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与东晋诗歌三题

《世说新语》记载了不少与东晋诗歌相关的材料，是研究东晋诗歌的重要文献；而其他并未直接联系到诗歌的材料，也可借以考察东晋诗歌的社会历史背景。本文先将这些材料归类，并在分析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探讨两个问题：东晋诗歌衰落的原因以及玄言诗是否能概括东晋诗歌。     

罗隐诗的哲理化倾向

:罗隐是晚唐一位比较重要的诗人,他的诗作由于个人经历和所处时代的影响,而呈现出比较独特的风貌。本文试图从他诗作的哲理化倾向入手来展开研究,以求全面认识和评价罗隐的创作成就及其在唐诗发展史中的地位。罗隐诗的哲理化倾向首先是其生存状态的反映,同时也缘于他对动荡的唐末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审视,此外还有整个唐诗发展逻辑的制约与影响。从他的这种诗歌风貌中,可以感到罗隐与他的同道一起正在渐渐地结束着唐音并奏响了宋调     

抗战时期日占区诗歌的写实性与哲理化倾向

与大后方诗歌的大众化和现代主义取向相呼应，抗战时期日占区诗歌呈现出明显的写实性与哲理化倾向。     

浅析东晋艺术繁盛下诗歌的式微

东晋书法、绘画、雕塑和音乐等艺术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相对于艺术的繁盛，东晋的诗歌则有相对衰落之态。原因有：一、东晋文坛吹起的一股玄学之风，减少了文人的诗歌创作激情；二、东晋文人偏安江左的苟且心态，对东晋文学也有直接影响；三、东晋文人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诗歌的创作群体缺乏诗性精神。     

论宋代诗歌的理趣

理趣是宋代诗歌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宋代文人把他们对生活的领悟付诸于诗中,把哲理和趣味很好的结合,给人们以启迪,也使宋诗有别于唐诗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试论语文教学内容的三个层次

语言作品是语言文字据以存在的根据,语言文字包含着语言作品这个统一性的、普遍性的根据。以语言作品为对象,在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是培养语文能力的重要途径,它需要明晰教学内容的逻辑层次及其生成规律。根据读者注意力对文本结构的不同选择,阅读活动可分为语言、言语和作品三个层次;作为学科对象的交际问题,亦可相应地区分为语言问题、意识问题和语用问题(言意矛盾)三个层次。三个层次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语文教学内容的结构层次。     

诗的情趣和理趣

诗要有情趣，亦要有理趣，因为“情”与“理”是辩证地统一在一首诗中的。诗中的“情”，应是蕴涵着深邃哲理的“情”；诗中的“理”，应是饱和着形象和情感血内的“理”，否则便为“理语”，而非“理趣”。诗要有“情趣”，才能给人以情感的熏陶；诗要有“理趣”，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雪泥鸿爪——浅谈苏轼作品的“理趣”

与其他文学巨匠相比，苏轼有其独特之处：他能把从生活中体悟到的发人深省的哲理与耐人寻味的诗意相融合，构成所谓“理趣”，达到了宋人“言理”的最高境界。苏轼作品有诗词文三种文体，其“尚理”在各种文体中都有体现，而且这种“尚理”是有社会原因和其个人原因的。     

变抽象为具体 化繁难为简易——例谈古代诗歌教学中意境的三个层次

诗歌意境抽象、空灵,中学生要把握这个抽象的概念,确实不易,但诗歌教学中又不能回避"意境",因为只有正确把握诗歌意境,才能较准确地理解诗歌抒发的感情,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为此,我本着"变抽象为具体,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设想,以中学生熟悉的诗歌为例子,从表层意境、深层意境、境外之境三个层面浅谈对诗歌意境理解。     

诗歌中的“情趣“与“理趣“

诗歌中情与理的关系涉及到人们对于诗歌本质的理解,体现着人们对于诗歌艺术生命奥秘的探索和认识。诗歌作为人类审美意识的一种艺术表现,必然凝聚着人类思想感情的火花和理智的光辉,从中可以窥探到人类无限丰富的对象化历程。诗歌中情与理的恰当表现,关键在于符合人类审美心理的艺术规律,能够唤起人们对美的感受、体验,用传统诗论中的术语来说,也就是要有“趣”——情趣与理趣。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

东晋以其门阀政治的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形态发展完备的一个朝代。士族在各个方面都掌握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深深烙印着士族的痕迹。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决定了玄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相应地导致了玄言诗在东晋流长久远。而且,玄言诗能够在东晋文坛上几乎一枝独秀,也与门阀政治格局下,政权的掌控者与文学话语权的掌控者合一这种形态有关。     

论金朝咏寺酬僧诗

金朝咏寺酬僧诗直接反映了佛禅对文学的渗透溶浸。这部分诗作包括三大类型：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向往净土、崇信佛禅的意识;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对世事的感触和内心情致的抒发;通过酬僧之作表现文人与方外友人的深情厚谊以及对佛禅的向往。它们所体现的佛禅意蕴的深度虽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佛禅对金诗的显著影响。     

论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

文章欲从苏轼理趣诗与魏晋玄言诗的关系以及苏轼理趣诗的“理”与宋理学的区别进行探讨,来对苏轼理趣诗进行界定。对苏轼具体的理趣诗作分析,知晓苏轼理趣诗是情、景、理三者的有机融合体。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的创作方式成为宋诗理趣诗的典范,也是理趣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金瓶梅词话》征引诗词考辨

《金瓶梅词话》的写作素材来源众多,相较于其它长篇小说,在征引诗词上的数量尤为可观,就目前已发现者来说,有90%以上集中在《水浒传》、宋元话本、元明文言小说、元明戏曲、历代诗词之中。统计其数量分别为：引自《水浒传》65首、宋元话本28首、元明文言小说28首、宋元戏曲21首。     

论朝鲜徐敬德的哲理诗

徐敬德不仅是朝鲜李朝时期性理学气本论的思想代表,也是一位诗人,其《花潭集》卷一共收录了他创作的八十九首诗歌,其中有近十二首哲理诗,再加上其诗作中属于说理的诗语和诗韵,约占其诗歌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其哲理诗有《天机》、《有物》、《观易吟》、《冬至吟》、《挽人》等等。本文结合徐敬德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主要的哲学思想观点,分析了其哲理诗中所蕴含的极具思辨性的性理学思想。     

东晋土族家族文化与文学

家族文化是东晋士族对当时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东晋士族渊深的家族文化传统是东晋士族能够在文学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深层原因;其次,东晋士族家族文化中的尚文传统更是直接在文学人才的成长、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诸方面于文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道家思想与晋宋山水诗

文章通过分析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晋宋诗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方式以及他们的山水诗中所表现出来尚真的审美追求与“山水 玄言”的结构模式等特点,探究道家思想对晋宋山水诗的影响。     

东晋南朝道教论略

东晋南朝时期 ,政权迭更 ,时局动荡 ,为道教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葛洪、陆修静、陶弘景一批文人道士对道教的教理、教仪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对道教组织进行了清整 ,使东晋南朝道教士族化日趋成熟。特别是茅山宗的创立 ,标志着道教已进入宫观制阶段 ,它为唐宋道教的兴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两晋时期的史注

两晋时期,读史和修史之风的兴盛、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史注的发展。史注逐渐摆脱了经注的羁绊,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同名史注的增多、集注的出现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     

简论金圣叹对杜牧七律诗的选评

本用比较的方式，把金圣叹选评杜牧七律诗与杜牧的七律诗作比较，并从他们的身世出发，探讨形成他们的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之差异及共鸣的原因，由此试图揭示学创作与学批评与创作与批评之间的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