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之重构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刑事证明标准有争论,基本上可分为“法律真实说”和“客观真实说”。本文在分析“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理论依据及其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实在且正当的主观真实说”,认为有罪判决标准居于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最上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是司法证明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最高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研究

目前，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尚存在一些弊端。文章通过比较主要法系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结合我国现状，对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作了一些思考。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思考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涉及相关的诉讼理论和原则,而且与诉讼实践紧密相连.本文探讨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反思与检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完善之探讨

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是证据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三个诉讼法统一实行的一元论的证明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介绍了西方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行政诉讼领域的证明标准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具体方案。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根据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之一。而"排除合理怀疑"是源自英美法系中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那么我国的新刑诉法中"排除合理怀疑"与英美刑诉法中"排除合理怀疑"是否含义相同呢?对我国新刑诉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又该如何理解呢?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试论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之异同

在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上,英美法系国家将其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而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内心确信”。两在内质上具有同一性,但也有细微差别。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更为推崇“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而“内心确信”的主张日渐式微。     

定罪与量刑分离——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国外立法和实践对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所适用的证明标准或证明程序并不相同,有的是适用较普通刑事案件有罪判决更高的证明标准,有的虽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但在适用的程序上有严格的限制。我国死刑案件并无单独的证明标准,且程序保障制度不完善,为体现对被告人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对其定罪与量刑应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分别为"排除合理怀疑的唯一性"和"确定无疑的唯一性",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确定为"可能成立",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确定为"确定无疑"。     

新刑诉法视野下证明标准理论的重构

刑事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过程中的重要理论,高度抽象并且贯穿整个诉讼证明过程,对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和刑事诉讼目的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新《刑事诉讼法》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理论,这一修改显示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改革方向。刑事证明标准的设置要注重主客观相结合,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建立更合理、更具有可行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试论现行刑事证明标准的缺憾、原因与完善

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适用中存在着分歧,而且存在较多缺陷：标准过高,没有阶段性和层次性,容易产生漏罪漏犯;标准太笼统,易造成司法适用中的分歧、对立和不均衡。因此,必须坚持定罪标准与量刑标准分离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专门立法,从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等方面来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再审视——以“合理怀疑”为切入点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明标准。随着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生效,"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得到了进一步细化,其中"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更是将刑事诉讼中应当秉持何种证明标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风口浪尖。重新审视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中所采循之证明标准,"合理怀疑"问题首当其冲。     

论产品责任诉讼的证明责任

本文对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产品责任诉讼中的运用进行比较分析，就产品责任诉讼中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承担的关系作出论证。认为严格责任为产品责任诉讼设置了低度证明标准，有利于消费者期望价值的实现。     

刑事诉讼统一证明标准论纲——兼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者商榷

多数学者提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这种观点不妥。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确是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也要跟在他国身后亦步亦趋。就现阶段而言,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刑事诉讼构造和司法生态环境,认识论不能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并且不同办案主体深受探究案件事实的能力、程序分流机制设置、侦办案件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应坚持不同诉讼阶段统一的证明标准,这更利于防止错误追诉、防止错判、防止更大量的案件进入审判从而带来的案件发回重审。     

中美民事证明标准差异的经济分析

证明标准设置不当,将带来不必要的诉讼成本。我国民事诉讼主要采行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明显高于美国主要采用的优势证据标准。诉讼环境的差别是证明标准差异的主要原因。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改进,可积极探索更细致的证明标准体系,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以追求更好的社会效果。     

新刑事诉讼法排除合理怀疑规定评述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证明标准做出了调整,将“排除合理怀疑”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取得的巨大进步。排除合理怀疑的做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就存在,只是本次刑诉法修改才将其纳入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我国证明标准下的“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有不同于英美的中国式解读,对于其在我国适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出解决方案。     

浅谈对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认知

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历来是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本文从正确认识证明责任的含义人手，探讨了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现状，继而结合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阐述了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构想，提出了多元化标准的理念。     

论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之分配

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提起的诉讼能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做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证明责任分配的两难选择;尽管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系侵权人所为,只有侵权人才知道自己取得商业秘密的手段和途径,相对而言,被侵权人举证较难。但这种难度毕竟尚未达到影响商业秘密权利人基本的证明责任的承担。因此,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不能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权利人必须就合法拥有商业秘密、侵权人存在侵权行为、侵权人使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等方面进行举证。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探究

我国现行法律将接近于真实的高度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的法定证明标准．但是在我国，实行单一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不适应环境侵权纠纷解决的需要。重构我国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应当加强立法，通过实体法或司法解释对证明标准作出明确规定；确立多级证明标准体系，在特殊情况下，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区分不同情况确立证明标准，实现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论我国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证明责任分配指在民事诉讼中，当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由哪方当事人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多种多样。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现行法律对证明责任分配规定较为简单、笼统，并存在不少缺陷。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加以完善。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证明问题的若干思考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在我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如何?国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证明问题又有什么先进的经验?我国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应该如何规定?控辩双方针对非法证据证明应当达到什么程度?上述问题都亟待探讨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