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慈善活动论纲

抗战胜利后,近代中国最大的慈善团体中国红十字会进入了复员时期,工作重心由战事救护转移到社会服务上来,为此提出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口号,开     

气化阴阳:先秦时期儒家道家“气”论异同

"气"概念在先秦儒家、道家有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径,儒家更多把"气"与人相连,着重谈"养气",但其"养气"往往与仁义相关,赋予了"气"仁义的色彩,由此,"养气"又与社会治乱相关。道家更多把"气"与整个自然界相连,着重谈"通天下一气",人也应该顺应阴阳二气的变化规律,由此,"养气"才能延续生命、保全天性。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气"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化为阴阳二气,是万物生成的材料,调和人体和自然界的平衡、影响社会的治乱。不同的是,儒家用"气"来发展仁义之说,赋予道德色彩;道家则坚持天地万物同此一气,更倾向于与"气"的融合和统一。     

“关东州”时期的女子教育

女子教育是＂关东州＂殖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关东州＂的日本女子与中国女子所受的教育是有差别的,一个接受的是殖民主义教育,一个接受的是殖民奴化教育。同时,同为＂女性＂,＂关东州＂的日本及中国女子又接受了同一种＂教育＂——成为＂贤妻良母＂,以这种区别于男性的身份,承担为国家服务的责任和义务。     

儒学的危机与民初孔教运动的起落

晚清以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民国建立后,儒学的危机更加深沉。为防止孔子之道随帝制的崩溃而沦丧,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尊孔人士发起了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孔教运动,并在1913年、1916—1917年随着国会制宪而有两次孔教运动的高潮。孔教运动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也有相当的声势,但儒学本身的非宗教性质,国人宗教观念的淡薄,儒生多将儒学作为利禄之途而非视为宗教信仰,孔教运动的上层路线,动荡的政局,错综复杂的政治角力,教祸发生的可能,儒学与共和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孔教运动的灵魂人物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等等,都使孔教运动困难重重。而张勋复辟的闹剧,新文化运动的评孔非儒,则使孔教运动丧失了追随者与社会基础,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论南宋时期的民本思想

公元1126年,女真军队攻克开封,北宋灭亡。宋高宗带领一班文武南渡长江,并于1127年在临安(今杭州)再建政权,史称南宋。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对外,朝廷继续实行投降政策;对内,在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和太学生运动的同时,又崇褒理学以控制人民思想。政见的分歧,导致了思想领域的复杂斗争:既有理学内部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论争,又有事功学派反对理学唯心主义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他们从不同的动机出发,程度不同地阐述了民本思想。 南宋时期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凝一生心血注释《四书》,在注释中反复引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指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9)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在注释《大学》“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时,朱熹说:“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则所以砠矩而与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同上)。《大学章句》提出了“有天下者”必须“与民同欲”的思想。特别是在注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他明确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同上,《孟子集注》卷14)基此,他提出统治者要努力争“得民心”。在注释《孟子》“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时,他说     

后危机时期PE的谋“退”与求“进”

文章介绍了后危机时期我国PE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在明晰了PE退出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性后介绍了行业现状。指出目前主要问题是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滞后于PE退出市场的需求。主要的退出渠道仍为IPO,并提出了完善我国PE退出机制的建议。     

论儿童的两个关键期及与之对应的文学——“前运算阶段”与“分裂时期”

二至七岁的儿童理性思维尚未生成,皮亚杰称之为"前运算阶段",此亦周作人所说"想象力发展的时代"。本文力图解开"想象"的奥秘,指出文学的、科学的与儿童的想象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想象即类比(挪移),并有形象演绎过程,必有情感投入(移情),儿童因尚在"万物有灵"阶段,故想象最易汪洋无碍。成人的想象力正是儿童思维的延续。"分裂时期"是别林斯基在莎士比亚研究中提出的概念:从少年向青年过渡时,每个人都有一个从充满信赖的幸福感中惊醒,坠入迷茫、恐惧、无助的时期,大量青春期问题正是由此而来。许多文学名著中的人物与"分裂时期"有关,最应表现这段人生的儿童文学反倒长期缺席。本文对这两个时期的儿童阅读和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看法和建议。     

论“师德”

在和谐的人类社会中，每个人要有社会公德，每个行业要有职业道德。狭义的师德是对教育工作者和教育职业的具体要求。广义的师德是对每个人每个行业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的各项工作中，领导者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领导的本质就是师，所以领导者不仅要具备广义的师德，还要具备狭义的师德。高度的智慧是师德的本质，所以人人应该重视开发智慧。     

重整社会秩序的挫折——康有为的孔教观及其困境

在近代中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中,康有为是极其重要的一位,然而康有为的家世背景、所受教育、生存环境、思想根柢和品性气质决定其一生只能在改良的道路上行走,而不会再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历程。在近代中国暗弱的年代里,康有为试图复活孔教的价值,为其变法维新寻找理论依据,倡议定孔教为国教,整饬社会、挽救世风,保存中华文化,实现道德重建的理想,甚至还试图以孔教教化海外民众,发扬国声。他的这些思想主张,尽管有其价值观的追求,但既与新的时代精神不合,行为乖戾,又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与诉求相背离,难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在近代中国,要建立一种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道德体系,只有有待于康有为身后的来者。     

