处于退隐状态。只有西晋初期经学与诗学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的同步性。     

以陶渊明祭文为例谈东晋士人的文学生命主题

生命主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关注的重镇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对古人伤悼文学的考察,探究其对生命的认识和思考。永嘉南渡以后,正始玄学引发了士子文人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思考和对自然的崇尚,山水审美意识的萌动和勃兴消解了东晋士人对生命探寻的困惑和焦虑。他们在山水田园的描摹和亲近中,发现了个体生命的真性情。陶渊明是东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等祭文体现出的生命状态和人生态度,已经不同于西晋士人对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忧患,而是站在了一定的理性高度上,更具有哲理意味和文化意味。     

《智囊》成书缘起、性质及其文学价值

《智囊》是冯梦龙编纂的专题性文言小说总集之一,它成书于晚明崇智的文化思潮和市场需求的利益驱动,体现着冯梦龙明确的编纂目的和独特的编纂思路,融入了作者独特的文学创造性,为明清拟话本小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素材和艺术借鉴。正是这些特性,使得《智囊》区别于子、史文章而具有小说特性和文学价值。     

支遁生平事迹及影响

东晋名僧支遁以对佛道理论研究精深,长于清谈而闻名一时。他与谢安、王羲之、孙绰、许询等名士,寄情山水,论道谈玄,极为相得,相关轶事广为流传。支遁的生平事迹及其高深的玄学思想、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对后人影响很大,这在他们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东晋士人隐逸观

东晋时期士人中处优出劣和出处同归两种观念并行。受郭象玄学影响＂,守分任性＂隐逸观渐流行。东晋士人想象中的隐者风范表明：士人所认同和欣赏的理想人格是儒道兼综的。     

析山涛之"吏非吏,隐非隐"

东晋孙绰批评西晋山涛“吏非吏,隐非隐”。究其因:山涛两度隐居,一为养名,一为避祸,总在伺机出仕;晚年屡求引退也只为“功成身退”;出仕期间,既有吏能又为官清廉,但每每中立于朝,与时俯仰,为人处世过于圆滑,且“身入局中,未尝心存事外”。山涛可谓深受老子思想影响,在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上始终未臻至超尘脱俗、应物无累的境界,表现得颇有机心。而孙绰深受庄学影响,追求“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他对山涛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玄风盛行时庄学影响下的士人与玄风初起时老学影响下士人仕隐观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