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的“反英雄化倾向”分析

与传统历史小说的正史英雄观念相比,"反英雄化倾向"成为了新历史小说的主要问题意识和价值命意.它的反英雄化倾向既表现为对于历史崇高意识与英雄观念的消解,也表现在建构一种稗史人性与微观价值叙事模式上.世俗社会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义语境,构成了新历史小说的反英雄化倾向的现实原因.作为一种悖论性的叙事策略,新历史小说的反英雄化倾向既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又可能产生某种庸俗化的后果.     

简论新历史小说的“非英雄化倾向”

上世纪80年代新历史小说登上文学舞台,新历史小说"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非英雄化倾向"。本文从言说主体的非英雄化,言说对象的稗史化,言说方式的微观化三个维度来简要论述新历史小说的"非英雄化倾向"及其表现。     

论新历史小说的三种型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题材成为创作热门。传统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相得益彰。新历史小说可主要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文化化生命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以文化为底色、追求文化意蕴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中。二、寓言化心灵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先锋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管造历史的迷宫;表现现代人的困惑与尴尬,是先锋派新的历史小说的尝试内容。三、生存化生态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新写实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     

90年代新历史小说探析

相比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和九十年代的正"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在写作手法上表现出了与前二者迥然不同的特点,它的抒写是反传统的,表现在:民间视角,个人体验的强调;边缘人物.非史资料的撰写;叙述空缺,再现原则的瓦解.同时,它渗透文中的历史表现出了虚无、非理性的特点.新历史小说因新颖而得以展露文坛,又以过分标新立异而走向了穷途末路.     

反传统的历史书写——李劼人《死水微澜》和莫言《红高粱家族》

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和道德观有依附于正史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在近现代已经开始动摇,30年代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开创了以"风俗史"写历史的先河,为历史小说带来了新的风貌。而8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突破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红色经典英雄史诗叙事,成为了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尽管书写于不同的年代,但都表现出了与传统历史小说不同的历史观和道德观,并较好地完成了史性与诗性的融合。     

悲壮的英雄和英雄的悲剧

英雄和英雄话语是新时期以来的新历史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历史小说在解构英雄和英雄话语的同时完成了对经典化了的革命历史小说的重新建构。长篇小说《亮剑》对主人公李云龙的塑造，就体现了英雄和英雄话语在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下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     

女性视阈中的革命历史--论《英雄无语》兼及革命历史题材写作

对于中国革命历史，当代文学曾出现过两种在历史观、审美观都相距甚远的历史叙述。一种是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一种是新时期的新历史小说，前者是一种将革命历史神化、英雄化的叙述，后者则是将革命历史世俗化、凡人化的叙述。其实，在这两种“极端化”的历史叙事中，一直潜隐着一种试图将两者加以调和，或者说试图超越的历史叙事，那就是出自部分女作家之手的作品，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展示了女性对历史的检讨和战争的反省。     

一个施虐狂的心灵历程——析施蛰存的小说《石秀》

施蛰存是中国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之一，他的历史小说《石秀》借精神分析学说对英雄进行非英雄化的重塑，从而挖掘出人物行动的心理动机；石秀杀嫂是他的性欲心理发展到施虐狂的必然表现。     

析格非《人面桃花》中的新历史主义特色

《人面桃花》是一部极具先锋特色的新历史小说。在叙事手法上它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通过民间叙事和边缘人物来解读历史,探索历史背后的人性法则。同时它放弃了传统历史小说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将英雄俗化,还原了英雄作为普通个人应该具有的真实情感。对革命也进行了解构,革命不再是光辉神圣的,其中充满了那么多的偶然性。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下）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在80～90年代的学中，反史诗性是先锋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它构成了中国当代学转型中别一种历史叙述。本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论析了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论新历史小说的空间化叙事

“新历史小说”是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个热点，在新历史小说中，历史被解构，时间被消退，呈现出一种“空间化叙事”的特征。论文认为，新历史小说的空间化叙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时间的断裂与错位，用私人故事消解公共历史，以及历史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上）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在80－90年代的文学中，反史诗性是行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另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祚话和消解在庄重风格，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孽海花》与中国历史小说模式的现代转变

