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止的真挚性及其立法化

中止的真挚性是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为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所作的真挚努力。真挚性是中止犯成立的扩张要件,在中止行为与既遂结果未发生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时,它能补强中止犯的减免处罚根据。"足以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真挚性程度标准对真挚性的成立要求过高。对"真挚性"的判断应坚持以一般人为基础的主观判断,以行为人是否"尽力"作为"真挚性"成立与否的标准。行为人尽一切可能地采取了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措施时,即便犯罪既遂结果未发生与中止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也成立中止犯。我国应当在现行刑法典第24条第2款之后增加两款,对单独犯罪中止和共同犯罪中止的真挚性条件分别加以规定。     

准中止犯基本问题研究

"准中止犯"是由被害人的行为,第三人的行为、客观情况的介入或行为性质所致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其主观特征表现为犯罪中止行为是基于行为人意志所为,其客观特征表现为行为人做出了真挚努力但其防止行为与犯罪既遂结果不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准中止犯是中止犯的一种特殊形态,刑法应该在相关的法条中对其明确规定.     

危险犯中止形态之辨正

危险状态出现后,自动消除危险状态的行为如何认定,学术界存在既遂说、实害犯中止说和危险犯中止说的争议.既遂说肯定了犯罪形态的唯一性,但过早界定了既遂,否认消除危险状态构成中止,不能发挥危险犯防卫社会的功能;实害犯中止说认为既遂与中止两种犯罪形态可以共存,于法无据、不能解决量刑问题,也不能真正发挥中止制度的作用;危险犯中止...     

论危险犯的犯罪中止

危险犯的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之间的关系，一直成为危险犯在危险状态达至后犯罪中止是否成立的焦点问题。危险犯在达至既遂状态后，成立犯罪中止，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时间要求，符合我国刑法所坚持的犯罪构成理论。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防止犯罪人铤而走险，既给犯罪人回头是岸的机会，也保护了面临犯罪侵害的合法权益。     

放火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放火罪的犯罪对象可以是公私财物,也可以是人身;放火罪的危险犯也可能存在未遂形态.放火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时,行为人又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以放火的手段来杀害特定人员,或者放火焚烧自己的财物,应当根据所侵犯的犯罪客体的不同分别处理.为了骗取保险金,以放火为手段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应当根据其所触犯的罪名的不同分别处理.     

遂后补救行为初探——对充分利用刑罚减免制度有效避免、减轻犯罪结果的思考

遂后补救行为是指在犯罪既遂后,行为人主动避免紧迫性危险结果或者减轻可逆性实害结果的行为。遂后补救行为应具备回溯性、时效性、主动性和多样性几个条件,补救行为与犯罪中止具有相似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承认行为人的遂后补救行为,有助于充分实现刑法的保护和保障机能,立法对此应作出相应规定。     

论组织犯的中止

组织犯是共同犯罪人按分工分类的一种类型,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一般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策划、指挥作用的人.组织犯中止的成立要件,因共同犯罪的形式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犯罪集团中的组织犯,在为建立犯罪集团进行谋划或者在组建犯罪集团的过程中,只要自动放弃谋划行为或者组建行为即可成立中止;在建立犯罪集团后、实行犯实施犯罪前,必须解散犯罪集团或向有关机关告发才能成立中止;在实行犯实施犯罪阶段,必须阻止集团成员继续实施犯罪或者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才能成立中止.一般共同犯罪中的组织犯,除了自动放弃自己的组织行为外,还需阻止其他共犯继续实施犯罪或者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才能成立中止.     

论结果犯既遂后中止

传统理论通说将犯罪中止的期间界定为犯罪预备开始至犯罪既遂前,认为犯罪既遂后就不能成立犯罪中止。这一通说混淆了犯罪既遂与中止的评价标准,前者“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要件”为标准,后者“以是否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为标准,两者分类标准不同一,则两者均可能存在于犯罪完成阶段。笔者认为,有的结果犯既遂后仍可成立犯罪中止。文章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法理分析,进而指出认定结果犯既遂后中止的现实意义。     

论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的构成特征

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是犯罪中止形态的一种特殊形态,刑法理论界对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的构成特征众说纷纭。在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的行为彼此联系,相互配合,但同时各行为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彼此独立,不受制约,这就决定了较之单独犯罪,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的自动性和彻底性等主观特征在共同犯罪中并无太大出入,而时空性和有效性两个客观特征却存在较大差别。     

