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梁对佛教的内规式法律调控——以梁武帝制荤腥戒为例

中国佛教发展的早期,佛教保留有印度佛教的特征,与中国世俗皇权还不能完全融合。国家统治者也开始逐渐摸索控制佛教的方法。南梁梁武帝作为一朝君主,也以笃信佛教闻名历史。他在位期间,为促使世俗法律调控并改革早期佛教作出了较大贡献。制荤腥戒从佛教规则内部来规范僧侣活动,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历史事件。通过研究制荤腥戒的背景、过程,评价荤腥戒制定的效果及影响,理清中国世俗皇权法律促使早期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脉络,对探讨皇权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犹有意义。     

公元7世纪中印僧伽的衣食与戒制

公元７世纪中印僧伽的衣食与戒制王亚荣一、律藏与戒制的特点以及中国求法僧的印度考察佛教有戒、定、慧三学。三学的关系是慧资于定，定资于戒，所以三学以戒为本。释迦初行道时，根据当时僧团的实际生活和印度社会文化背景，对出现的某一具体事相向众弟子演说开释，然后...     

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圆融"是"中国化"佛学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中国佛教理论家所创造.圆融思想虽是中国佛教大德禅观中的智能并主要运用于禅观,然其理、境无不本于印度大乘经教.在中国佛教中,圆融思想并非只是哲学的玄想、思辨的游戏,而是宗教修持和世俗应用的指针,这是佛陀说法的基本精神,也与本土儒、道诸家哲学终归于伦理践履的传统相符契.圆融精神,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优良传统,深深影响着古今的中国佛教.其深刻的意蕴和独具的价值,对当今世界和全人类而言,特具现实意义.     

“孝为戒之先”:佛教伦理的现实升华——从圆悟克勤二回成都昭觉寺说起

诞生和成长于印度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之下的佛教伦理思想,其孝道观契合了中国传统孝道伦理思想,从而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伦理思想。尤以宋代禅僧契嵩以传统儒家的"五常"来比附自身的"五戒",并提出"孝为戒之先"的观点,而极大地提升了孝在佛教教义思想中的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如果说"孝为戒之先"是为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同为宋代禅僧的圆悟克勤之二回成都昭觉寺弘法,则是对该理论之具体的实践。     

谈谈佛教与环境的保护和美化

谈谈佛教与环境的保护和美化李映辉佛教在保护和美化环境方面是作出了贡献的。如今，凡有寺塔之处，无不绿树成荫，景色宜人，环境堪称幽美。一、佛教保护环境的出发点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而且规定了许多戒律。佛经说，戒为平地，众善由生。三世佛道，籍戒方任。学佛首...     

早期佛教中的“道”与佛教的华化

"道"是中国文化、中国本土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普遍性的概念,它的蕴意与佛教概念中的"真如"、"法性"、"菩提"等有本质的不同.但在早期佛教输入中国的过程中,佛教却大量地采用了"道"这个语词,它的使用有三种情况:一、译经中的使用;二、佛教徒称号中的使用;三、佛教名物中的使用.这种对"道"字的普遍采用,加快了佛教的华化过程.     

十六国时期关中的僧侣移民

僧侣移民是一个特殊的移民群体,他们的特殊身份,使其与世俗的普通移民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关中(长安),是西汉丝绸之路的起点,地处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咽喉要道,是西来东往的僧人的重要中转站和目的地,十六国时期关中是全国佛教中心之一,其本身佛教的发展和向其他地区佛教的传播,与这一时期的僧侣移民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滇蜀地区出土早期佛教造像与西南传播路线

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在滇蜀地区有着广泛的考古分布,这些考古材料显示了汉代滇蜀地区与缅甸、天竺的佛教信仰及艺术传播之间存在联系。笔者认为,早在汉代之前,西南交通的滇缅道就已经存在,具有相当古老的历史。随着一世纪大乘佛教的兴起,佛教造像开始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流行,并逐渐通过滇缅道传播到滇蜀地区,与当地的早期道教和神仙术信仰融合。从整个长江流域来看,滇蜀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出现最早,长江中下游后来出现的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应是通过西南滇缅道间接传入的结果。     

