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古人情怀,体悟古典诗词美——浅谈高中语文诗歌教学

<正>一、了解诗人,解读诗题,理解诗句,勾画能表现作者情感的词语我们常说"诗如其人",那么了解"其人"也能从侧面了解其诗。孟子也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了解诗人是引导学生理解诗歌内容,体会诗人创作时的丰富情感的重要一环,它可以使学生对诗歌及诗人有一个初步感知,为理解诗歌作好铺垫。诗人不同,诗风也不同,例如李白和杜甫,一个浪漫主义,一个     

玄学思想方法与魏晋诗歌的艺术风貌——兼谈玄言诗“淡乎寡味”的问题

玄学思想方法对魏晋诗歌的艺术风貌有较大影响。委运自然的思想形成了诗境的平和淡远;言意之辨尤其是得意忘象的思想方法使诗歌意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冥观静照的思想方法又与诗歌的静态清趣之美有直接关联。此外,有关南朝诗论家对于玄言诗“淡乎寡味”的评价,应该从玄言诗人的创作追求与评论家的诗学观念两方面来综合分析。     

论中国古代诗人的南方意识——兼论“瘴”字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写南方的许多诗歌里,都出现了“瘴”这个字,这个字似乎成了南方诗歌中的地域特征。然而,时代、诗人观念和生活经验的改变使“瘴”在中国古代诗歌里的具体含义和感情倾向也发生了变化。     

论中国古代诗人的南方意识——兼论"瘴"字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写南方的许多诗歌里,都出现了“瘴”这个字,这个字似乎成了南方诗歌中的地域特征。然而,时代、诗人观念和生活经验的改变使“瘴”在中国古代诗歌里的具体含义和感情倾向也发生了变化。     

试析大众传媒语境下诗人身份的颠覆与重建

媒介介入诗歌已是事实。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媒介的发达使得诗人及其创作处于泛媒介场域的范围内。传统意义上的诗人身份随之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颠覆,成为一种传播学视野中的诗坛现象。大众媒介的介入不仅模糊了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界限,也使诗歌创作者进入写作空间的自由而精神不自由的尴尬境地,而且诗歌创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另外,诗人精神领袖的地位也被无形的消解,等等。对此,诗人又将何为呢?     

官场生活与元诗宗唐的矛盾

元代文人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许多诗人置身于官场生活中。权力导致诗人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创作诗歌，与诗人的“宗唐”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     

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人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话虽是针对文艺创作而言,却指出了诗歌鉴赏的不二法门。简单地说,"人乎其内"就是要"钻进去"——借助联想和想象,设身处地的进入诗歌营造的意境当中,以获得真切地感受、体验和领悟。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曾经指出:诗的特性就在于它激活了词语的全部潜能,迫使它携带远多于其在日常生活语言中所携带的丰富含义。正因为这样,诗歌强调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往往通过隐喻、象征、通感、夸张的手法,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使人感到不容易     

新诗歌运动

21世纪初，汉语诗歌革命性的变化是网络诗歌的兴盛。随意性、互动性、激情式及社团性为诗人提供了梦寐以求的诗歌创作平台。诗人们自发地在网络上集结了一个又一个的现代主义诗歌主题社区，使大批诗歌作品方阵式地呈现于我们眼前，网络使曾经疲软的当代诗歌重新勃发出无限的生机，使诗歌写作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现象，这就是本文指认的新诗歌运动。     

当代诗歌语言不能承受之轻

诗体的更遮变化,诗歌精神的转型,都伴随着诗歌语言的变革而发生.当代诗人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对语言还原这个世纪性的难题写出了自己的答案,用新的语言方式为当代非英雄的凡人在诗坛提供了舞台.但是,由于他们把那种平面化、自由化的语言当成诗歌语言追求的重点,也使诗歌语言面临着巨大困境.     

古代诗话“传诗”功能三题

古代诗话作为一个大的坐标体系,包括了众多诗人诗作的小坐标,在长期的诗歌传播中,许多诗人诗作的坐标或研究或浮,都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考察其变化轨迹,有助于把握诗人诗作地位及时代审美风尚,诗歌误读,自古就有,诗话的纠正误读,帮助阅读鉴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诗话对于诗歌艺术化具有“蓄水池”、“发酵池”、“放大器”三种效应,在累积和增殖中,诗歌得以发展并形成传统。     

文天祥诗学观初探

“诗所以发性情之和”是文天祥的诗歌本体观,并进而提倡“动乎情性,自不能不诗”的创作境界。其诗歌功能观是发展变化的,对言志抒情、讽谕教化和审美愉悦功能在前、后期各有所侧重。文天祥重视诗人学养,也强调生活经历、社会实践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推崇古诗、倡导古风和注重内容、大处着眼,是文天祥诗歌品评观的两个特点。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诗歌创作论

