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南北朝诗歌教学策略

<正>先秦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史,是民歌向文人诗发展的阶段。从先秦至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治多变,文学创作丰富繁盛。从时代侧重点来看,其内容大体包括:《诗经》《楚辞》,先秦歌诗谣谚;汉乐府、汉古诗;魏晋文人诗;南北朝民歌等。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选录了《诗经两首》《离骚》《孔雀东南飞》《诗三首》等代表作品。探究民歌和文人诗的不同特点能纲举目张。一、民歌和文人诗的不同魅力1.在内容上,先秦南北朝民歌通过大时代背景下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文人诗     

“诗笔”叙事演进及其与赋体文学的互动——兼谈传统叙事诗发展缓滞问题

"诗笔"叙事演进与传统叙事诗发展密切相关,亦是推动赋与不同文体交互的重要契机。"诗笔"叙事作为一种书写笔法,"以诗为体"的叙事属性决定其区别于"文笔""史笔"的语体特征与表达范式,且在特定文化氛围下,于早期叙事诗文本中有消融与转移之势。汉初,"诗笔"叙事入赋,汉赋始盛并将赋体铺陈推向高峰;汉末,大赋式微,"诗笔"叙事借由文体交互从赋体转出且"多途取道":"以赋为文""以赋为诗""赋入戏剧""赋入小说",实现赋与不同文体的交融互渗。"诗笔"叙事入赋体,转移了早期叙事诗文本的发展空间,从赋体转出则分化了叙事诗体的发展方向。     

汉代乐府采诗制度与叙事诗理论的自觉--班固《汉书·艺文志》析论

中国叙事诗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然而叙事诗理论却一直到东汉班固才真正提出来,即<汉书·艺文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标志着中国叙事诗理论走向自觉.班固清楚地认识到叙事诗的特征是在"感于哀乐"之"情"背后隐藏着"缘事而发"之"事",这种认识在两汉时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汉代乐府采诗制度,对叙事诗理论走向自觉产生了的极大的推动作用.采诗传统源自先秦,发展于两汉,在采诗传统的背后是一种政治诗学观,即通过诗歌干预现实政治.这一政治诗学观对后世文人叙事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学诗歌教学三法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它言简而意丰，或写景，或叙事，或抒情，或议理；集形象性、抒情性、音乐性、概括性于一体。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总结出了三种诗歌教学法。针对可读性强的诗篇，从朗读人手，讲求轻重缓急，以抑扬顿挫之势品出诗的韵昧来。对于如诗如画、诗画交融的写景诗，采用以图赏诗，诗画共解的方法。对于故事性很强的叙事诗，可采用“以文续诗”的方法，增强对诗的主题的理解。     

汉乐府诗叙事艺术分析

作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歌的奠基之作,汉乐府诗在创作时“缘事而发”,其蕴含的叙事观念及使用的叙事技巧对我国叙事诗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故事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和细节描写出发,探究汉乐府诗的叙事艺术,并对其创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加深研究者对其叙事艺术特色的理解。     

古诗《上山采蘼芜》新探

古诗《上山采蘼芜》,历来被认为是一首批判故夫“喜新厌旧”的诗篇。考之以诗中故夫弃妇的态度,证之以两汉其它乐府民歌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感到“喜新厌旧”之说是大可商榷的。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诗:     

体司诗情的切入点

诗歌是抒情的艺术。诗人主观的感情是诗歌的本质、灵魂之所征。闻一多说：“诗是被热烈的感情蒸发了的水气之凝结。”我国古代也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认为诗歌“吟咏性情”，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产物。无论是抒情诗、叙事诗还是写景咏物诗，都或浓或淡或隐或现地寄寓着诗人的主观感情，即使有理性色彩的哲理诗，也常以情促理，融理于情。所以，我们鉴赏诗歌，从本质上说就是体悟诗情。那么，从哪些方面切入呢?     