佛教思想对大理国皇权制度的影响

佛教密宗自唐代传入大理地区以来与白族当地的宗教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白族特点的中国佛教密宗的一个支派,简称“白密“.南诏时期“白密“极为盛行,大理国统治者更加推崇佛教,白族贵族、平民百姓均崇信佛教,白密大师被皇帝尊为国师,白密被奉为“国教“,政教合一,以教治国.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地区大量建塔、建寺,据胡尉本&;lt;南诏野史&;gt;记载:“帝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大理国被称为“妙香国“.基于段氏统治家族对白密的极度崇信,在皇权交替的形式上,大理国传世二十二代皇帝中竟有九位皇帝崇信佛法而主动禅位为僧:……     

四川佛教的模式、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是中国最大的宗教。此种情形在四川省亦然。由于历史发展、民族构成、地理环境、信仰变迁等,四川佛教演变有特殊的轨迹,与关洛之原、京都之地、江浙一带、岭南之区相比,其特色非常鲜明,在历史上,对中国佛教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不揣浅陋,俯瞰全川,对四川佛教的模式、特点及其历史地位试作申述。引玉之砖,粗陋难免,愿识者教正。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机缘,论述范围仍将包括重庆市。一、四川佛教的模式此处所谓模式,是借用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模式”一词,以分析四川佛教在特殊…     

“华严宗”的语义变迁及其与“宗派”的关系

华严宗是中国本土宗派之一,今天已是习以为常的佛教史知识,其实这一知识的形成并不遥远。在古代,"华严宗"是一个佛教术语,与《华严经》义理、纲要、宗旨、判教、祖统等问题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宗派"一词直到宋代才进入佛教著述,其大规模使用与禅门撰述有关,到惠洪笔下更追认了一个"祖"——"宗"——"宗派"的世系,具有禅林礼制的意味。将"华严宗"、"贤首宗"等称为"宗派",这在唐宋史料中并不存在,也不同于唐宋人尤其是宋僧赋予"宗派"一词的涵义、用法和指称对象。尽管后来"宗派"用于更广的范围,直到晚清杨文会那里"华严宗"才从佛教术语变为佛教宗派,"宗派"也消除了"世俗知见"而转为"本源"——"流派"之意,受到本土和日本诸宗说的影响;梁启超的"宗派"说偏重"华严宗"等作为本土独创派别之意,将外来的诸宗说投影到历史上,但背后却是民族主义热情。     

古代鄯善国僧人娶妻与收养行为探究

新疆地区出土的佉卢文文书材料为我们了解三至五世纪鄯善国僧人的世俗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僧人娶妻、收养行为是其世俗生活最为明显的表现方式之一。这一行为的产生受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国家发展需要及文化习俗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这对以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佛教戒律和唐代的律宗

佛教的“中国化”,不僅包括佛教教义理論發生適應中國社會環境的重大演變,而且在維護教團組織存在的戒规、禮儀方面也形成鮮明的民族特色。如果說隋唐教教宗派的形成標誌着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完成,那麼,其中由道宣創立的律宗和提出的以《四分律》為中心的會通大小乘戒律的律學理論,則標誌民族化佛教組織理論和戒规、禮儀的基本確立。本文在概要介绍了大小乘戒律的傳譯和基本内容之後,着重論述了道宣的律學體系,對其最具特色的以心識為戒體的戒體論作了较詳介紹,認為由此而建立了用大乘理論為基磺的律學體系。最後對唐代律宗的另兩支——法礪的相部宗、懷素的東塔宗也略作介紹。     

从大理古塔的发展演变史透视其宗教文化功能

大理是国务院颁布的最早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理古塔是我国丰富多彩的古塔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这样一些古代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古塔建筑,千百年来,以它特有的建筑艺术造型点缀着祖国的秀丽山川,最后发展为名胜古迹,吸引着中外游人瞻仰观赏.大理古塔与祖国众多的古塔一样既浸透着宗教崇拜的佛教意味,又洋溢着世俗人情的诗情画意.它们特殊的艺术造型给人以精神的陶冶和美的享受.     

