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律诗的别样之作——浅析戴望舒的《烦忧》

现代格律诗．也可以叫格律新诗、新格律诗或白话格律诗。现代格律诗派主要人物闻一多认为新诗的格律应做到三美：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并指出新诗的格律就是节奏。主要是韵和顿（音尺）,这些理论使新诗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建设新诗格律 倡导格律体新诗——“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

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和常熟理工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共同主办的“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0至21日在常熟理工学院举行。这是一个关于诗歌和诗学的小型高层研讨会。会议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蒋登科教授和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常务副会长、诗人黄淮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知名诗人和诗学研究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结合诗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探索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的理论问题。代表们在会内会外充分地交换意见,力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推动中国格律体新诗走向成熟。上海《文学报》和浙江《诗评人》等也派专家参加了会议。     

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

卞之琳是在格律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重大贡献的诗人。本文试图从卞之琳历年关于新诗格律的论述中总结出其新诗格律理论的主要观点,并把它放在新诗格律理论探索的历史上给予评价。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既继承了闻一多、孙大雨新诗格律方案中以音尺（闻一多称“音尺”,卞之琳称“顿”,孙大雨称“音组”）为新诗节奏单元的核心意见,同时又扬弃了闻一多格律方案中的机械论因素和孙大雨的本质主义倾向,使这一方案更加符合现代汉语声韵和节奏的内在规律。卞之琳先生对新诗格律理论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区分了汉语诗歌的哼唱型节奏和说话型节奏,并首次阐明了这一区分的语言学依据。卞之琳认为,我国古典诗歌的节奏主要是哼唱型的,新诗则主要是说话型的。这一看法实际上从理论上分别了新诗和古典诗歌两种不同的节奏模式,同时肯定了说话型节奏作为自由诗和格律新诗共同的音乐（节奏）性质,为形成统一的新诗音乐性理论提供了可能。     

中国新诗格律化的回顾与前瞻

<正> A、中国新诗的格律问题一直为众多的诗人、诗论家所关注。闻一多、何其芳、卞之琳、郭小川等都为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作出了卓有成绩的探索。他们的探索不仅证明了格律体新诗应当作为新诗的一体而存在,而且证明了自由体新诗也在走着格律化的新道路。朱自清先生对此的评论最为详明。他批评了自由诗派“诗里的散文成分实在很多”,极力称赞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格律诗派,“他们又努     

论自律诗

该文是诗体研究。作者把新诗划分为自由诗、新体格律诗和自律诗。文章论述自律诗是半自由、半格律的新诗，对自律诗的由来和规律进行了重点探讨，认为自律诗是新诗的主流，是中国特色的新诗，它成为中国诗歌读者的最爱并不是偶然的。     

从诗歌文体自由化与格律化之关系看新诗未来之路

本文从中国传统诗歌史上诗歌文体的自由化和格律化运动,以及新诗史上诗歌形式的自由化与格律化问题的产生及其发展两方面,总结诗歌文体发展的自由化与格律化之辨证关系,并提出了新诗的未来格律文体发展趋势。     

论现代派的格律论

格律论是现代派形式论的理论归宿。现代派引入研究了法国象征派和英美现代派的格律主张，对中国近体诗格律引入并进行研究，对形式感、形式美有独特的理解和把握。现代派提出了自己的新诗格律理论：叶公超的格律美在均衡本质论，新诗格律要具备节奏、音顿、韵律、对偶等具体内涵。在格律论上，何其芳、卞之琳、孙大雨的影响持续最久，贡献最大。     

从十四行诗与中国律诗的比较看建立新诗格律的必要性

在中外诗歌发展史上,西方的十四行诗和中国的律诗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而且至今仍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都遵循严格的格律,这和当下面临的诗歌困境同时说明:格律是诗歌生命的一部分,无律则无诗,新诗也不例外.这对当下建立新诗格律、走出新诗困境、繁荣现代诗歌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闻一多与中国新诗格律化

闻一多的诗歌之旅,始于旧诗,更为新诗,归于新诗格律化。其《诗的格律》旨在匡正时弊,救治新诗,于新诗格律化有倡导之功,惟其言说属急就章,缺少学理的缜密。其后,中国新诗格律化继续探索前行,却是道阻且长,至今尚未走出困境。在中国新诗格局中,自由诗与格律诗各有所长,将会长期共存。人们期待中的现代格律诗的几种主导体裁应该是:古典加民歌式的三顿体,突破古典和民歌的四顿体,以及歌词体。     

一九二三年前后诗坛现象论

本文认为1923年前后是新诗第一个十年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新诗由白话自由体向格律体过渡不应忽视1923年前后的诗坛现象。因此,本文就1923年前后新诗发展过程中格律因素的增强、新诗创作主体结构的变化及创作道路的转变、新诗人创作观念的变革等三方面,对此期的诗坛现象给予分析和论述。以期能够探讨新诗由自由体向格律体过渡的轨迹。     

从诗乐结合谈新诗格律化

根据中国诗歌的发展历史以及前人的部分理论成果,文章试图将新诗与流行音乐结合起来构建一套新诗格律体系。笔者分别从诗乐结合的依据、具体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的格律意义三个方面论述了新诗格律化问题。     

论闻一多对新诗规范化和民族化的独特贡献

闻一多发起的新诗格律化运动,确立了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使新诗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同时也使之接上了中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源流.闻一多所提出的"理性节制感情"的美学原则与新诗形式格律化的主张,既是新诗规范化的步骤,又是新诗民族化的途径,两者是合而为一的.这是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独特贡献.     

