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辨析

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与历史叙述的区别,对“辛亥首义”的三种叙述方式作了澄清,并进而对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完整结构作了梳理,特别对“武昌首义”作为一种历史叙述的合理性与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对象的价值有限性作了初步辨析.     

孟德斯鸠论中国的德政

孟德斯鸠在论述中国问题时表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他确认中国是专制政体,对种种专制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他虽然否定了传教士们将中国归为三者合一（即兼有专制、君主和共和三种政体）的混合政体的说法,却不得不正视中国还存在着一些类似君主国“宽和政治”现象的事实,必须给以解释,于是又说了中国不少好话,对中国的“德政”盛赞不已.     

学术：在权力与体制之间

体制与权力的关系，向来是一个大家都很敏感，同时也是人所逃脱不了的社会网罗。人们常常以为，这样一种关系总是最大限度地传达了某一具体政治实践的复杂而残酷的内部经验，因而人们常常习惯于从一般政治学的角度，把“体制与权力”当作一个具体的政治实体存在及其实践过程来加以理解。但实际情况却是，“权力与体制”的关系在其日常社会政治运作之外，     

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二重结构及其意义

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文本上具有政治与文化的双重结构,它表露了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的隐忧,以及他在日美欧强势文化迫力下的精神反抗。正是由于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因素的复杂影响,小说的写作进程被中断。《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政治与文化文本,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种新小说的范式,更在于体现了作家自身的政治与文化观念,由此提供了一个透析作家自身政治、文化困境的窗口。     

文字狱下的士人

说到“文字狱”，可能谈“字”色变者首先要数古代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所谓“仁人志士”了。其实，文字狱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远古的茹毛饮血、结绳记事的时代，不可能有什么文字狱。试想，我们的祖先连语言能力都不具备，我们的祖先连语言能力都不具备，“祸”无法从口出，就更没有从“笔”出的道理。即是说，文字狱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出现的一种“恶之花”。汉字之美促进了中国灿烂文明的发展，可同时也应验了一句古语：“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所谓文字狱，《现代汉语词典》释曰：“统治者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     

保护语言保护我们的家园--读奥威尔《一九八四》

太多的人都多次的论述过乔治·奥威尔(1903-1950)创作于1948年的小说《一九八四》。大家都看到了小说中的政治色彩——反极权与呼唤人性。公认这是一部“反乌托邦”的政治寓言和讽刺小说,反映了极权统治对人个性的压制,充满了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和绝望。奥威尔的写作十分政治化(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是最好的注脚),对这一点奥威尔本人并不加掩饰,然而,仅仅看到其政治姿态,无疑仍是解读过程的损失。极权不过是种人类压力的外在赋形,它既是极权本身又超越极权界限,因此本文更愿意把这本书看成是一本讨论哲学的书,有关于语言、权力与记忆的问题。奥威…     

英国文坛的常青树 多丽丝·莱辛

多丽丝·莱辛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女作家，也是当今英国文学界的一棵不老松。她在-10.年因写作《金色笔记》而蜚声文学界，直到成为一名威震文坛的宿将。如今，她虽2+高龄，荣誉等身，仍然神采奕奕，笔耕不辍。作为当今最丰产的英国小说家，莱辛的创作题材十分广泛，涵盖了种族矛盾、两性关系、美苏冷战、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和青年暴力等.+世纪的焦点问题。她的作品形式丰富多彩，包括小说、话剧、诗歌、散文、传记和其他纪实文学体裁。这位出生在伊朗的当代英国女作家自幼随父母四处漂泊， ,岁那年去了非洲的津巴布韦。她的大部分童年和青年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直到-131 年经过两次婚姻的挫折后才回到伦敦定居，从此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她的早期作品基本上取材于她在非洲的经历。莱辛早年投身政治运动，因而她的创作观可以说是与她的政治信仰紧密相关的。她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就应代表他所归属的、所负责任的、本人又无法倾诉的人们去说话。”显然，莱辛想要用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向读者传达“一种人性，一种人民的爱”。随着《金色笔记》的问世，莱辛便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小说因其对女性独立意识及困境的率真描写而成为一本女性主义的必读书，因而常常被誉为法国女...     

论写作过程中的情感流变和情感控制

写作过程是审美主体“情”和“意”的抒发过程，在具体的写作活动中常常表现为“气”的运用和调节。写作成果在文化层次不同的读者群中激起不同的审美期待，有创造力的作品体现出新的美学特征，读者审美趣味的分野要求写作技法的创新；写作的过程也是写作者积极主动自我调节的过程，其艺术创新的基本原则是：如何准确把握写作对象“量的消长”和“质的规定性”。     

论自然经济、阶级和等级

人类历史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发展为五种生产方式。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一种经济结构（即基础）。奴隶制和封建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它们就应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及与其相适应的庞大的上层建筑，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参看罗森塔尔《简明哲学词典》基本经济规律条）。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9年修订第三版）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下说：‘”奴隶占有制经济，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农民所经营的，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又在封建制生产方式下说：“封建主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然经济…     