《左传》“享宋公有加礼也”句读辨析——兼谈“有加”的词汇化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享宋公有加礼也”的读法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为“有加”之后是否应该断句。通过对先秦、两汉典籍中“有加”的使用及演变进行考察可知,先秦多用“有加X”结构,两汉由于多音节词增加,因为节律关系,“有”“加”联系日益紧密,“有加”逐渐词汇化。多音节的“X”往往前移至“有加”之前,成为“X有加”结构,可以起到凸显、强调“有加”的作用。所以,从先秦共时语言系统来看,“享宋公有加礼”的读法更加符合语言事实。     

论蔡琰《悲愤诗》的叙事动机和叙事角度

《悲愤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女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而且在于它是介于汉乐府和南北朝民歌之间的寥寥无几的文人叙事诗。本文对《悲愤诗》的叙事动机、叙事角度做具体的分析。     

走进中国古代送别诗

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一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送别诗以它独特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骚客、布衣鸿儒。     

汉乐府民歌对《诗经》民歌叙事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诗经民歌和乐府民歌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两朵奇葩 ,作为诗歌鼻祖的“诗三百”,在形式、内容、思想、艺术技巧等方面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其后的两汉乐府叙事性民歌 ,不仅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并且对其叙事艺术技巧加以继承和发展 ,在矛盾冲突、结构布局、人物刻画、语言艺术等方面表现出了一些类似后世戏剧艺术手法的特色 ,汉乐府中这些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 ,也可以说是后世戏剧艺术表现手法的滥殇。     

走进中国古代送别诗

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自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一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送别诗以它独特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骚客、布衣鸿儒。     

试论唐代叙事诗的文体特征

叙事诗,可定义为相对的完整的故事情节,以记叙人和事物为主,侧重于事件的场面重现,其中也抒发作者的感情,表现篇幅不限。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叙事诗的繁荣时期,各种记叙时事或者个人经历的叙事诗开始出现在人们面前,可当作那时的“新闻”,同时作为诗歌文体特征的表征,但它在今天又算是“故事”。不管是从诗歌的叙事主体视角还是文体特征,抑或它的文体结构特点来看,叙事诗的新闻性与故事性都始终交融并进。     

说“兮”

“兮”字并不是楚地民歌独有的语气词，而是先秦时南北各地民歌广泛使用的一个语气词。“兮”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追溯“兮”字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地位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我国诗歌发展的某些规律。     

明清之际的“风雅正变”之争与陈子龙“怨刺”说辨析

明清之际, 陈子龙倡导的“怨刺”精神不是“温柔敦厚”诗教的对立面, 其实正是先秦两汉以来诗歌“兴观群怨”、“风雅正变”所体现的政教功能的合理组成部分, 不是相互抵牾, 而是对立统一。     

论《诗大序》在先秦两汉诗论中的重要地位

《毛诗序》是先秦至两汉诗经学的一个总结,其中《诗大序》可以说是先秦至两汉第一篇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专著。《诗大序》的内容可以分为三方面：一为风化说,二为诗言志说,三为六义说。这三点体现了汉代诗歌观念的两极分化。     

悠悠千载离别情——浅谈对古典诗歌中离别诗的鉴赏

江淹《别赋》中写到：“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干百年来，亲人在歧路之情，挚友临离别之感，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并且这种离别又是人生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离别”也就自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歌之不绝。     

汉语史视角下兼类词“就是”语义阐释及虚化路径

在汉语语法史的视角下，探讨了“就是”词义上千年的发展与演变。在使用大量语料库的基础上，考察兼类词“就是”多种词性的共时表现及历时演变轨迹。采用描写和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详尽地解释了“就是”从先秦两汉时期到明清时期语料历时演变特征，考察了“就是”共时平面的语义、语法表现。通过分析“就是”作为副、连、助兼类词的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过程，展示“就是”从短语到助词整个虚化过程。     

中国近代叙事诗评价标准构建漫论——李亚峰《近代叙事诗研究》序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亦有许多叙事作品。若以西方叙事诗标准来衡量,其又鲜有合规者。中国叙事诗不强调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记述,而重在关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特征,不注重客观的叙述,而倾向于主观感受的抒发,自《诗经》"陈诗观风"的功能基调以来,形成了独立而强大的"诗史"传统。以此传统构筑中国叙事诗的评价体系,近代叙事诗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其不仅全面展现了近代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总结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艺术,而且是现代叙事诗的滥觞和源头,地位和价值不容忽视。     

诗歌与音乐

诗歌与音乐李壮鹰先秦儒家的经典一共有几部？这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不小的争论。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第一个尊儒的皇帝汉武帝虽“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易、诗、书、春秋、礼、乐），但只立了五经博士（易、诗、书、春秋、礼），原因是在遗存的先秦典籍中没有找到《乐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