回归传统:20世纪50年代诗学的格律化趋向——当代新诗形式讨论中的诗学问题

20世纪50年代，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十分活跃。回归中国诗歌传统，重建新诗格律，是这期间集中关注的诗学问题。本在系统梳理这期间有关新诗形式问题的几次重要讨论的基础上，对讨论中有关新诗格律问题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也作出了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死水》的格律句式试析

闻一多先生的《死水》,是新诗史上一部较成功的格律诗集,对新诗的格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新诗格律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定的句式,即所谓“建行”,至于押韵方面,虽然也很重要,还是次要一点的。闻先生在诗集《死水》中,就着力于格律句式的建立,并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分析《死水》集中的各种格律句式,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     

试议格律体新诗发展的前途

格律体新诗的审美价值格律体(实际上还包括半格律体)新诗是对自由体新诗而言。新格律体在篇无定节、行无定字、不计平仄等方面区别于旧格律诗;在节有定行、行有定拍、换韵有序等方面区别于自由体。用史的眼光看,新格律体的语言排列组合的方式已完全不同于旧格律体的排列组合的方式,从而实现了一场从内容到形式的革命。格律诗是一种传统的诗体,在自由体新诗崛起兴旺的新时期,又有格律、半格律体新诗的产生和发展,这证明了格律诗的审美属性有可承袭的因素,格律体新诗更有不可低估的审美价值。     

简论中国的四大诗体

本文提出中国诗史是中国诗体表述史、改革史,认为中国诗体大端可分为“古体、格律体、自由体、中国特色新诗体”四大诗体,简要论述了它们的特色和情状。     

三四十年代新诗形式演变轨迹

新诗形式的探索，应和着新诗运动在20年代已经在进行“诗体解放”。进入30年代后，戴望舒倡导的散文美自由体，鲁迅和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民族形式，以及新月诗派格律体，三足鼎立，并存、交织发展。抗战后的诗坛上，自由体、半格律占据统治地位；40年代中期以后，民歌格律体跃居主导角色。自由体对建国后自由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其散文化弊端也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新诗民族形式的探索和发展应予充分肯定，而它对五四后的新诗形式的轻视态度，则是有偏颇的。新月时代虽已结束了，音韵美、建筑美的格律诗风仍然牵动着三四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新诗发展。     

重探1959年关于新诗格律问题的讨论

1959年《文学评论》组织的关于新诗格律问题的讨论,主要就继承中国古典诗歌格律,节奏与平仄、押韵之间的关系,“自由格律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而讨论中对“节奏”与“格律”概念以及对格律诗、自由诗的认识,则启发我们重思当代新诗创作中的韵律问题。如果从新的理论体系出发,对节奏、韵律和格律这三个概念进行辨析,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次讨论中的理论成果和局限。同时,这种重探和对话,也有助于我们形成对新诗韵律不一样的认知。     

在解构中重构新的格律

面对五四白话新诗散文化的无序状态,新月派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新诗格律化并非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复古”或“拟古”,而是在强调传统格律的同时,又对传统格律进行了解构。新格律诗既是自由诗的格律化,又是格律诗的自由化。新月派站在历史的高度,将诗歌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自由化或格律化浓缩在同一时段并将二者辨证地融合在一起,为新诗的发展确立了可资借鉴的规范。     

新诗格律化的重大理论发现与拓展--略论陶保玺对"郭小川体"的理论升华

陶保玺以《新诗大千》填补了我国新诗“体批评”的空白。其中对“郭小川体”的论析,是对新诗格律化的一种超越之论。在该书问世一年后,陶先生又发表了《郭小川对中国现代格律诗的贡献》,该对郭小川诗的理论概括和美学升华,又有新的提法,在借鉴卞之琳先生的“参差均衡律”一说后,他更加坚定并发展了他对“郭小川体”的认知。在弘扬郭小川现代格律诗具有“参有均衡美”的同时,他进一步评价郭小川在新诗格律化发展史上的超越前辈和同辈诗人的历史地位。郭小川所做的贡献是创作实践上的,而陶先生在新诗格律化理论方面的建树,也同样是彪炳史册的。陶保玺的诗学理论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