吴趼人、林纾的历史小说创伤基本代表着清末民初历史小说的两种倾向：前沿袭传统历史通俗演义，后则追求正史价值。曾朴《孽海花》的历史叙事，不直接描述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而是通过世态风俗描绘展示时代风云与历史进程，体现出“风俗史”特征；男女主人公在精神特质上的“非英雄”与“非道德”，有别于传统历史叙事，体现出曾朴对法国历史小说浪漫精神的接纳。《孽海花》意在挖掘中国化传统钳制历史和人性发展根源的努力，使我们感受到一种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正统”叙事话语的主体意识和人精神。这体现着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再思考 ——基于两种英雄观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明确了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确区分两种对立的英雄观,回答了"谁是英雄"的追问.面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英雄观所面临的英雄含义模糊化、英雄历史作用虚无化和英雄现实意义淡化等多重挑战,必须正确认识习近平新时代英雄观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继承与发展,通过坚定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立场、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的英雄主义教育、重视对本民族英雄精神和相关文化产品的宣传,弘扬习近平新时代英雄观.     

浅析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毛泽东第三次“大落大起”为例

英雄史观是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表现形式,其基本观点是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过分强调英雄伟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毛泽东同志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我们党杰出的领导人,曾数次于危亡之际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毫无疑问可以冠之以英雄的称号。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历史发展改变了方向。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归根到底是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发展总趋势所制约。因此,只有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英雄人物,才能够成为历史的弄潮儿,发挥推动历史前进的、甚至决定历史走向的强大作用。     

古今中华任挥洒——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伴野朗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

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伴野朗的创作起步于中国,创作灵感也来自中国生活的体验.他以中国帝王将相、刺客、侠士、"反骨"、谋臣等为题材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历史人物的魅力;以活跃于古代国际舞台的英雄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影响力.历史小说与历史题材推理小说齐头并进,古代题材与现代题材双管齐下,使伴野朗在古今中国历史文化的广阔天地中挥洒自如,在战后日本的中国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承前启后、独具一格.     

重塑女性的历史--新历史主义视界中的女性历史传记系列丛书《花非花》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女性新历史小说的涌现,为我们重塑改写了一部新的女性历史.文章分别从"在文学虚构中重塑女性的历史"、"在文学阐释中重塑女性的历史"和"在文学解构中重塑女性的历史"等三个方面入手,论述了以<花非花·历史小说系列>丛书为代表的女性新历史小说的特点、意义及价值.     

艾拜都拉·易卜拉欣历史小说的叙述模式研究

艾拜都拉·易卜拉欣的历史小说以民族、集体为单位,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已有"史诗"的整体性模式。他历史小说的"史诗性"特征体现在英雄人物的典型化塑造、所写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对历史必然性的理性把握和本质开拓等方面。另外,作家在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上表现出了史传模式的一些特征。这种融入史传模式一些特征的史诗模式的产生跟维吾尔民族的历史文学传统、历史记载方法、文学观以及维吾尔族人民还保持和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风貌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历史观

新历史小说在历史观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路数具有相当的趋同性。肆意篡改历史真实和事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之间界限模糊是新历史小说历史观后现代性的重要体现。这样的历史观虽然对以往唯历史真实和历史决定论表现出极大的反叛，但是毕竟只是接纳后现代的浅层性特征，因其偏离中国的以和谐、中庸为美的化背景而遭逢困境，也因此促成新历史小说纷纷转型。     

周梅森历史小说的出场与退却

周梅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大量以民国史为主的历史小说,这些小说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周梅森凭借庄严的历史小说创作步入文坛,在前期即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受商业化影响周梅森的历史小说呈现娱乐化倾向.1996年后他完全转向现实题材的创作,这是历史想象需求的终结,是历史题材的现实困境的表现,也是周梅森等新历史小说家们"互文性"策略的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