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李煜及其词作的评价问题——与王同书同志商榷

李煜词作仅存世三十余阕,却赢得历代文人学士的盛赞:“其所作之词,一字一珠,非他家所及”①。“后主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是当行作家,清便宛转”②。“盖间气所钟,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③。其中不无溢美之辞。而千百年来,不同阶级与阶层读者的心弦被李煜的词作所拨动,并引起强烈的共鸣,更是屡屡可闻。李煜词的艺术魅力,可谓大矣。但是,对其艺术魅力产生的原因,则见仁见智,颇为歧异。王同书同志在《词苑国色哀     

也谈鲁迅课文的注释——与朱可淦先生商榷

看了朱可淦先生的《鲁迅课文注释的反思》一文（见《语文学习》89·2），深受启发。文中所叙述的情况，不少语文老师都碰到过，并为之困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过，对朱先生的观     

也谈人生价值问题——与袁达毅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评论》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发表了袁达毅同志的《人生价值问题刍议》一文。作者从哲学、伦理学角度对学术界有关人生价值问题的几种观点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用“人生理想说”(见原文)来衡量、评价人生价值。我认为,袁达毅同志对学术界人生价值问题几种观点的评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价值观。他的文章有几处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他对“满足说”的评述是值得商榷的;其二,他对“贡献说”所持的否定观点是错误的;其三,他提出的用“人生理想说”来衡量、评价人生价值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其四,他的文章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笔者只举一例加以说明。本文对袁达毅同志文章中的观点不准备进行全面分析,只从以上几点谈谈我本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哲学界、伦理学界的同志。     

报告小说:一个文学新品种——兼与袁良骏等同志商榷

自从《当代》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率先推出部队作家刘亚州的报告小说《惊心动魄……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同年第六期推出青年作家郑义的《冰河》,一九八四年第四期推出刘亚州的《海水下面是泥土——李大维讲的故事》(经商定,《文学家》同时发表,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用《中国心》的标题刊出)以来,全国很多有影响的文艺刊物纷纷刊载报告小说。这说明报告小说一问世,就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也谈农业的出路问题——与李国栋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资料》1990年第一期发表了李国栋同志的《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一文,对目前农业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深思,并针对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走集体经营的思路和对策。对作者的热情和责任感,我们很受感动,但对其提出的“出路”思想,我们认为很有商榷的必要。下面把我们对该文的     

也论生产力几要素问题——与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孙冶方同志在一九八○年《经济研究》第一期中发表的《什么是生产力以及关于生产力定义问题的几个争论》(以下简称《争论》)一文后,很受教益。关于生产力的定义问题,的确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此我想对这个问题谈些肤浅的看法,重点是关于生产力的要素问题,一方面与老前辈孙冶方同志商榷,另一方面希望能得到专家和其他同志的指教。     

也谈人的本质——与朱居舟同志商榷

《北京师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刊载了朱居舟同志的文章《什么是人的本质》(以下简称“朱文”)。其中有的论点,我以为是应该商榷的。这里把我的观点谈出来,就教于朱同志和其他同志。     

也谈秦可卿的出身问题——与刘心武同志商榷

最近读到作家刘心武同志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2期上《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一文,和以后陆续在《人民政协报》、《解放日报》上进一步深化这一主题的系列文章,不但吸引我的注意,而且也在学术界、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毫无疑问,心武同志以作家所特有的穿透力的眼光,提出富有启发性的创见,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略感遗憾的是,心武同志虽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可是在解释问题的过程中却未免求之过深,以致超越历史,陷入空想,钻到牛角尖里去了。笔者不揣浅陋,略申商榷意见,还望心武同志及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与朱辉军同志商榷

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现实主义理论,胡风文艺实践的目标也是现实主义。这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胡风自己也说:“从我开始评论工作以来,我追求的中心问题是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道路和发展过程。”(《胡风评论     

也谈晴雯——与陆建华等同志商榷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末期“‘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在描写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同时,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两个青年贵族阶级的叛逆者贾宝玉、林黛玉的艺术形象,而且也极其难能可贵地描绘了众多女奴们的反抗和斗争。在这些女奴中间,作者对于晴雯这个人物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对于晴雯的性格也作了十分出色的描写。因此,研究《红楼梦》的人,无不对晴雯这个艺术形象给予较多的注意,这本来是十分自然的。大搞阴谋文艺的“四人帮”却把《红楼梦》这部宝贵的文学遗产当成了他们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材料,挖空心思地把晴雯也拉进了他们影射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帮派啦啦队里来了。     

