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联璧合谱新篇——读《南北朝经济史略》

韩国磐先生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老一辈史学家。数十年来,他潜心研究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史,成就卓著,倾注了极大心血的力作《魏晋南北朝史纲》、《隋唐五代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等十余部专著相继问世,大大促进了史学界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不久前,韩先生所著《南北朝经济史略》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而为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深入研讨作出了新的贡献。早在60年代初期,韩国磐先生就曾撰有《南朝经济试探》和《北朝经济试探》。对南朝和北朝的社会经济分别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和精譬的论述,有力地推动了对南北朝经济史的研讨。两书问世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成为治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必读书。将近30年后的今天,韩先生的《南北朝经济史略》,作为厦门大学“南强丛书”之一种而出版,     

为世界谋大同——“大同”思想的当代传承、超越与践行

“大同”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理想社会最高形态的描述,也是近代知识分子理解社会主义的文化源泉。中国共产党将“为世界谋大同”书写在自己的使命旗帜上,传承“大同”思想的文化基因,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立足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现实条件,实现了对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的超越。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的经济政治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文明交流与安全卫生事业等各个方面做出中国贡献,是在超越的基础上对实现“大同”做出的积极实践。以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文化认同的历史规律,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理论与实践层次的表达。     

谈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

在”六王毕,四海一”的大好形势下,秦始皇又北伐匈奴,南取百越,为中国的大一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里就南取百越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南取百越的时间 《史记、南越传》说:”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这是根据“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推算的。故《集解》徐广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岁乃平     

高考历史复习中的六大隐形知识

一、目录标题中的隐形知识目录是章节内容的高度浓缩与概括,其中隐含着十分重要的内容,尤其对于从宏观上理清历史发展线索,把握历史知识结构以及阶段特征,具有重要作用。复习时要善于挖掘和思考。如从中国古代史目录中可知,我国古代历史分为六个历史阶段:“祖国历史的开篇——先秦”“封建大一统时期——秦汉”“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封建社会的繁荣——隋唐”“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五代、辽、宋、夏、金、元”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衰——明、清”。例11…     

2007年高考历史专题复习优化设计：专题一 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到秦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两汉时期初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隋唐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元朝大一统的出现，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明清时期，在统一政权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各族人民团结互助，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民族大团结。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下，祖国的统一大业，必将最终完成。     

清代中前期清廷的蒙古政策

以康熙朝为代表的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是研究清代宗藩体制变革的重要对象，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在继承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宗藩体制的基础上对内藩政策实行着“中国化”的变革，实行着封建王朝“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清代中前期通过强化清中央政权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而非“一统”，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的融合。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本上完成了对内藩的“统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清朝“天下观”下的内藩、属国作了很好的“内、外”之厘定，为实行“中国”由传统儒家意识下的“天下”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之转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完成了对蒙古等边陲区域的统一工作。     

试论《隋唐嘉话》的史料价值

《隋唐嘉话》是唐代史学家刘餗所撰。刘餗依据自己的见闻、本着"实录"的精神,记载南北朝至开元时期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以补正史之阙,其史料是可信的。唐宋文献广泛吸收和征引了《隋唐嘉话》的记载,对其史料价值是认可的。《隋唐嘉话》记载了有关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社会习俗、社会观念等多方面的重要内容,其史料是丰富的。《隋唐嘉话》是有重要价值的史料笔记。     

一部充满创新精神的中古文化史力作--评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

有关中国中古时代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已颇多其见,似乎很难有什么大的突破.近读王永平教授的新著《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以下简称王著）一书,顿时感觉到那不过是自己的一种成见.这部由12篇专题论文构成的中古文化史专著，以汉唐间为中心，分别考述了两汉时期、汉末、孙吴与蜀汉时期、两晋之际、南北朝和隋唐之际士人群体的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史实，基本勾勒出中国中古时代南北文化“互动”的线索，     

浅谈司马迁融民族史传于大一统的历史观

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文绝唱，无韵之《离骚》”，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大一统的历史观，首创民族史传，阐发民族统一的观点，表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贡献，对推进国家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唱音乐在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说唱艺术长期以来不登大雅之堂,早期的典籍中几乎没有什么相关记载,而在南北朝、隋唐时期音乐活动大都集中在寺院中进行。通过对《高僧传》中《唱导》的分析,简要阐述了说唱音乐在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状况。     