论犯罪既遂的判定标准

在评析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既遂判定标准的各种学说的基础上认为,犯罪既遂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中,发生行为人积极追求的、其行为会产生的危害结果的停止状态。既遂的判定应该以"直接目的实现说"为标准,并基于此标准对举动犯和危险犯的既遂标准作出重新的界定。     

对我国刑法第133条的理性思考

我国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在罪状的叙述上过于简单,最高人民法院就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和处理的司法解释存在缺陷,使得在司法实务中难予准确的认定罪与非罪。从交通肇事犯罪立法现状出发,对我国现有立法框架内的交通肇事罪进行思考,在借鉴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交通肇事逃逸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单独设立交通肇事不救助罪,通过对现行刑法第133条的重构达到对交通肇事犯罪立法的完善。     

环境犯罪刑事违法性理论研究

环境犯罪作为我国刑法诸多犯罪类型中的一种,当然适用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而刑事违法性是我国传统犯罪理论中犯罪构成最基本的要件。然而,环境犯罪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类型,有其自身的特性。环境侵害的多元价值性使得传统的刑事违法性理论对于环境犯罪适应困难。＂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作为环境犯罪违法性的认定标准显得问题诸多。因此,提出＂容许性危险犯＂以弥补、更新环境犯罪刑事违法性理论。     

试论大学生的犯罪被害性及其被害预防

日趋严重的大学生犯罪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犯罪加害人与犯罪被害人同时为在校大学生的案件占有很大比例。因此,借鉴现代被害人学的理论成果,深入研究当今大学生作为潜在犯罪被害人自身存在的被害条件,全面揭示大学生的刑事犯罪被害性,并针对性地制定和落实大学生犯罪被害预防措施,是有效预防和减少大学生犯罪现象的重要途径。     

简论行为犯与其他相关概念之关系

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在于结果犯构成要件的完全充足取决于物质性损害结果的实现；行为犯与危险犯的差异在于危险犯构成要件的完全充足不能脱离行为之后危险状态的判断，而且这种“危险状态”只能是具体危险状态；情节犯作为我国刑法特有的一种犯罪类型，它的情况比较复杂，从情节犯司法操作的具体情况分析，有的时候它可能表现为行为犯。     

大学生违法犯罪与道德教育

大学生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产生，决不是消极的社会因素(客观)与主体(主观)因素简单相加，是一个能动的“内存过程”。根据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发展的趋势，通过研究客观现实中的某些消极因素，揭示出违法犯罪者心理形成规律及其促成其违法犯罪的动机。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预测、预防更好地发挥道德教育优势，培养优秀人才，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试论洗钱罪的行为表现方式

洗钱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妨害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本文着重分析了洗钱犯罪的定义、行为表现方式,并对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进行了界定.明确了洗钱行为的危害性及反洗钱的必要性。     

论共同危险行为中行为人权利的保障

共同危险行为制度之价值在于为受害人提供充分保护,但不能因此而漠视共同危险行为人的正当权益。共同危险行为人的确定应符合相应的条件。过错应作为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倒置不能免除作为原告的受害人承担其应有的举证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内部应根据过错程度分担责任份额。     

犯罪故意中“明知”的涵义与内容——根据罪过实质的考察

罪过的实质是行为人对社会价值的敌视、蔑视或者漠视、轻视的态度；犯罪行为是犯罪主体的主观罪过在现实中的展开。对犯罪故意中“明知”的涵义应作实质理解，即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对自己希望或者放任中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罪特有的客观性质的明确认识”。明知的内容是行为人对自己意识状态中的行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危害性质(包括行为对象、方法、特定的时间地点、违法性等)，行为结果以及行为发展过程的明确认识。     

危险犯的刑事政策与立法论

从社会学的＂危险社会＂见解看,危险犯是刑法对社会保护前置化的产物;从预防理论的角度看,危险犯存在与限缩的必要均为一般预防的要求;从刑事政策论的面向看,危险犯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隐忧。危险犯的处罚是当今刑法维持规范目的的体现。     

刑事政策概念辩析

刑事政策,是国家政权机构创制而由国家与社会多重力量加以实践,针对犯罪和相关行为及其行为人,由法律和社会诸多手段协调组成的,旨在控制犯罪,维持社会治安的策略与方案的系统。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应当是控制犯罪。刑事政策的决策主体只能是国家政权力量,但是,刑事政策的执行并不排斥甚至需要社会团体乃至公民个人的协同配合。刑事政策的客体,不仅针对行为,而且针对有关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