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之中见“真”情－试论郁达夫前期小说创作的审美追求

郁达夫前期小说的独异性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此期创作中“率真”的审美追求。“率真”的审美追求主要体现在对题材的择取与处理、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景物的摹写以及创作方法的运作上。它是主体自身化心理结构与客观社会化环境及外国化思潮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率真”的审美追求既使郁达夫前期小说获得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同时又对人性的刻划达到了较高的深度，从而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品格。     

内外兼修——卓越名师养成记

<正>何谓名师?名师即知名度高的教师,工作出色,教育效果好,为同仁所熟知,为学生所欢迎,为社会所认可,有相当的名气和威望。怎样才能成长为一位名师?用修养浸润卓越,用行动承载卓越。名师成长要"内外兼修"。"内"就是"内化于心","外"就是"外化于行"。行为举止靠思想认识指导,理想信念在实践中升华。内外兼修实际上就是在内修     

王以仁:郁达夫的精神兄弟——兼论"郁达夫族群"主体人格

王以仁自觉带有郁达夫的色彩,虽列文学研究会的门下,实属于"郁达夫族群"的一员."郁达夫族群"的主体心理建构是他们心灵深处的自卑,由自卑而导致他们情感领域中的隔绝和孤独,自卑和孤独所致的的心理紧张又催逼他们焦灼呼唤着理解.在这感情的内煎和外化过程中凸现出他们的独特的主体人格.     

儒家音乐思想“和”之认识

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和"是其中最为重要、最核心的思想观念,"和"的生成背景,是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自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史称先秦时期)。我们所要阐述的"和"的音乐美学思想不仅在于音乐本身之"和",而且蕴涵在当时不同的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关系之中。通过对重要人物及著作论述进行阐释,我们可以感受到"和"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整个传统美学发展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们发现从现已出土的有关西周时期出土的编钟乐器,从先秦时期的孔子、荀子等诸位儒学思想家及其相关的美学著作和史书记载中都无不浸润着"和"的音乐美学思想。     

郁达夫和玄镇健小说创作的写实主义美学特征比较分析

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中国和韩国现代文学文坛上都出现了所谓的"身边小说"这种题材的小说。中国"身边小说"的主要代表性作家是郁达夫,而韩国文坛上,"身边小说"写作特征最为明显的作家当属玄镇键。郁达夫和玄镇健在创作倾向上都表现出写实主义的风格,两者又都受过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创作上表现出许多相似性。     

其实,秋是一种风度——品读《故都的秋》

写作背景:从1921年9月到1933年3月,郁达夫曾用相当大的精力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和进行创作。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等原因,他从1933年4月由上海迁居到杭州,居住近三年,这段时间里,过的是一种闲散安逸的生活,并花了许多时间到处游山玩水,写下许多的游记散文。1934年7月,郁达夫"不远千里"从杭州经青岛去北平,再次饱尝了故都的"秋味",并写下了本文。作者在对北平秋的描绘中,寄寓了眷恋故都自然风物和对美的执着追求,流露出一种沉静、寡淡的心境。"故都"表明描写的地点,含有深切的眷恋之意;"秋"字确定描写的内容。     

新时期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追求

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东突"分裂势力把青少年作为他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他们把民族分裂思想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潮输入新疆,并逐步向学校渗透,严重危害到新疆和全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新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反渗透斗争形势极其严峻,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意识形态的主阵地的作用,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觉悟,抵御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渗透,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从《沉沦》看郁达夫的创作思想

郁达夫在《沉沦》的创作中显露出复杂的心理情感 ,表现出的鲜明的进步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表现出对封建道德观念的大胆冲击 ,更重要的是鲜明地体现了作者仰慕光明 ,寄希望于在“沉沦”中“浮生” ,在“沉浮”中“见希望”的创作观。在一定的程度上 ,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和人生追求 ,代表了“五四”文学发展的方向和中国近代文学的进步     

论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浙江精神

爱国主义思想是郁达夫文学创作中的主线,浙江精神对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作为在浙江自然和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家郁达夫,得益于浙江精神的熏陶,并丰富和发展了浙江精神.要准确理解郁达夫作品的思想内涵,就必须深入把握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的本质与渊源,本文就浙江精神对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影响进行论述,以求准确把握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     

在路上——郁达夫出走思想探微

文章通过对郁达夫一生活动轨迹的探寻,试图对他的“出走”思想进行剖析,认为他热爱自然、逃避现实和婚姻,从而多次出现了“出走”的举动,最终牺牲于南洋,完成了一次理想升华的壮举.     

