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王传》：世界最长的史诗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从创作至今已1000多年,是目前仍在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中口耳相传的活形态史诗。目前,《格萨尔王传》已流传到世界上大约40个国家和地区。对其进行研究的人遍布全世界,已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学说。     

神话学可以改写历史吗？——从鸿蒙的激活说起

华为注册商标激活《山海经》鸿蒙神话。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帝王之死情节,灵宝黄帝铸鼎塬遗址墓葬、红山文化顶级墓葬、凌家滩遗址墓葬的殉葬玉器,实是贯穿中国历史的玉石神话拜物教信仰。本文通过良渚文化遗址墓葬出土玉器上的神徽以及三星堆遗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以及《山海经》鸿蒙论证中国创世鸟神话的原型,进而探讨了用四重证据法进入神话中国研究的可能性,提出了神话学能否进入的历史研究、再造历史的问题。     

中国民间文化精神的史诗

史诗产生在人类的童年时代，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都是民族化发生初期整合神话传说以进行的一种大规模的民族回忆和精神建构。占中国土地面积60％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流传着二百多种这样的原始史诗，篇幅最长的藏族《格萨尔王传》有近一百万行，超过了上述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和最古老的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这“世界五大史诗”的篇幅总和。     

藏戏《格萨尔》

藏族戏剧是我国少数民族戏剧中历史悠久、流传较广的戏曲剧种,诞生于藏族聚居的青藏高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丰富养料,逐渐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戏剧。《格萨尔》藏戏是藏族戏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藏戏的形式演示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格萨尔》故事。《格萨尔》藏戏一般分为寺院藏戏(俗称羌姆)和舞台藏戏两大流派。据专家实地调研,《格萨尔》寺院藏戏发源于四川宁玛派寺院竹庆     

“哪吒”神话母题资源的影像泛审美嬗变

随着电子科技和大众文化的发展,物质化和世俗化的新型消费文化兴起,我们从"唯审美"的精英文化启蒙走向了泛审美的大众文化狂欢。本文以明代许仲琳编《封神演义》中塑造的哪吒故事为原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有代表性的哪吒动画与原型的对比和分析,考察不同审美诉求下哪吒改编与传播的关系,进而窥探泛审美语境下,中国动画对中国神话素材现代性开采的显性形态和隐性价值。     

生存的悖谬与荒诞——《卡珊德拉》所展示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正《卡珊德拉》是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1929—2011)的巅峰之作。小说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尤以《伊利亚特》为依据,叙述三千多年前的特洛伊战争。它是对神话的颠覆性重述,也是对历史的重写,借古喻今引发读者对于西方战争文化心理和价值的怀疑,并用悖谬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本     

上古西王母形象的生成内核

正从出土文献看,"西王母"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殷墟甲骨卜辞"ㄓ于东母西母若"(陈年福:《殷墟甲骨文摹释全编》),学界多猜测其为西王母的原型,却始终没有得到实证。从古到今提到"西王母"的文献也几乎只有《山海经》,且属于纯粹的神话。因此,《山海经》中朴野的西王母形象才是最具神话原始性,也是最有利于分析初民信仰的原始生成思维的。     

独树一帜的青海省京剧团

青海省京剧团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由部队戏曲队组建的西部高原最早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之一，现有演职员94人，继陈永珍、高媚兰。刘成高、徐鸣策等老一辈有影响的艺术家之后，又培养了国家二级演员杨海东、王萍、李忆芳、李伟等新一代优秀演员，并以编演具有青海民族特色的优秀剧目，在国内京剧界独树一帜D其先后推出的藏族题材的京剧《绿原红旗》、（岭与中华》、《格萨尔王）、（宝珠寺）、（北地降魔）等，在运用京剧传统程式表现藏族历史、神记和现代生活，吸收。融合民族宗教、＠族民俗风情和民间艺术的内容与几式，突破传统，创造…     

中国上古神话时代之始末

先前理论认为神话是“幻想”出来的,我们却认为神话是先民用另一种观念和与之相应的语言说出的历史“谜语”。我们必须寻找这种观念,懂得这种语言,才能猜出神话的“谜底”。由于神话不是“幻想”而是“历史”,所以神话时代就有具体的起点和终点,     

曲艺表演艺术家土登

1987年，《格萨尔王传》说唱艺术家土登，作为中国西藏音乐艺术团的一员，赴英国伦敦参加了在伊丽莎白是宫举行的“国际宫廷音乐艺术节”。土登由于晕机反应严重，身体不适，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整整五十分钟的演唱。把《格萨尔》史诗中的（霍岭之战）、（赞帽）等片段绘声绘色地展现于伦敦观众面前。他生动精彩的表演征服了观众，谢了四次幕观众还不让下台0一位观众说，“虽然有语言上的障碍，但是通过他的表演，我们看懂了。”对一个演员能独自演唱这么长时间，许多外国人表示惊讶。拉萨市歌舞团团长土登出生于1932年，小时候他进了功…     

