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思维与汉大赋的模仿

传统经学思维方式是围绕圣人之言和儒家经典发展而生成出来的一种模式化的思维习惯,这使得两汉经学思维显现出狭隘、封闭的特点。经学的狭隘性思维导致了汉赋文体摹拟成风,因循守旧的特点。汉代经学一方面是与政治结缘,受其约束,虽成为官方学术但没有自由言语的权力,经学的生机开始被扼杀;另一方面重承袭,好"引经据典",     

论我国传统经学思维方式及其对学生创造力形成的负面影响

在两千多年儒家化的熏陶下，我们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经学思维方式，这种重传统－重权威的经学思维倾向至今仍严重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本对这种经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学生创造力形成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左传与两汉经学

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西汉，占据经学圣坛的是今文经学。作为古文经学的《左传》，汉初并未受到重视。从西汉末到东汉，汉代经学围绕着《左传》进行了四次大论争。包括刘歆与太常博士、韩歆与范升、贾逵与李育以及郑玄与何休的论争。两汉经学经过几次激烈的斗争，古文经学终于取代了今文经学。《左传》以其本身内容与价值上的优势，奠定了自己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两汉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读《汉代诸子与经学》

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曾以东汉儒家的发展为例，提出：“东汉时期儒学以两个途径吸取了早期儒学即‘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一个是融合百家之学的精神，另一条途径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汉代起，经学便成为儒学基本思想学术内容的主要构件。此后，经学就如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一样，作为一门独立的思想学术形态，跻身于学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关汉代经学的著述可谓是汗牛充栋，王继训教授的《汉代诸子与经学》独辟蹊径，以汉代经学发展为主线，     

吴敬梓的经学观

本从分析上图所藏清抄本《诗说》着手，说明了吴敬梓有着独到的经学观，从而也证吴敬梓确实是一位传统化学养最丰厚，理性思维最出众的白话小说作家，《儒林外史》的反理学倾 向以及对功名富贵，应征辟和士人心态的剖析均可以《诗说》中所到依据，吴敬梓的经学观奠定了他小说创作的思想基础。     

创造性思维是单元性思维与多元性思维的对立统一

创造性思维是单元性思维与多元性思维的对立统一。创造性思维总是从主体所熟悉的单个的点、线、面开始，逐步拓展到事物的全体，形成立体思维，获得认识上的突破，完成创造的过程。在创造过程中，单元性思维和多元性思维共同发挥作用，两者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因此，在思维活动中，必须注意单元性思维和多元性思维的有机结合，防止片面性．以提高思维的效果。     

简论梁武帝与梁初经学的发展

梁初经学的发展与粱武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梁武帝极高的经学素养和帝王身份成为推动经学发展的有利条件。为发展经学粱武帝采取了发展官、私学教育,重视提拔儒士,由上而下带动习经之风等政策措施。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梁初经学得以复兴并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学风开放,综汇多家;其次,治经方法上,由两汉训诂发展为义疏体,成为训诂学上的一大变迁;再次,礼学研究成绩突出。可以说,梁武帝对梁初经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从天道观看经学到玄学

曹魏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所创建的玄学虽不同于经学,但从理论形态、概念范畴以及思维方法上与经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继承的角度来看,玄学与经学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清晰可辨。何晏、王弼的玄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天人之学,是直接继承经学发展而来的。     

论经学与玄学间的相合相异

经学除了系统的宇宙观、天道观之外，其独特的人性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有意思的是它们与玄学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玄学虽不同于经学，但从理论形态、概念范畴、以度思维方法上与经学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王俭与南齐初的儒学复兴

南齐初期，琅琊人王俭位极人臣。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王俭力倡经学，以此初步解决了士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问题，并利用儒家礼教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极大地推动了南齐初期的经学发展。使南齐在南北文化的正统之争中居于有利地位。     

《周易》的思维方式与哲学思想

《周易》被称为儒家经典之首,但又被看作是占筮之书。本文着重探讨《周易》从古老的占筮之书到表现儒家的宇宙观、价值观的人文哲理之书的改造历程,并由此进而探讨了《周易》所表现出来的取象思维、动态思维、衍生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的特殊思维方式以及哲学思想。     

乾隆朝“保举经学”考述

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设置的考试科目,乾隆朝开设“保举经学”制科,是在乾隆帝特别尊崇和重视研习儒家经典的历史背景下举行的。保举经学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实际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此科取中者仅4人,均是明经行修之士,名实相符,众望所归。它虽只举行了一次,但对清代学风的转变和国史馆修史中“儒林传”的确立,有很直接的作用。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孔子的人文教育思想与教育现代化

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人文思想包括七个方面：师生平等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思想，崇尚“实干”的思想、学以致用的思想、因材施教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开放式教学思想。孔子的这些人文教育思想、是我们实现教育现代化所必须继承和发扬的。     

经学思维范式下的文学观——宋濂文学思想述论

宋濂是元末明初的重要文臣。元末浮靡纤弱的文坛现状,明初以经学构建一统秩序的政治背景,以及宋濂经学家的身份,决定了他在文学上的经学思维模式。在文学功用论上,他强调明道致用;在文学创作论上,他主张宗经稽古;在文学风格论上,他提倡知言养气。     

论柳宗元的经学思想

经学思想是中国许多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也是士大夫和文人施政、治学、做人的指南。唐朝即是如此。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他毕生信奉儒家原典,重视"生民",积极从事政治革新,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经学思想体系,这主要表现在推崇经典、批驳章句、辅时及物、兼融子佛学等方面。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经、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经学从其产生之时起即与教育密切相关。"经"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由"泛称"向"专称"转化的过程,"经"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多为"史"。就"经"在古代社会的地位而言,是"载道之经";就其具体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而言,则是"教科书"。经学是一套特殊的学术文化体系,其意识形态的功能与教育功能统一而不可分。两汉的儒者通过经学对六经加以适当地诠释,使六经的知识系统很好地适应了汉代封建统治帝国的需要,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以"经"为教育模式的基本实现路径。     

论孔子的德育评价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其在四十余年的教育实践中对教育目标、内容、方法,效果以及教育者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发掘概括出孔子的德育评价思想,旨在借鉴古人,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