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斯之恋——我的学术道路

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这里有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沟通,又有中国诗学和外国诗学的对话。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传统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袁可嘉:精心构建新诗现代化的理论 --中国现代诗学批评家评述之七

袁可嘉在40年代的一组诗学论文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出版。这些论文代表着那一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最高水平,其指归是中国新诗现代化。袁可嘉构建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诗的特质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指明现代诗是“包含的诗”,是“新的综合传统”,现代诗必须“返回本体”,戏剧化是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方向。     

论古今诗学理论对话

中国现代诗学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反叛和对西方诗学借鉴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文化断裂”使中国现代诗学失去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深厚基础,导致中国现代诗学严重缺血而且直接导致中国现代诗学和当下诗歌创作严重脱节。对中国现代诗学来说,这是很不正常的,西方诗歌理论几乎是和诗歌创作同步发展的,而中国现代诗学对当下诗歌创作处于不及物状态,更谈不上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了：当下诗坛出现的“下半身”和“口水诗”现象,是对现代诗歌观念较极端的实验,具有一定的观念开拓性,但由于采用了过激的方法而且当下诗歌理论也没有能力对这些现象做出积极回应,     

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三大难题

中国现代诗学如同中国现代诗歌艺术本身一样,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但是,相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而言,百年不过是短暂一瞬,因此,今天承认这一诗学体系尚有若干不够成熟甚至粗糙简陋之处,也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重要的在于,我们能否对这些影响中国诗学理论成熟的因素有一个清醒而自觉的把握,从而逐渐在简陋的现状中成长壮大起来,并最终完善我们自己的诗学思想。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必须克服三大难题：     

"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王夫之诗学情景相生论的美学诠释

情景论是中国古典美学、诗学研究中源远流长的一个重要课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诗学则是其集大成。王夫之真正从诗的艺术本体论,从诗学意象和意境的美学高度来论情景,而摈弃前人从诗的格律、句法、章句等角度来论诗歌创作情景问题的传统陋见,从而把情景论提升到中国古代美学和诗学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夫之深刻分析了情景相生的各种审美机制,使之成为一种系统完备的诗学理论,把情景论推向了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的最高峰,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诗学情景论的最终完成。     

现代诗学的言路与问题——从意境论说起

意境论现代转化的历史是消解中国化的历史，它开启了以西方思想质料与话语规则创建诗学的现代之路。但是这条中国现代诗学之路未能完成，甚至迷失了方向。创建中国现代诗学需要重新回到现代问题，需要重启汉语诗学。     

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之二）——现代诗学学科的三维结构

本期“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发表四篇论文,分别对现代汉语诗歌与现代汉语诗学、现代诗学的三维结构、现代诗学的内涵和古今诗学对话发表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作者都是专门研究现代诗学或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不少思考具有启发意义。     

"声情":汉语诗学基本范畴的新发现及理论启示

“声情”是汉语诗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的理论范畴，在汉语古典诗学的理论体系中，“声情”堪与另一重要基本范畴“意象”相提并论。“声情”论的理论价值具有现代性，它是我们分析汉语白话新诗及其理论不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声情”论的理论价值具有国际性，它是我们分析、综融、整合西方现代诗学形式理论与意义理论的重要基点。“声情”论是汉语古代诗论研究新的增长点，是汉语诗学思想现代生成的又一重要原点。     

《诗学》的文艺理论研究

亚里士多德是轴心时代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知识渊博,对当时各个学科均有涉猎。而《诗学》就是其关于文艺理论的著名作品之一。从《诗学》的六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亚氏所代表的苏格拉底学术传承的扩散、摹仿论与戏剧理论的关系、悲剧的解释和艺术批评等方面的问题,并力图构建亚氏戏剧理论的解释体系并深入剖析亚氏所处的时代和历史影响。同时试图揭示亚氏《诗学》中的观点为何能够在西方文艺学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     

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

20世纪的新诗名家,大都有着深厚的古典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这些新诗名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身说法,坦承自己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另一种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关注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承传关系,对于打通中国诗歌史、提升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补益。     

《诗学》论史诗与悲剧的异同

在亚理斯多德之前，诗（艺术）曾一度深遭贬斥。亚理斯多德则力排众议，创作《诗学》，提出一套系统的美学理论，为诗辩护。史诗和悲剧是《诗学》所讨论的主要对象，它们作为古希腊的两大体裁，究竟有何异同呢？本文从《诗学》的理论出发，结合荷马史诗和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代表作，在属性和种差、主要成分、创作等几方面，对史诗和悲剧这两种著名的艺术形式作一简要的比较分析，并力图作出自己的阐释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构质素探析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诗人和诗论家以个人化的诗学阐释构建起具有本土化特质的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这一诗学体系从起步建设到成熟深化及至开放融合的建构轨迹实为一种合目的与合规律的诗学呈现,其中西融合的建构机制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会通,其面对新诗创作实践和张扬新诗本体特质等鲜明的建构特征为中国新诗的本体发展作出了贡献。     