诸子的黄昏：中国中古时代的子书

在上古中国，“作者”的概念和“圣人”的概念息息相关。这不是说圣人必然要“作”——创作和写作，而是说只有圣人才有“作”的特权。中国上古思想史学者普鸣在他题为《成圣的诱惑：上古中国圣人写作之兴衰》的文章里，指出自公元二世纪以来，随着纸的逐渐普及，书写变得日益常见，圣人的地位也就慢慢不再是建立文本权威的前提了。     

世界一些国家的国名、首都名称及国旗的由来(一)

国名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民族特色以至历史、位置等;首都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名称也表现其特点;国旗是标志国家主权的旗帜,国旗的图案也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只要了解上述三种事物的由来,就可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国家政治、历史、民族及地理等方面的情况。芬兰(Finland)国名:芬兰人称自己的国家为“Suomi”,它和“Suoma”属同一语源,在芬兰语中都是“沼泽地”的意思,即“湖沼之国”。芬兰约有6万个湖泊,故名。另一说,来源于条顿人对东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的称呼“suomelaisset”,Suo-mi 则是其缩略语。古英语里,fen、fenn 都是     

风向决定的革命

1688年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一向被英国人津津乐道地称之为用“不流血的方式”促进了国家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并为资本主义的狂飙突进奠定了基础,带动了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创新型发展。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场革命确实意义重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由封建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临界点、人类文明革新的启动器。     

画家黄永玉的眼中笔下——读《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不久前在中国美术馆看黄永玉先生的画展，其中有一幅画着齐飞大雁的国画，空白处题一行大字：“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这幅画传达出的执的乡愁，曾让我久久驻足。后来我又读到他在欧洲停留期间写下的字，不仅仅是乡愁。     

枭雄与明君——论刘备形象

历史上的刘备，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罗贯中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这样的刘备形象，虽有血肉不够丰满、个性特征不足、个别描写过头的弱点，却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成为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薛宝钗是“禄蠹”吗

薛宝钗不满黑暗政治,蔑视贪官污吏,厚待下人,其言其行都体现出渴望“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远“利”取义的仁政思想。她“导劝”贾宝玉,显然是希望贾宝玉能干出一番事业,成为一个为官清正廉明、为民谋利的好官吏。因此,从历史的、辩证的、具体分析的眼光来看,似都不能说薛宝钗是“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她仍是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     

韩国电影的反叛气势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好莱坞以强劲的势头横扫了整个世界电影市场。面对好莱坞的“气势汹涌”，素有“艺术电影基地”的欧洲也无力回驳，尤其是亚洲电影长期处在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中。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脱颖而出，以历史叙事作为对现实发言的方式以及以语言的陌生化方式，构成对好莱坞“权力话语”的颠覆，成为特定而短暂的历史契机所造就的文化奇迹。而到了90年代，韩国电影以其异军突起的气势取代了中国的历史寓言叙述，成就了别样的亚洲电影景观，并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影坛的一支主力军。     

中国古典诗歌的隐含叙事:诗题、诗序和诗集系年

中国古典诗歌具有特殊叙事的形式,值得关注。诗题交代作者写诗事由,具有浓厚的叙事因子,诗序是对诗题叙事的补充和扩展,这是单首诗的独立叙事。而古典诗歌往往以系年的形态存在于诗人别集中,排列诗歌写作的时间、地点,这又构成关于既定作者本事的大叙事。可以说,一部以年代为划分的诗集也是作者的一部生平传记,或者说一个诗人的生活故事累积。中国古典诗歌往往是以集合的形态存在,其中有一定序列,而只要序列中有时间、地点,那么它们就会和作者这个隐含的人物,以及作者写诗的原因和写诗这件本事构成一个大叙事。现实存在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叙事,而古典诗歌中的叙事则是这个历史叙事的文学性衍生和记录。     

地龙灯传说的文化意蕴

“龙灯”在我国流传了几千年，是极为盛行也深受民众欢迎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由于地域特征、物质条件、民族性格、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其艺术风格和表演方式也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象。在湖北省来凤县旧司乡一个土家族聚居的小山村——大岩板村，流传着一种“地龙灯”，而是不同于常见的“布龙”、“草龙”、“板凳龙”、     

周秦之际阴阳五行哲学观的融合及其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阴阳五行的思想是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于先民们的宇宙观与世界观。其经历了阴阳、五行两套思想体系各自独立的发展,最终合二而一,成为阴阳五行思想。这套世界观、自然观在战国末年逐渐形成了以阴阳五行为思想基础的社会理论,即“五德终始说”。这种社会理论伴随着秦王朝的建立,得以在政治领域巩固应用。本文试图解释阴阳五行思想在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从宏大而玄妙的哲学观世界观发展出政治理论,又为何最终会被秦王朝选择应用于政治领域这几个问题。     

鲁斯捷莫娃：丝路复兴焕发人文交流活力

“马文化”在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两国悠久的历史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鲁斯捷莫娃向中国记者表示,2014年5月11至14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成为土中友好父系史又一里程碑。于此框架举办的多项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为增强双方交流合作、推动中土关系迈向更新层而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世界汗血马协会特别大会暨中国马文化节”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