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及其剧作中的屈原形象

我们所以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与他历史剧中的屈原形象放在一起研究,重点仍在史剧而不在历史。我们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争论的重要原因是争论双方的角度不同。作为史学家多重视历史史实而忽视史剧的艺术特点;作为史剧家只侧重考虑艺术特点而有时侯忽略了必要的史实。郭沫若既是卓越的史学家,又是杰出的史剧家,他最有资格将二者结合起来。因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及其剧作中的屈原形象

我们所以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与他历史剧中的屈原形象放在一起研究,重点仍在史剧而不在历史.我们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争论的重要原因是争论双方的角度不同.作为史学家多重视历史史实而忽视史剧的艺术特点;作为史剧家只侧重考虑艺术特点而有时候忽略了必要的史实. 郭沫若既是卓越的史学家,又是杰出的史剧家,他最有资格将二者结合起来.因此,以《屈原》为对象,探讨一下郭沫若是如何站在史学家的立场研究屈原,又如何站在史剧家的立场创造屈原艺术形象,这里面有些什么宝贵经验可供吸取,以利于社会主义史剧的发展,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琐谈

郭沫若说:“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这句很平常的话却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它是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一个总原则。它是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态度、动机的表白,说明他高度重视历史剧的社会作用和剧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它规定或制约着史剧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这一史剧创作的总原则贯穿于郭沫若史剧创作的全过程,是郭沫若史剧创作的深切体验和创作经验的高度概括,并获得重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郭沫若的这一概括也是我们学习、理解、研究郭沫若史剧的一把钥匙,对我们今天的史剧创作仍有着借鉴和启发作用。     

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拓展 --论阳翰笙的历史剧创作

产生于抗战时期的阳翰笙的历史剧创作,以不可替代的精神品质和艺术风范构成了现代戏剧舞台上别具一格的亮丽景观.他的历史剧创作达到了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以及鲜明的现实倾向性的统一,具备了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审美特征,是其创作成熟阶段的产物.     

从《三个叛逆的女性》分析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理论的形成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为史剧创作了开辟了一条新路。他的史剧创作理论是与其史剧创作实践相伴而生的。他的史剧创作理论的特征有：1．借古鉴今，反映反封建的主题；2．把握历史可能性，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3．升华人物性格，深化史剧主题。     

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拓展－－论阳翰笙的历史剧创作

产生于抗战时期的阳翰笙的历史剧创作，以不可替代的精神品质和艺术风范构成了现代戏剧舞台上别具一格的亮丽景观。他的历史剧创作达到了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以及鲜明的现实倾向性的统一，具备了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审美特征，是其创作成熟阶段的产物。     

史剧和历史——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之一

历史剧写的是历史题材,它是取材于历史生活,又经过艺术加工形成的“剧”,所以,既要求不失历史面貌的真实性,又不能是历史生活的简单复制。这就给历史剧的创作出了一个难题。郭沫若以长期、丰富的历史剧创作实践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还历史人物以真实面目——评郭沫若四幕历史剧《武则天》

一、必须探讨的问题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她实际统治中国四十多年间,生产发展、文化繁荣,承“贞观之治”启“开元盛世”.然而在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作为女皇帝的她,被歪曲、被谩骂了千百年.1962年郭沫若先生修改发表了四幕历史剧《武则天》,一反封建史家传统腔调,力图恢复武则天真实的历史面目.郭老一改往日荒淫嗜杀的武则天形象,而使其成了一个有识、有才、有情的人民的好皇帝.在当时这个剧本曾引起不小的反响.有人认为《武则天》剧“符合真实又不符合真实,可以作为历史剧的典范.”应该说历史与历史剧是有区别的,历史剧不可能象历史记载一样不差分毫.但历史剧也不同于普通剧本,它的基本情节必须符合历史真实.郭老自己也表示:“我是想把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想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那么,郭老为我们提供的武则天的艺术形象是否与历史真实相符呢?我认为剧本把武则天描绘成一位鞠躬尽瘁、天下为公的人民皇帝,这种处理未免溢美过份,从而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问题刍议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既受到历史真实的制约,又受艺术规律、艺术创作法则的支配.一部好的历史剧应该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从历史镜鉴到人文观照--当代戏曲中闯王剧的演进轨迹

本以《闯王进京》、《闯王旗》、《甲申祭》三个不同时期同一题材的历史剧为例，分析了现代戏曲历史剧在艺术追求和审美倾向上的发展轨迹，并以《甲申祭》为个案着重讨论了当前历史剧对历史人物隐蔽的心灵空间进行探寻的人观照倾向，以及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这一问题的把握。     

论阿英历史剧的“历史”意义

四十年代的历史剧顺应时代需求应运而生。其中,阿英的历史剧注重在历史真实中挖掘艺术真实所产生的感染力,注重与男性相对比的女性中心叙事所带来的革命渲染力,注重戏剧氛围营造中所增添的阅读力,产生很强的艺术张力作用。     