辛亥革命的世界历史定位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皇权帝制,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分明确。然而它在世界历史上定位如何？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

佛教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 ,茶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佛教的传播 ,茶叶是僧人坐禅修行必不可少的饮料 ,两者密切相关。佛教僧徒谓“茶禅一味”、“茶禅一体” ,又说茶有三德 :坐禅时 ,通夜不眠 ;满腹时 ,帮助消化 ;茶为不发 (抑制性欲 )之药。它有利于丛林修持 ,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传播茶文化 ,为中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的发展及传播立下了不世之功。1.佛教的兴盛与饮茶的传播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乐感的 ,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 ,自汉代传入中国 ,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     

20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

20世纪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都值得一书的一个世纪。在这100年里，中国历史经历了林林总总的变化，对社会和人心都有巨大冲击。回顾历史，我们有很多启示，同样也有很多感慨！佛教是已有25个世纪之久的宗教，它传入中国，也近20个世纪了。但是除了隋唐盛世鼎盛期的佛教之外，     

水目年華

水目山景区位于祥云县城东南方向,是滇西地区的佛教圣地,登山远望,群峰秀色蜿蜒,下川坝百里纵横,尽收眼底,主峰山势嵯峨,古树参天.水目山开创于南诏龙兴四年(唐元和八年),即公元813年,因开山祖师普济庆光禅师"锡杖涌泉"而得名,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皇家禅林、云南禅宗第一寺院、滇西佛教文化传播中心.依山建有九庵十八寺,现保存有水目寺、普贤寺、宝华寺等佛教禅院,有中国南部最大的佛教塔林,全国罕见的"寺抱塔"奇观和久负盛名的宝华寺"戒堂",特别是佛门圣物肉身"舍利子",更有"一见结禅缘、一拜保安康"的佛家禅缘.     

僧制与治僧:论太虚大师僧制改良中的治理思想——以《整理僧伽制度论》为中心

太虚大师的《整理僧伽制度论》是体现其僧制改良思想的重要文本。其中所涉及的对僧人的规训与治理,对政教关系的处理,各种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争竞,以及佛教制度的中国化和僧制的现代化问题,都值得我们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太虚的制度设计除了设置佛法僧园这样的中央统一管理机构以外,更是通过一整套的建制将僧团控制推向基层,并且在有形的管控之外更辅以神圣空间的心理上的控制。即使是寺院、庙宇、现代僧团这样的远离世俗的神圣空间,实际上也被权力所渗透与包围。现代僧团的清规戒律与僧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僧人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的规训与支配。而且这种权力的传播机制是自我生产、增殖与复制的,它不是通过外在强制的方式去征服支配对象,而恰恰是建立在支配对象的自我认同与服从的基础上的。在某种程度上,戒律对于僧人的意义已经不再是禁止、否定层面上的外在约束,反而是僧众建构身份认同的内在需要,是神圣与世俗的分界的重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对违反戒律的僧众的处置方式正是观察神圣权力的一个窗口,因为权力恰是在对权力的反抗和违拗中更清晰地展示自身的存在,并在这种展示当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传播。     

宋代文化自信的重建：蜀版大藏经的刊刻及影响

藏经是佛教的重要载体,唐中后期至北宋初,当中原与江南“教藏灭绝,几至不传”时蜀中却得以大量保存。北宋初《蜀版大藏经》雕板的完成改变了佛经流通主要靠传抄或零星刻印的历史,改变了邻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化自信重建,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看到的所有“大藏经”都或多或少与蜀版大藏经有关联,《蜀版大藏经》经文在蜀中流通的时代正是川渝石窟和摩崖造像雕刻的高峰期,云南佛教和佛教艺术之来源也主要是西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