《庄子》的神话与寓言

《庄子》的神话与寓言袁珂一茅盾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大师，出其余绪以研究神话，竟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中国神话的开山祖。他在１９２９年出版的《神话杂论》和《中国神话研究ＡＢＣ》（现均收人１９８１年百花文艺社出版的《神话研究》中，后者更名为《中国神话研...     

鲁迅早期思想初探——中国文化的出路:立人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等文章是鲁迅1907年所作,属于他的早期作品。当时鲁迅以平和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考察。针对要打破人类诞生的各种神话,还人以自然面目,为人类平等做理论上的铺垫,鲁迅撰写了《人之历史》,叙述了西方关于人类进化的科学发现。为了打开国人在科学领域的视野,     

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格萨尔〉论》英译本评介

《〈格萨尔〉论》由我国藏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所著,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史诗课题组承担的国家"七五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成果之一.英译本—AStudy oftheTibetanEpicGesar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翻译文库》(五卷本)之一.《〈格萨尔...     

寻访嘉绒藏族卓克基土司官寨

卓克基土司官寨位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城东7公里处的卓克基镇,地处海拔2700米的梭磨河河畔东南岸的山脊处,其虎踞龙盘之势,高大雄伟之状,无不透出昔日土司的威严。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官寨的主人。官寨四周群山环抱,与错落有致、鳞次栉比的藏村民居遥相呼应,浑然一体。     

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浅谈《格萨尔王传》及其整理研究工作

<正>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它以口头文学形式在西藏民间流传千馀年,现已有一部分整理成书,共120多部,100多万行诗,2000多万字,是"东方的荷马史诗"。号称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大史诗有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得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吉尔伽美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产生于公元前3000多年,有3000行;《伊利亚特》24卷1万5千多行;《奥得赛》24卷1万2千多行;《罗摩衍那》7篇1万8千多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民族，青藏高原是藏族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创造了风格独特的高原文化，并世代传承，推陈出新。其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发展和光大的民间文化，是历史悠久、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最可宝贵的部分。在藏族民间文化的宝库中，珍藏着一颗足以与世界文化精品相媲美的瑰宝，这就是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一曲爱与人性的赞歌——读《人们都叫我动物》

"只要我们还有生命,就还有这世界。"——题记2007年曼·布克奖入围作品《人们都叫我动物》是以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原型的:1984年12月3日凌晨,美国联合碳化公司设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郊的一家化工厂发生严重的毒气泄漏事故,约40吨用于制造     

从《史记》对始祖神话材料的处理看司马迁

《史记》于始祖神话材料的运用涉及了神话与历史关系的三种形态，即神话的历史化，如黄帝；神话化的历史，如简狄、姜螈、女修等；历史的神话化，如刘邦等。司马迁于刘邦神化材料的处理表现了清醒的历史批判意识；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描写则是司马迁通观思想的深刻体现；而殷、周、秦始祖感生神话的激情演绎，则是司马迁以历史感悟式的直觉把握，对始祖感生神话所显示的历史纵深处的真实性予以揭示。这乃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更深层次的表征，其中不仅包含历史事实层面的真实，更包含历史本质的真实。     

解读阿来的藏族情结

现住成都的藏族作家阿来，是一系列获奖短篇小说的得主。他的最新力作《遥远的温泉》获“2002年全国最佳30篇小说奖”；其法译本即将面世。1998年出版的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中国最高学奖——茅盾学奖。2002年根据《尘埃落定》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也在全国轰动一时。《尘埃落定》问世以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文学人类学理论中第三、四重证据法与神话——原型研究

由于"原型"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再加上原型批评理论在弗莱那里的"半人类学"性质,故此当其"旅行"到中国后,难免造成我们在理解、接受和运用上出现偏差。本文分析了弗莱原型理论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中显露出的问题,提出必须将神话—原型研究放在人类学理论的相关语境中来加以讨论。国内学者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第三、四重证据法,在神话-原型研究中不但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亦可矫正我们目前的原型批评在理论阐发和实践运用中出现的偏颇。而大小传统再划分与N级编码论,则为整合性运用第三、四重证据材料提供了依据,不但突破了文本中心主义的局限,也可帮助学者摆脱"以西释中"的论述模式,从而将华夏文明及其文化原型整体性地纳入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