《蒲褐山房诗话》蕴含了王昶独特的诗歌创作艺术理论:一是辩证对待性灵。诗歌抒发真情实感的同时,需注意"止乎于礼";二是主张妙合情景,采用具有一定符号色彩的意象抒发内心世界,以达到情感的共鸣;三是诗歌需变化新奇,打破一定的诗歌审美传统,使诗歌呈现特殊的风格。     

论诗歌节奏表现的诗美

节奏是诗歌的原始要素，在创作中，它既有诗人的快感，又赋予读者期待和愉悦。这是因为诗歌的节奏富于变化，它的运动与诗人情感相融合，体现了诗歌的内在生命。而诗歌节奏通常表现在诗人对语言的运用中，其抑扬顿挫、一气流转以及停顿、复沓都使节奏产生美的效果。同时，不同的诗体及其表现也对诗美的表现有很大的作用。     

唐代酒肆与唐诗的发展

唐代酒肆发展非常迅速,发达的酒肆文化深刻影响着诗人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诗歌风貌。作为社交娱乐场所,酒肆为各层次文人提供理想的交流空间;酒妓在酒肆中进行歌舞表演并以此为媒介与诗人产生种种联系;酒肆题壁风尚推动了诗歌的传播、交流与欣赏;文人开酒肆作为当时之习尚也使诗歌与酒肆紧密联系起来。唐代"酒家胡"逐渐勃兴,胡文化以胡姬酒肆为中介渗入唐人生活,带给诗人新鲜的审美感受,影响了诗人创作心态和诗歌风貌。酒肆文化催动了唐诗刚健气质的生成,促进了诗人诗歌技艺的精进,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唐诗的发展。     

“无限向上或向下”——评刘波的《神游》

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指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此种内外之辩,讨论了诗歌写作与宇宙人生之间的一种关系,涉及到体验视角与写作效果的承续性问题。当然,此处的内外之分所导致的写作"影响"并无高下,所谓"生气"与"高致"乃是两种不同境界。于王国维言,诗人     

试析刘小放诗歌创作与大洼民俗文化的关系

刘小放是新时期以来中国乡土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其主要来源便是悠久深厚的大洼民俗文化。大洼,是激发诗人才情的家园,大洼的民俗文化使诗人获得了对生命意识和自然的感受力;诗人也通过对大洼独特民俗文化的不断发掘,不断提高理解历史、把握发展的洞穿力,及时掌握了穿透地域文化历史、意会生活的能力,使自己的诗歌具有了独特的品性。     

地理空间位移与元白唱和之关系

元稹、白居易都是唐代著名诗人,向来以"元白"并称于世。二人自贞元十八年相识至大和五年元稹去世,唱和往来不断。文章试图从地理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角度对元稹、白居易唱和诗进行剖析,认为诗人因仕历而产生的地理位移使他们的诗歌体裁发生了变化,并促进了地域间文化交流与传播。     

“看”的主体置换与“目光”的挪移——翟永明诗歌论

"看"是进入翟永明诗歌的关键词。"看"的主客体置换是翟永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念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由"被看"到"我看"立场的变化,表明了诗人对自我和世界在认知上的根本性改变,诗歌内部结构也由此发生裂解。处在"被看"立场的诗人,以"黑夜"为时空,以独白的话语方式自我言说;处于"我看"立场的诗人,则在言说方式上发生了异变,实现了由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位移,由"我/我"的关系到"我/他"的关系的抒写以及对"文本时间"的反向延展。"看"与"被看"立场的替代、纠缠和共存,给文本增添了异质美感和无限阐释的可能性,也给诗人列出了尚需破解的难题。     

论杜牧的山水诗及其援道入儒心态

盛世剧变的晚唐,诗人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诗人杜牧的心态堪称晚唐诗人的典型。纵观杜牧的山水题材诗歌,整体上呈现出较为浓郁的援道入儒心态。横向考察整个晚唐诗人群体,具有这种同样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变化对晚唐文学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     

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传统及其理路

明代性理诗人有其遵循的较为稳定的诗歌传统,大致可分为《诗经》风雅传统、效陶传统、崇杜传统以及理学家诗歌内部承续传统。他们认为《诗经》义理完备,存乎天道,是诗歌创作的经典范式和最高标准;陶渊明的性情和诗风高度契合性理诗人的理学思想,故有道者之诗多效陶;杜诗拘于声律对偶,工夫义理不及《诗经》,但其诗风雅健,且有道学气象,而致性理诗人疑杜与崇杜并存;以邵雍、陈献章为代表的理学名家的诗歌乃合乎天道者之言,明代性理诗人热衷对此鼓吹宗尚,由此形成了因承有序且相对封闭的诗歌审美传统。这四种传统对应了理学与诗歌深度融合的四重理路。以理学为核心,以与理学的关联程度为半径,可以将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传统划分为四个圈层,依次是理学家诗歌内部承续传统、风雅传统、效陶传统、崇杜传统,最终聚合为一个兼备诗法、诗评与诗作的“同心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