论林语堂文化思想的内在品格

林语堂是“一捆矛盾”,而且充满深刻复杂的悖论性质,这就决定了其文化思想的本质。但是,有冥冥之中的“主宰”存在,从而使矛盾冲突一变而为“自然”与“和谐”,这是林语堂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更内在的区别。承认和喜欢“矛盾”,使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具有现代的深度;而有“和谐”大光的照临,使林语堂的文学、文化、思想和人生一片通明,清澈如水。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论鲁迅兼谈《野草》的语言艺术

鲁迅在他的杂文、书信、序、或后记里,对于他创作时期个人的与国家民族的“郁结”,对于他陷于社会承诺和个人冥思之间焦躁不安的心理状态,有极大幅度的表白。而这种彷徨求索的焦躁不安,包括一种强烈的求死以再生的欲望——形而上的死亡的欲望,很形象化地弥漫在他1924年至1926年间写的散文诗集《野草》和那个时期写的书信之中。论文以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为开端,着重论述他的《野草》和书信中流露的“灵魂的毒气”,“黑暗与虚无”的“绝望”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没有真的暗夜’的悲哀”那种废然的灵魂的探索。     

鲁迅的医者身份和文化品格-从另一种角度走近鲁迅

就“拯救”意义而言,鲁迅终其一生是中华民族一位特殊医者,其核心医疗方针是:救人、救心、立人。“以毒攻毒”是鲁迅独特的治病思维,“烈药”、“毒药”是鲁迅常用的处方药物:由“进化论”到“阶级论”不过是治病处方的一次调整,医者鲁迅的核心思想并没有更改。鲁迅“救孩子”,“救妇女”,最伟大的贡献在于设立了“阿Q病房”;医者鲁迅有其自身的痛苦,也有其独特的超越方式。鲁迅的医者品格和文化品格是统一的,通过还原鲁迅的医者身份进而认识鲁迅的文化品格,不失为研究鲁迅的一种新的视角。     

北岛论

从人们对北岛的误读与隔膜及其与文学史之间达成的合谋着手,阐释了恢复“《今天》派”命名和重勘北岛文学版图之必要;以流亡为界碑,梳理了北岛流亡前的“废墟诗歌”之得失,同时从“常”与“变”之辩证关系的角度,详细地解读了北岛流亡后的“流亡诗歌”,归纳出了它们在思考诗人与母语之间的关系及其作为流亡者对祖国的深厚爱情、揭示生活与幸福的不真实性、个体话语存在之可能和难度、质疑本体论和逻辑世界、返乡的坚定指向及其困难等方面的新贡献。     

“个人自治”中的“考生”教育:“马加爵案件”的反思——读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有感

运用布鲁贝克的“个人自治”观剖析马加爵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出,其犯罪的本质原因在于他个人丧失自治,没有定好自己的位,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管好自己的人。考生加强自治是防范“马加爵案件”发生的根本手段之一。全人教育是考生“个人自治”的前提,学校的道德引导作用是考生“个人自治”的保证,人文精神的培养是考生“个人自治”的关键。     

论嵇康的“自然”境界

嵇康的“自然元气论”是他的哲学本体论,也是他人学思想的出发点。他的“自然”范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其主要含义乃是自是和自在。所以,在人学的意义上“自然”就是自由境界,“自然元气论”是他的哲学出发点,“越名教而任自然”则是他的哲学的归宿。     

论苏轼诗词中"鸿"与"鹤"意象的审美意蕴

苏轼诗词中鸿、鹤两种意象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前者具体化为飞鸿、孤鸿、归鸿,分别象喻了苏轼人生历程中的青年、壮年、老年阶段的生命体验,后者以"驯鹤"为主要形式,象喻了主体的品格.     

魏源辅政艺术研究

作为身处后台的幕僚,能否施展自己的治国韬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其辅政艺术,既使如魏源这样的旷世哲人也概莫能外。魏源人生的黄金时期,基本上是在幕府中度过的,他的主要思想大多成形、成熟于这一时期,他的政治理想也多是以参谋辅政的方式进行实践的。毕生追求"经世济用"的魏源,充分利用幕府这个难得的行政参谋平台,以择木而栖、与时而变、为国而谋、躬身而为的精妙辅政艺术,将改革开放思想融贯其中,使其"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除革弊政"的政治抱负在混浊的政治环境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施展。     

万化无非一味真－论张问陶之“天真”说

作为清代“性灵”诗派主将的张问陶,在对前辈诗学理论扬弃的基础上,既“专主性灵”,又“独出新意”,标举“天真”之说,倡导从“天真”处抒写“性灵”。艺术本体的“天真”审美本质,由创作主体的性情气质与表现对象的风神韵味“天然”凝结而成。要写“天真”,诗人的心要“空”,要“闲”;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生活知识;还要仰仗“灵感”的“神助”。张问陶对其“天真”说毕其一生躬行实践,创作的大量“性灵”诗作,充满了诗人悯民忧国的风雅情怀。     

论夏丏尊散文的“客观性”倾向*从夏丏尊散文“对话体”现象说起

在夏丏尊为数不多的散文中,“对话体”散文占据了一定比例,并成为他区别于其他散文作家的特色。“对话体”现象体现了夏丏尊散文写作的“客观性”倾向。这种倾向既体现在它的散文作品中,也在他的文学批评中有所阐述。而这种“客观性”则从根本上来源于他的教师身份和教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