比出来的精彩 比出来的辉煌——来自长乐故事会的观感与思考

汨罗市长乐故事会起于隋唐,兴于明清,盛于当今.它集历史传奇、民俗风情、戏曲艺术、杂技竞技于一体.是一种古老而又新奇、惊险而又粗犷的大型民间行为艺术,特色突出,影响深远.正是这样,近些年来,长乐故事会先后应邀赴广东省参加了"中国(江门)侨乡华人嘉年华"大巡游活动,参加了中央电视台2006"中国年"的表演活动等,200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已将"长乐故事会"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比",是长乐故事会的突出特色,它形成了特有的民俗文化风格,具有较强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北类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夏家店下层化大约是公元前2300-前1000年左右，在燕北辽西一带发展起来的一支发达的早期青铜明，它的生存和发展，代表了虞夏殷商之际，中国北方地区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国家和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夏家店下层化形成之际，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化发展面貌，产经出现过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当其晚期发展阶段，曾经与后起的夏家店上层化有过一段共时关系，由此导致阴河至羊肠子河一线分布密集的城堡带的出现。     

论雍正帝边疆民族“大一统”观及政治实践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多有论述。传统大一统观源自《春秋》,且强调华夷之辨、内外之别,这造成了该思想理论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存在巨大缺陷。到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雍正帝的边疆民族"大一统"观及其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政治实践。     

中国神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山海经》研究之二

中国神龙文化源自古代垅田文化,然而这个源头一直被历史所湮没,甚至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本文揭示了中国“龙”的原型即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的“垅田”,并对其演变发展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明洪武初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例

在日本中世，以五山寺院为中心的禅僧垄断汉文学，并介入对华外交事务。自宋元以来以两国僧人交往活动（或日僧直接来华，或中国僧人赴日）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明洪武初仍在继续并得到新的发展。当时，作为京都五山文化代表的绝海中滓亲自渡明，居留时间长达八年，习禅之余，间染汉诗，水平几敌中土。绝海虽称典型，然也浓缩和反映出其时中日文化频繁交往的情形。     

明清士大夫与琉球

明清时期，琉球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中国士大夫在中琉交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士大夫册封琉球，精心培养琉球来华之留学生，并在日本吞并琉球的事件中各抒己见，商议对策等。明清士大夫与琉球的交往，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与琉球的外交关系，反映了明清中国的对外政策。     

辽金时期中原汉人外迁与东北女真人内聚浅探

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迁徙明显有两大流向：一是中原汉族向边疆地区的外迁；一是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内聚。辽金时期中原汉人大量北迁，而东北女真人则纷纷南迁。辽金时期北方各族人民的迁徙流动，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改变了我国北方各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极大地促进了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融合，为元朝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利玛窦易僧袍为儒服看跨文化交流中的非语言传播

非语言传播无论在人际传播还是跨文化传播中都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数以千计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他们固然以语言传播作为传教的基本方式,但也非常重视非语言传播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服饰是非语言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符号,服饰的不同体现了身份的不同。明清间来华的耶稣会士首先从外表做起,利用非语言传播的种种优势,以适应、认同中国文化与习俗;他们起初身着僧袍进入中国,后来又易僧袍为儒服;同时,他们对士大夫们的生存方式也颇为接受,像士大夫们那样,著书立说,互赠诗文。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他们也都为自己取了中国姓名。这当中无不包含着非语言传播的哲理。     

趋同与离异:张东荪与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尽管张东荪与文化激进主义者一样，都主张彻底采用西方文化，但是，张东荪并不赞成全盘抛却传统文化。张东荪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持论颇为相近的是，二者都极力调和中西文化，宽容对待传统文化。实际上，张东荪与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仅思维模式相同，而且彼此相互欣赏，私交甚笃。     

中古人文精神的透析——从演绎中的六朝知音文化谈起

知音文化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中最重要的建树之一,它发轫于六朝时期,并以六朝人文思潮为思想根基,不失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独树一帜的思想文化体系。本文试图探寻知音文化的源起与本根,挖掘并阐释六朝知音文化的逻辑内涵,透析六朝知音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对于中古文化空间的拓展及其对中古人文精神的提升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