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故事之迁变及其蕴涵的集体心态

＂赵氏孤儿＂故事折射出如下集体心态：程婴舍儿救孤的情节及呈现方式体现出故事作者们将某些伦理原则预设性地置于其他伦理原则之上的伦理独断心态;将人的意义局限于作为实现先验伦理原则的工具;对贤圣人物内心世界＂独白性＂的想象。而在作为参照系的法国改编本中,伦理原则的对等辩难和人面对强势伦理原则时的自主空间则得到了呈现。     

“传形摩神，千载如生——《史记》的人物刻画艺术”专题教学设计

一、整体把握 1．教材解读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的进程做了忠实的记录和深刻的总结,表达了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的独到见解,是一部既具史学价值又具文学价值的著作。     

论书法家的深刻孤蚀

深刻孤蚀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一个亘古常新的母题，无论是削发为僧、遁于山林的隐士；还是长歌当哭、戏笑人生的狂怪者；或是在人生舞台自由自在、安逸逍遥的社会宠儿；抑或是邹费苦心、日理万机为救国家人民出水深火热的人民公仆，他们都有一颗孤独的心。深刻孤蚀是书法大师生成的必备条件；正是因为深刻孤独的匮乏才使当代国书法走向了衰落和危机。     

论唐诗“孤平拗救”说之不成立

诗学家常说“犯孤平是律体诗歌创作的最大禁忌”,此说依据不明。查历代诗话,得知“孤平拗救”之始作俑者为清人王士祯,再经后人推演、发挥,终成律体诗创作之永恒定律。然详考唐人律诗,“孤平”、变体实多,救与不救,出自天然。可知“孤平拗救”之说,实为后人向壁虚造的诗学教条,是难以成立的。     

山外看山始见真面——《信陵君窃符救赵》探究学习四题

《魏公子列传》是《史记》的名篇,司马迁在这篇列传中亲切地用了147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的故事。     

走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研究的误区

对司马迁的天人思想研究，一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毫不怀疑地把《天官书》正文当作司马迁思想；一是认为他接受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思想，宣扬了“天人感应”神学．本文认为，《天官书》正文乃司马迁之前的史官所作的天象记录，《天官书》的论赞才代表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作为一代文化巨人，司马迁是站在时代的巅峰上雄视千古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思想家像他那样对“天人”问题给予如此强烈的关注和进行过如此深刻的思考。说他宣扬了“天人感应”的神学，或说他受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都是不公正的。     

辩题:“瓦全”一定不如“玉碎”吗?

本期辩论材料相传春秋时期,晋侯偏听权奸屠岸贾的谗言,诛戮秉忠直谏的相国赵盾满门,仅有其子赵朔驸马与公主得以幸免。后屠岸贾又假传晋侯之命,迫使赵朔自杀。公主被囚禁于府内,生下一子后托付于赵家门客程婴,亦自缢而死。程婴将婴儿藏在药箱里,负责看守的韩厥同情赵家,放走程婴与赵氏孤儿后亦自刎。程婴携婴儿投奔赵盾老友公孙杵臼。此时屠岸贾急欲斩草除根,为搜出孤儿要将国中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婴儿杀绝。程婴为救举国无辜婴孩,保存赵家一脉,与公孙杵臼共商苦计:用一个     

悲剧英雄的内心独白－－读司马廷《报任安书》

什么是人生的悲剧？“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①“百世奇人悬日月，千秋孤愤诉晨昏。”②读司马迁《报任安书》，激荡心灵而挥之难去的，首先是这种“伟大的痛苦”、悲情的人生。人生旅途有种种屈辱和不幸。司马迁那个时代，“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然而，这种种耻辱比起宫刑，算得了什么！“最下腐刑，极矣！”③一个“最”字，一个“极”…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教学设计及思考

