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候的影响看鸦片战争中英军从白河口南撤

鸦片战争中,1840年8月中旬英军一度到达了天津白河口,直接威胁北京。道光皇帝派直隶总督琦善同英军谈判,只想用温和的方法劝使他们自动退回南方去。琦善在白河口像接待客人一样地接待了英国兵船,并同义律进行了两次会谈,还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在谈判中,他一面诿罪于林则徐禁烟“措置失当”,表示朝廷将对林则徐“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同时告诉义律,道光皇帝将派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明情形,劝英人“反棹南还,听候办理”,定能让     

琦善是否在天津会见过懿律?

在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中,提到鸦片战争时琦善曾在天津会见过英方代表乔治·懿律.究竟琦善在天津会见的英方代表是乔治·懿律,还是查理·义律?据有关史料记载,琦善只见过义律,没见过懿律,即使在广东也从未会见过懿律.英国侵略军攻陷定海后,于1840年7月29日,英国全权大臣海军少将懿律和副大臣义律率领威里士厘号舰船八艘北上.8月6日抵达天津白河口,继派小船探侧航道.16日,直隶总督琦善派守备白含章登英船会晤懿律,接受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其     

“无理!可恶!”何所指？

人教版《历史》必修三（2007年版）设计了一个“历史纵横”栏目,内容如下：林则徐向西方学习的做法．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和嘲讽。直隶总督琦善讽刺林则徐购求“官员向不过问”的“夷书”,有失“天朝大吏”的尊严。林则徐建议朝廷用关税的十分之一制造炮船,以抵抗英国侵略者。     

莫须有的《穿鼻草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强占香港前,义律曾发布公告,诡称“他和中国钦差大臣(琦善)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协定内容包括“香港本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等内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穿鼻草约》。此后,中外许多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和论文都沿袭此说,认定琦善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答应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其实,《穿鼻草约》是地地道道的讹诈,实属莫须有。 全面考察义律与琦善在广州附近谈判的整个过程,所谓“穿鼻草约”问题便真象大白。 琦善与义律的谈判,是从1840年11月底开始的。早在1840年8月9日,义律等在天津呈递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致“清国宰相书”中,即提出了赔款及割让一岛或数岛的无理要求。琦善11月29日到达广州后,义律12月7日便迫不急待地要求琦善根据英方提出的条件缔约签字。义律照会中说:“本公使大臣,会同前统帅公使大臣懿,于本年7、8月     

试论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卖国罪名的不成立

在鸦片战争中,琦善的对英交涉被人指为"投降""卖国",加在他身上的三项罪名分别是:一是鸦片战争中,当英国舰队到达天津时,趁机打击禁烟派领袖林则徐,同时驰备撤防,主张投降;二是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急之时又拒不增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三是私许香港给英国.然而不少的历史研究者,出于爱国热情和道德激愤,在研究历史时往往夹杂着一些道德的批判,从而对历史的论述不尽符合事实真相.     

1840年英国远征军不攻广州而北犯的原因

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试验修订本·必修）第５页叙述：“１８４０年６月，英国舰队驶进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进行挑衅，鸦片战争开始。英军见林则徐在广东戒备森严，就沿海北犯，到达天津白河口。”认为英军不攻广东而北犯的原因是广东“戒备森严”。事实并非如此。鸦片战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英国有计划的“要打开中国大门”，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英国侵略者远在中国禁烟之前就对中国沿海作了细密、详实的侦察，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１８３２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商船前往中国沿海进行的侦察活动。该船遍历了…     

略议近现代史上三种中国政权在香港问题上的主权作为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自1840年英国以武力强占香港以后,晚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种种作为,都与各自阶级的特点和利益密切相关。 封建地主阶级政权:以主权的大步退让换取专制统治短暂苟安的腐朽卖国作为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凭借船坚炮利的优势取得一些小胜。清政府虽派出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交涉,封建统治者也意识到谈判不会很快达一致,为此指示琦善:“如有不得不攻剿     

林则徐与澳门

民族英雄林则徐,不仅代表了中华民族严禁鸦片的决心与行动,而且一再强调“琦善丢失香港没有经过朝廷”,“中国从来没有丧失澳门的主权”,“我去广州首先要到澳门巡视”,“澳门是鸦片之源,严禁鸦片必须严查澳门洋人之窝”。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收缴鸦片时还要求各国商人签字画押,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当时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义律,是一个好战分子,态度十分蛮横。他对林则徐禁烟恨之入骨,百般阻挠无效,交出鸦片后,下令英国商人不许在保证书上签字画押,并率领他们于4月12日退出广州,先是住到澳门,后来澳门也住不下去,又退到了停泊在九龙尖沙嘴附近海面的船上。义律还下令英国商人不准同中国做买卖,又向英国政府报告,要求派兵到中国来“武力解决”,企图挑起战争。     

论鸦片战争中的琦善

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开门揖盗的罪行,虽早有定评,但亦不无反复。《清史稿》论琦善:“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这些话反映了从鸦片战争发生后,直到清末民初六七十年间人们对于琦善的共同评价。可是,到了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却有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力图为琦善开脱罪责,甚至对他大唱赞歌。例如蒋廷黻在《琦善与鸦     

天津事件：战时中英日三角关系个案研究

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日“天津事件”，极彰显地展示了战时中英日三方关系互动的基本轮廓。从这一事件交涉的结果而言，中国为最大的受害者，英国为最大的输家，日本则为最大的赢家；从这一事件交涉的全程而言，它表明了战时中英两国之间同盟关系之不稳定性，亦典型地体现了英国在远东地区之绥靖主义政策，以及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激烈争夺，本文正是以这一事件发生发展之过程为轴线，试图构建战时中英日三者之间微妙关系的“历史图像”。     