谈“醜”论“丑”

“醜”“丑”作为繁简字,曾出现互用现象。该文通过历时分析“醜”“丑”的字形演变,以文献用例和字形说明“醜”“丑”两字本义并不完全相同。最后从使用频率、经济原则、同音替换等方面探讨“丑”代替繁体字“醜”的使用。     

论五四时期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正>五四时期,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其原因究竟是什么?目前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有说服力的探讨。我认为五四时期之所以会出现百家争鸣有以下一些原因。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美藉华裔学者张灏先生称1895年到1927年为中国思想的过渡时期。我在《社会结构变迁和近代文化转型》一书中称这一时期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时期,或加速度转     

“十二五”时期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研究

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和辛格曼在对服务业进行分类时,最早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Services）概念。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而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提供服务产品,它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中：     

论“天理”与“良知”的关系

"天理"是理学中的最高标准,是普遍、客观、永恒的"理",包括天道、物理、性理、义理四类。"良知"是心学中的最高标准,是人内在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体系,其作为意识结构中的一个独立部分,具有对意念活动指导、监督、评价、判断的作用。王阳明说"良知即天理",将理学中的"天理"偷换成了心学中的"天理",可二者并不相同,理学的"天理"是外在于人类的,是高于人类的存在,而心学之"良知"则是内在于人类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     

论“诗史”的定位

千余年来,文学史上对于“诗史”曾有不少记述和论述。上自唐末孟的《本事诗》,宋初《新唐书》中杜甫本传的传赞,乃至当代冯至的《诗史浅论》1等,可说是代不乏人,绵延传承。但在各个时代诗论家的笔下,又留下了某些使人饶有兴味的问题。如:“诗史”开始是对杜甫的赞誉,然而在漫长的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还有少数诗人被称为“诗史”。甚至还有个别非一流的诗人,一两首并非上乘之作,也被授予“诗史”的称号。其中的原因何在呢?而另一些颇具名气,也曾“以时事入诗”的诗人,又与“诗史”无缘。另外,杜甫“诗史”的地位如此隆崇,为什么历史上还有反…     

论两汉之际的“王命论”思潮

王莽失败导致了儒生们对禅让的怀疑和对天命的重新追寻,由此兴起了"王命论"思潮。这股思潮主要由三个命题组成:"孔为赤制"、"上天垂戒"、"火德承尧,虽昧必亮",分别从圣、天、血统等方面阐述刘氏王命的正当性。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局:儒生们由"公天下"转向了"家天下"。这种转向是两汉之际"人心思汉"的社会情绪表达,同时又有学术上承自西汉的宿命因素。"王命论"在东汉大行其道,导致了学术走向平庸。     

论明清时期乡绅生活习俗的变迁

衣食住行是明清乡绅生活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不断变迁,突破了原有封建礼制的约束,由简朴转向奢华,人们可以从它的变迁中来审视当时乡绅阶层的生活状况及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论古希腊时期的道德哲学及其历史局限性

从古至今,无数的思想家对道德进行了研究。在古希腊时期,研究道德哲学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道德哲学。通过对他们的道德哲学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道德哲学存在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仅仅服务于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停留在认识领域这三个主要问题。分析这些存在的问题,并从中总结经验,对于当下我国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周宣王时期王朝礼乐的畸变——以《诗经》“公卿赞歌”为中心

西周后期,王室衰微,豪族大臣势力蹿升,号称"中兴"的周宣王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也多有赖于公卿大臣。宣王时期的"公卿赞歌"正是这一政治生态下的诗乐制作,但它与盛周时的"仪式乐歌"已大异其趣,象征着西周王朝礼乐的畸变,主要体现在:"公卿赞歌"以赞述公卿个人功绩、家族历史为主,具有鲜明的私人属性;在诗歌内容和体式上,"公卿赞歌"与册命金文多有重合,带有强烈的纪功目的和夸耀色彩;"公卿赞歌"的歌唱属性变得薄弱,有可能只在家族内部的祭祀或宴饮典礼上用来赋诵,且不轻易示于外人,更不可被他人效仿或冒用,不再如盛周时"仪式乐歌"一样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公卿赞歌"的这些特征,与西周后期"变雅"所代表的诗乐发展趋势相一致,共同反映了宗周礼乐崩坏的局面。     

欧洲“不确定时期”中的对欧传播

<正>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将欧洲带入了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期。英国脱欧颠覆了对欧洲来说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体化路径,特朗普当选则从价值观、制度和政策三方面同时对欧洲的"政治正确"构成挑战。欧洲将在2017年继续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由于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重要国家将迎来大选或议会选举(如意大利政府不能解决银行业危机、无法应对极右翼政党的压力,也极有可能被迫提前在2017年举行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