也谈条件概率——与杨义群同志商榷

本刊在1984年第4期上刊出了杨义群同志的文章《初等概率教学中定义条件概率的二个问题探讨》(下简称《探讨》),本文就下面三个问题与杨义群同志商榷.一、《探讨》认为《概率论讲义》(沈恒范编)中条件概率的定义“没有说到点子上”.《讲义》中的定义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事件 B 已经发生的条件下计算事件 A的概率,则这种概率叫做事件 A 在事件 B 已     

也谈生产力要素——与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80年第一期孙冶方同志《什么是生产力以及关于生产力定义问题的几个争论》一文,受到很大的启发。但是我们对文章中关于生产力三要素的观点有些不同的看法,写出来与孙冶方同志商榷,以期得到帮助。孙冶方同志在文章中提出了不赞同斯大林关于生产力二要素的论点(即包括势动力和生产工具),而主张生产力三要素论(即包括劳动力、芳动工具和势动对象)。我们认为,把劳动对象包括在生产力要素中是值得研究的,并且觉得孙冶方同志的论证是不充分的。     

也谈教学过程本质的若干问题——与洪宝书同志商榷

教学过程本质的探讨是教学论研究中一个具核心意义的理论问题。对此已有不少有益的讨论,其中洪宝书同志的《教学过程本质若干问题之我见》一文(下称洪文,载《教育研究》84年第11期;《新华文摘》85年第1期。以下有关引文只标明页码。)影响不小。我认为,洪文虽不乏闪光之分析并令人思考,却是一篇会引起严重的认识混乱和实践失误之作。下面兹就其中几个重要命题专作讨论。一、教学过程≠学习过程教学过程本质问题,是要明确教学过程是什么现象,如何变化发展的。我认为,教学过     

也谈文学典型的共性问题——兼与汤龙发同志商榷

文学典型的共性究竟包括些什么?它的共性同阶级性是一种什么关系?典型的共性和个性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号构成了复杂的典型问题。汤龙发同志《关于文学典型的共性问题》(原载《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对此做了较深入的探讨。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这里,我们仅就汤文提     

也谈汉文帝免除租税的年代问题——与黄今言同志商榷

西汉初年,尤其是汉文帝一代,实行轻租税,免租税的政策,历来为史学界大多数同志所共认。近来黄今言同志所著《汉代田税征课中若干问题的考察》(以下简称黄文),对汉文帝十余年不收田租的史实提出异议,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但据史实,这个问题仍值得商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释《汉书·食货志》中关于文帝免除田租的一段记载。为了便于讨论,现摘引如下:     

也谈李白与南岳——兼与刘祯祥同志商榷

李白是否到过南岳,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李白研究者的关注。刘祯祥同志《李白、杜甫到过南岳吗?》(注)认为,李白来到过南岳。我们认为,李白是到过南岳的。本文拟就李白的诗文和有关资料,探     

也谈列宁的反映论——与王若水同志商榷

近年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成了哲学界、文艺界争论的热点.王若水同志认为,《唯批》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而是一部机械唯物主义的著作;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一种倒退.理由是:(1)《唯批》翻来复去强调的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2)《唯批》讲的是“直观的”、“机械的”、“消极的”反映论,而不是能动的反映论;(3)在实践问题上,《唯批》只是在标准问题上提出和说明问题的;(4)《哲学笔记》才真正克服了《唯批》的反映论     

也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蔡仪同志商榷

针对前段学术界有所争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蔡仪同志在1982年第4期《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人化”说》的文章,文中“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部分的基本观点是:人道主义在思想实质上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而不相容的。理由是:一、人道主义的思想实质是共同的人性论,“基本上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作为人的本质,忽视人的社会本质,因而既不能认识人的社会关系,也不能认识社会关系中的人,这就根本上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矛盾的”;二、“人道主义是强调人的共     

也谈教学质量的管理——与张广茂同志商榷

我们欢迎对本刊所发文章进行评论的来稿,同时也欢迎对评论的反评论。只要指导思想正确,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采用有根据的说理方法,讨论、争辩就会促进认识的发展,对我们的编辑工作也是一种推动和监督。     

关于吴伟业及其诗的评价问题——与刘世南同志商榷

读了刘世南同志的《吴伟业论》(载《江西师大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一文以后,受教良多,但对文中的有些观点却不敢苟同。因此,撰成此文,既同刘世南同志商榷,也向专家学者请教。笔者认为,刘世南同志对吴伟业的评价未免过于苛刻,对吴伟业诗歌的成就缺乏客观的分析、公允的评价,往往因人废言,否定太多。以下分三点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