英国驻中国大使馆SARS期间的签证态度

英国文化协会驻华办事处建议到中国旅行吗我们强烈建议大家推迟到香港、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和广东的所有旅行计划。英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上的建议:“英国卫生部首席医疗官认为基于从世界卫生组织得到的信息,鉴于目前“非典型肺炎”在中国的爆发,已经强烈建议英国公众推迟到中国的香港地区、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和广东省的旅行计划。     

第一次鸦片战后广东人民反对英国租地的斗争

鸦片战后广东人民反对英国租地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建立租界的第一次斗争。“租地”(“居留地”)和后来形成的“租界”,在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奴役和掠夺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英国殖民者蓄意攫取租地权,义律和琦善谈判草约,璞鼎查在南京议和,他们都曾提出这种要求。不过没有达到目的。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在上海、宁波进行租地活动,也没有成功.璞鼎查回到广东,就将1842年十二月发生的焚烧洋馆事件,作为“自行择地建屋”的借口,正式向广东当局提出要求。1843年十月八日,璞鼎查和耆英签订了“善后事     

浅论《穿鼻草约》与香港割让

百余年来,中外许多史籍认为,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1月强占香港时,英方义律与琦善已经签订协定（即此后所谓的《穿鼻草约》）,将香港割让于英国。这一谬说近年来已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澄清这一史实。现在,我就所谓《穿鼻草约》的前前后后谈几点意见,以收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 “初步协议”一说实际上是1841年1月20日义律诡称与琦善已达成了协定,从史料中记载的情况看,琦善一直未与其达成协议,这是英国对华实行军事进攻和外交讹诈政策的结果。     

琦善与鸦片战争

一八四零年六月,英国侵略者公然把战争强加于我国,从此以后,古老平静的中华民族就开始了刀与火、血与泪的剧烈大动荡时代。在鸦片战争中,如果说面对英国强盗的大炮,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显示出民族正气,自此昭垂青史的话,那么琦善也就作为近代史上乞和卖国第一家自此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对鸦片战争中如此鲜明对立的两个历史性人物、不了解琦     

清政府“割让”香港内情

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中英《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租期”为99年。中国人民耻辱的历史,由此揭开序幕。《大地》第9期刊文介绍清政府“割让”香港内幕,摘录如下: 19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皇帝在太和殿召见刚从广州风尘仆仆回京的直隶总督钦差大臣琦善。道光问:“听说英国人要我们把香港割给他们,香港是什么东西呢?”琦善答;“是个小渔村,坐落在南海边上。”道光问:“那能有多大啊?”“小得很,中国是一个鸡蛋,香港只是蛋上的     

你有权保持沉默

法律高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英国《大宪章》“你有权保持沉默……”这不仅仅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它还是确实保障每一个公民不会自证其罪的基本权利。在我们享受这一权利时,我们不能忘记发生在17世纪英国的一个惨烈的法律故事。1639年的某日,英国政府逮捕了一名叫李尔本的“不法书商”,因为从他贩运的书籍里,发现有几本内容具有“煽动性文字”,大概是一些对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和税收政策不满的意见。当时的英国正处于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下,为遏制民众的不满情绪,英国政府以“贩运禁书”的罪名对李尔本开庭审…     

巴夏礼与一八四八年青浦教案交涉

利用中外档案文献资料,分析了在1848年上海青浦县的青浦教案中,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代理翻译的巴夏礼参与教案处理的交涉过程,揭露了巴夏礼利用炮舰外交手段要挟清朝地方当局、践踏中国司法独立并为英国政府攫取了超预期侵略权益的罪行,也反映了当时清朝政府“弱国无外交”任人欺凌的屈辱外交局面。此次外交交涉成为巴夏礼的第一桶政治资本,也使得他进一步掌握了与清政府进行外交往来的方式,即“在中国获取尊敬的唯一方式是下命令。”     

首都安全与鸦片战争的失败

鸦片战争时期,侵略者有限的兵力无法征服整个中国,但有足够的力量和条件接近帝国的中枢区域。北京或南京的近海条件和国防弱点为侵略者要挟清延提供了绝好机会。他们动辄以切断首都经济命脉或攻占首都相威胁,或者直接攻取首都,以达到其制服清延,签订城下之盟,攫取最大侵略利益的目的。清政府闽于首都安全问题,昧于大势,隐忍求和,以至于让侵略者找到“一个极为灵验的威胁手段”。     

一二·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国民政府改变此前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解决方针。一方面,以一定兵力援助十九路军抗日,但将之限定在一定的、局部的范围;与此同时,又积极通过国联及英美等大国的斡旋,争取双方停战和日本撤兵。在交涉中,最初力图将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但由于日本坚决反对,中方只得接受“沪事单独解决”的方案。     

赫德与列强瓜分中国狂潮时的中外交涉

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逐步升级,从经济到政治,再由政治到领土,最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参与了中德有关胶州湾、中英有关威海卫与香港拓址的交涉。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后,赫德首先建议总理衙门要求德国撤军。眼看德国撤军无望,赫德又转而劝说总理衙门尽快满足德国的要求,早日结束中德间的交涉。为了使英国也在抢占中国沿海重要港口方面分得一杯羹,赫德以清政府打算主动将威海卫租借给英国为由,将英国政府的目光引向威海卫,在中英有关威海卫的交涉中充当了双方沟通的桥梁。在中英有关香港拓址的交涉中,赫德向总理衙门建议由港英政府帮助中国在香港周边收税,从而引发了中英间有关九龙海关税卡去留的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