[教材分析]《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是一篇历史人物故事,讲述了汉代史官司马迁在遭到残酷的刑罚之后,不忘父亲嘱托,忍辱负重,耗费13年时间,写成辉煌巨著《史记》的故事。文本横跨司马迁的一生,对他遭受宫刑后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伟大的人生壮举进行了细腻感人的描写,折射出人物崇高的精神与品格,充分     

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柳宗元贬永期间的孤独心态与诗文创作

由于理想破灭,无所作为;群疑当道,故交疏远;水土不服,命运多舛;骨肉凋零,战友亡故;健康恶化,没有子息,柳宗元贬永期间的心态可用“千万孤独”来形容。在柳宗元的诗文创作里,孤独心态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包括孤高、孤冷、孤囚、孤荒、孤傲等。由于孤独,柳宗元关于宇宙、政治、历史、人生等问题思考也显得深刻而富有个性。     

杰思一字无空设 高论千古横青云——试论司马迁史论之贡献

本文甄采先秦古籍中的“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分析对比 ,以翔实富赡的材料揭示出司马迁史论与先秦史论的师法传承关系 ,以及司马迁对史论的创新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

孔子在司马迁心目中是一位不朽的"至圣"。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做了"世家"。司马迁之所以如此推尊孔子,一是受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二是受家学渊源影响,三是与他的遭遇相似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有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既还原了被春秋公羊学派神化的孔子,打破了今文经学的学术传统,又给西汉思想界注入了理性的光辉,突现了可贵的学术良知和传统的史官精神。     

司马迁受腐刑于太始二年说

对司马迁受腐刑的年代，《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有互为矛盾的记录，这是因记录重点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排比《史记》、《汉书》和《报任少卿书》等史料，勾勒“李陵之祸”过程，可以确定司马迁“李陵之祸”是从天汉三年初下狱开始，至太始二年受腐刑出狱止，历时四年。《自序》中“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句，就是记录了从司马家在舜时为史官到司马迁出狱的历史。     

欧阳修与司马迁

在我国历史上,欧阳修是继承司马迁最有成就的文史大家。在人格精神方面,欧阳修继承了司马迁硬骨头精神,不屈不挠从事史书写作;在史书修撰上,继承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在文学思想方面,既继承发展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提出“穷而后工”理论,又深得司马迁文学创作的神韵。     

论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司马迁《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史记》写作的缘起和主要内容。《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二者历来是研究《史记》、司马迁生平、思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拟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客观原因来探寻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史记》旨趣新说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旨趣是为了探讨王朝政权、家族、个人兴衰成败的终极原因,使自己的文章流传于后世,实现立身的价值。从《史记》的具体内容看,司马迁对本朝帝王（尤其是汉武帝）以褒颂为主,而不是贬损当世、贬斥孝武。褒扬历史中的英雄是古典时代中西经典史家的共同追求。     

试论《史记》自注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自注形式以见其心志，以明其去取，体现了其撰述的别识心裁。本文结合《太史公自序》、《史记》十表等，对《史记》自注的内容和意义进行探讨。     

论历史叙事的主观倾向性——以《史记·孝景本纪》为个案分析

历史叙事不只是对于曾经发生了的事件的再现.还饱含着叙事主体的评述立场,这就使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总具有着或隐或显的主观倾向性.司马迁的<史记·孝景本纪>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从对<孝景本纪>与班固<汉书·景帝纪>及其他相关典籍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司马迁冷峻的笔法后面,隐藏着严肃的对于汉景帝事功的道德评判.这种道德评判倾向,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概而言之,与时代精神和作者为吏之动机密切相关.     

论《史记》叙事法中的虚拟性特征

文章着重从历史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人物语言三方面探讨了<史记>叙事写人的虚拟性特征,这种艺术想象力在<史记>中的加强对于叙事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李陵之祸"与《史记》创作的关系--兼谈司马迁人格的发展与完善

“李陵之祸”和《史记》的创作是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且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李陵之祸”不仅坚定了司马迁述的志向,改变了他最初的创作动机,而且影响了《史记》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此外,“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