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浅谈《屈原》的“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

郭沫若不仅是一位开一代诗风的伟大诗人,同时,他还写了很多历史剧,又是一位历史剧的著名大师.抗战期间,他连续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作者通过这些历史剧,旨在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区黑暗的政治和腐败的本质.他的这些历史剧,都是取材于古代,而面向现实;落笔于往古,而归意于当今.毛泽东同志曾对郭沫若的历史剧作过高度的评价:“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从戏说类电视历史剧看历史文学观念的变迁

历史题材影视剧一直是我国影视创作的主题之一,90年代以前的电视历史剧以正说为主,但进入90年代,戏说类电视历史剧开始盛行。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历史文学观念的变迁。文章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问题以及历史观两个方面阐明了对待历史文学态度的转变。     

试论历史剧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历史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样式,如何处理历史剧中"史"与"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受到了从事历史剧创作的作家及其艺术理论家长期关注。不同的剧作家根据自身对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出现了不少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艺术界、学术界仍然是悬而未决,亟待继续深入探索。应该说对于两种之间关系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历史题材艺术创作发展的方向和作品质量的优劣。因此,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和思考的。     

戏剧宝库的明珠——论郭沫若历史剧《屈原》

我国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史剧家郭沫若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之间,以他那卓越的艺术才能、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一共写了五个历史剧:《屈原》、《高渐离》、《虎符》,《孔雀胆》和《南冠草》。这些历史剧是“献给现实的蟠桃”。(郭沫若:《谈戏剧创作》)它不但真实而又生动地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光荣传统,而且紧密地配合了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借用“史事”讽谕“今事”,在中外文坛上“引起了热烈的回响,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屈原》是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写得最为成功、又最能体现作者历史剧创作的特点的代表作,它给我国的戏剧创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为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异彩。     

郭沫若历史剧的民族性

郭沫若的历史剧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体现出他对民族生活、民族精神、民族思想的准确把握,对汉语言运用的娴熟,对民族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等等。探讨郭沫若历史剧民族性特征体现的得与失,能对我国戏剧创作提供某些借鉴与参考。     

社会的转型与历史剧的嬗变

在历史剧的创作与批评中，历史与艺术一直扭结在一起，产生了不少龃龉。“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命题看似解决了二的矛盾，但仍遮蔽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而且在二的抗衡中还常常受到主流政治的干预，呈现意识形态的各种阐释。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经济这一决定艺术发展的“最终因素”使历史剧成为一种化消费。历史、政治、经济、艺术的相互角逐，导致历史剧从再现型——重写型——戏说型的艺术流变。“再现型”历史剧强调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它是忠实于历史基础上的艺术创造；“重写型”历史剧注重历史精神与现代意识的融合，它是对历史作出的意识形态的现代阐释；“戏说型”历史剧只是凭借历史作幌子演绎现代人的梦幻，它是大众化对历史的一种解构。让各类历史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从创作理念、叙事策略和审美走向上找准自己的位置。予以适当的调适，形成“互补共生、有序发展”的良性循环。     

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悲剧叙事与政治意图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国统区出现了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尤其以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最有代表性。郭沫若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采用悲剧这一叙事形式,塑造了屈原、聂嫈等志士仁人,为祖国和民族慷慨赴难,从容就义,具有一种历史的悲壮美,彰显了这些历史人物的高贵品质和悲剧精神;同时,这六部历史剧具有明确的现实政治意图,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鼓舞和教育了广大人民,实现了艺术审美与政治宣传的完美结合。     

历史·现实·艺术的三重选择——从马致远对历史题材的改动看杂剧《汉宫秋》的主题思想

打上了时代烙印的历史剧创作,在虚构艺术上有三层约束:历史真实、现实需要和艺术本体。 元代马致远所作的杂剧《汉宫秋》,因作者对历史题材作了一系列改动,从而表达出自己鲜明的思想倾向。当历史真实和现实生活构成矛盾时,马致远以“现实需要”为其虚构准则;当历史真实和艺术本体的特殊审美规律的需要相抵触时,马致远又偏向于艺术本体的需要。通过对历史真实、现实需要、艺术本体的三重选择,借帝妃离合之情,发民族兴亡之感,表现民族与时代的悲剧,此即为马致远创作《汉宫秋》杂剧的主旨。     

中西文化碰撞之下中国现代历史剧的转型——以郭沫若的历史剧研究为例

历史话语是人们永远无法割舍的关怀对象,它在岌岌可危的社会现实境况里专门充当着聊慰爱国志士觉新芸芸众生的精神号角。中国传统历史剧注重传信而不是传奇,对作品的审美价值无动于衷。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在西方历史文学的影响下,郭沫若把历史的真实和大胆的想象相结合,为中国的历史剧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