返本开新的诗学建构——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的启示

20世纪中国诗学建构是在“西学东渐”的情势下进行的。中国理论界吸纳了西方近现代各种诗学方法和观念，缺乏民族文化思想体系的支撑，不免导致文论和诗学的“失语症”。现代新儒家取“返本开新”之学术进路，以“人化论”、“心化论”、“生化论”为中心来建构中国诗学理论体系。这种有根的诗学，既突出民族传统而又兼顾中西，通幽微，达博大，给我们建构21世纪中国特色的文论和诗学体系以宝贵的启示。     

批评的多元化与“文化诗学”

“化诗学”是20世纪西方学理论批评中出现并在80年代正式亮相的研究思潮,近一两年来引起了中国批评界的极大关注。其实从古希腊时代起西方论就有很浓的化互渗倾向,经历了“化——学——化”的轮回历史过程。现代“化诗学”是在社会科技知识理性和批评多元化的新背景下形成的,学批评更多地关注社会的改治意识形态、经济运行机制和民间生态化等问题,具有更强的化批判性和思想沉思能力。     

宗白华意境理论生成的现代诗学语境

中国现代诗学史并不适合于宗白华意境理论的生成。长期的社会动荡，改变了意境诗学赖以存在的以人与自然为核心的化轴心和诗学轴心；西方典型论诗学的涌入，也极大地冲击了意境论诗学。当然，现代诗学与传统诗学的那种割舍不断的关联，又为宗白华意境理论的生成提供了契机。     

从《暴风雨》看莎士比亚的戏剧诗学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莎士比亚戏剧做了研究:从悲喜剧的特点到人物性格的刻画,从政治学、伦理学到社会学研究等等。根据戏剧诗的定义和戏剧诗的内容,以《暴风雨》为范例,我们主要侧重情节这一核心要素来分析莎士比亚戏剧诗学的魅力所在。《暴风雨》的文本清晰,戏剧的情节安排别具新意,显然是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推敲,如这部戏的开场便有着一些夸张的效果,"一颗子弹也能发出雷鸣之声"而且"鼓声反复如暴风雨般鸣响"。同时阐述了莎士比亚如何在《暴风雨》这部作品中,具体实践戏剧诗学的,如何用诗的语言赞美了纯朴的爱情,谴责了自私的阴谋,肯定了理性和智慧的力量。     

中国本土对话诗学的构建

对话理论、对话诗学的基础是对话哲学,或哲学的对话论转向。在西方,哲学的对话论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为开端的,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存在论阐释学,特别是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则走向了巅峰。但对话理论在实际的学术世界又是以多维化的面相存在的,如解释学、接受学、阅读学、主体间性、生态论、阴阳交感思想等等,当然还有专门的对话学理论。因此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新的整合、建构。另外,若从一种平等的关系结构或交流模式来看,中国哲学、诗学中也早就存在相关的对话论了。因此,也有必要建构一种跨文化的、贯通中西的对话理论。至于把这种新的对话理论模式转换成一种对话诗学,就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它是对巴赫金对话诗学的自觉的兼融和超越。     

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之一）——现代诗学研究的哲学提升

主持人语：从本期起,我们开展“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我们对笔谈有较高的期望值,希望将要持续几期的笔谈能“谈”出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东西。中国现代诗学已经诞生近百年了。是时候了,需要回顾和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肯定应当肯定的,发扬应当发扬的,批评应当批评的,推掉应当推掉的;向伪诗学宣战,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这是现实提出的问题,时代提供的条件,诗界普遍的希望,历史赋予的使命。对新诗的“新”和自由诗的“自由”,切忌误读。任何艺术都是有“规矩”的。这既是局限,又正是特殊魅力之所在。现代诗学的规范是新诗规范的前提。     

西学与中国现代诗学观念的缘起——王国维诗学发生学研究之一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化的开拓者。他的治学方法的思想基础受西学（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很大影响。他主张“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所以他才能真正从纯精神的高度观照中西文化的异同并将现代西学观念有机地融入中国学术领域。“诗界革命”的口号虽早已提出,只有在王国维的学术实践中才得以完成或结出硕果。王国维创立现代诗学的意义并不只在于为传统诗学增添了若干新颖的概念和范畴,也不仅在于首用西方理论评论中国文学、而在于重新规范了传统诗学范型,将它导入通向世界学术系统的轨道。     

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新学科剧诗学研究的重大进展——读李强新著《中外剧诗比较通论》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诗学”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广泛重视、日渐完善的一门新兴学问,随之而纵深研究的“剧学”以及“诗学”与“剧学”融会贯通的“剧诗学”是尚待建构的多元性、边缘性、前瞻性,充满活力与挑战性的文学理论新学科。因为“戏剧体诗歌”即“剧诗”文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学艺术理论的基石,富有几千年诗歌与戏剧文学传统的华夏民族,自古迄今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剧诗”文学作品;如今又与西方“诗歌体戏剧”即“诗剧”文学汇流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美不胜收的表演、造型、语言、综合性“剧诗学”主潮,日趋活跃在当今诗歌、戏剧、电影、电视、网络文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