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孟子》诗学的生存论意义——以论孟诗学关键词为基点的考察

文章主要以论孟诗学的两个重要关键词＂诗可以兴＂与＂以意逆志＂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其蕴含的深广的文化元素和思想底蕴。说明今人以纯文学化的＂诗学＂观念读＂经学＂,往往淡忘或遮蔽了这些诗学观念里面所蕴涵的丰厚的思想资源,故此认为应该将两大阐释进路（纯诗学进路/经学化进路）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将是一种既富于历史厚重感又极具现代性色泽的阐释路径。     

从《论语》到《孟子》诗学观念的演变

四书之中《论语》《孟子》引诗说教颇为频繁,但是二者所谓"诗教"的目的和方式又不尽相同,孔门诗教"温柔敦厚",多是用诗"专对、达政、进德",具有一定的工具性,因此社会教化功能很强,颇受历代统治者喜爱。孟子诗教在此基础上有所创见,说教方式灵活多变,且引诗多于论诗,也不再局限于引诗为用,有时也把诗中所述看做是可信的事实,引诗致用,从而达到一定的实践求是效果,这不得不说是对孔子诗学的继承和发扬。     

《孟子章句》与"以意逆志"——孟子诗学观对鲁诗学者影响的个案分析

人们在论及孟子诗学在汉代的影响时,往往仅从诗学发展角度来探讨其影响.然而通过对赵岐的<孟子章句>中的章指设置和篇章结构的分析可见,<孟子章句>的整体设置与孟子的"以意逆志"思想存在着密切关联.这不仅反映了孟子诗学观点在汉代影响之广泛而深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赵岐<孟子章句>中篇章设置的深层原因.     

民国初期诗学融通与新变——以胡怀琛《诗的作法》为考察中心

民国诗人、学者胡怀琛的著作《诗的作法》主要主张诗是发抒情感的文字,因情感无新旧,故以此可通融新旧体诗及中西诗学.这是中国诗歌及其理论在晚清、民国初年受到社会变革、中西方学术交互作用与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的体现.著者的诗学观多是既有传统诗学的观点,又有着新的思想,但也存在着过激和浅薄的一面.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而《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论《拉奥孔》的诗学思想

《拉奥孔》确立了一种新的诗学思想 ,莱辛坚持认为诗在表现内容的广阔性和深刻性上都优越于绘画。诗的精髓就在于表达一颗伟大心灵的观念 ,其中充满了行动、情节和伦理的力量。这种崭新的诗学思想为近代美学开辟了真正的道路     

北宋理学之儒的以"理"言诗——以朱熹所辑《论孟精义》为蓝本

<论孟精义>是朱熹把北宋诸多理学家解读<论语>和<孟子>的精义结集而成之作.理学家们惯于从<诗经>中阐发义理,在读<诗>方法上具有借<诗>释<论>、<孟>和以"理"注<诗>的特点,在解读<诗经>理论时,他们重视其陶冶性情、经世致用和风化人伦的作用,强调孔子的<诗>、<礼>并重思想,并从圣人的中和之美、尽善尽美的言论中阐发<诗经>对先王之礼和古代正乐的承载,将内圣和外王统一起来,反映了他们对儒教圣王贤德的遵守.     

从唐宋元三朝诗合论看明诗学的展开

将唐宋元三朝诗歌作为各自独立的整体放在一个认知框架内来比较特色与高下,就是明人的三朝诗合论。它也是明人进行诗法选择和建设展开明诗学的重要方式。明人的三朝诗合论大致有比较宋元诗、否定宋元诗、肯定宋元诗及反复等三个过程。     

论梁宗岱诗学和美学的意义

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和美学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学界未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两个时期的诗歌发展为层面,从诗歌创作的思想、形式、语言、以及对西方诗歌的借鉴等方面,系统阐释梁宗岱诗学和美学的重要意义.     

生命的诗学与生存的诗学——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之管窥

陶渊明以自然而然的自由心境对峙当时黑暗虚伪的社会现实,以诗人之心、哲人之智、凡人之情将诗与性灵融于一体,回归本真的生命情趣,营造了生命诗学的真实氛围;华兹华斯以诗本体中最具扩张性的革命力量冲击工业文明,以诗的幻象弥补人的感性体验与生存境域之间的巨大落差,发掘了与生存相关的诗学主题。     

梵语诗学对西方文学的现代阐释——以味论与合适论为例

印度古典梵语诗学具有对西方文学进行现代阐释的价值。如果以梵语诗学中的味论和合适论为工具,对吉卜林、福斯特等英国作家的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吉卜林、福斯特等英国作家的作品具有阅读的张力,与他们作品中情味丰富有关。他们的作品成功与否还与他们在创作中是否遵循味合适原理有关。     

论钟嵘的诗学观——以《诗品序》为中心

钟嵘诗歌理论在中国古代诗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诗品序》是钟嵘《诗品》中的一篇重要诗论。以《诗品序》为中心剖析钟嵘的诗学观,即:追求自然美的"自然英旨说";情与物之"滋味说";定品第显优劣及诗者发泄哀怨凄苍的"风力说"。     

叶燮与布瓦洛诗学思想比较——以《原诗》和《诗的艺术》为中心

叶燮是继刘勰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一位理论大家。他的《原诗》是继《文心雕龙》后又一部系统的论诗理论著作。布瓦洛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的代言人,《诗的艺术》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诗学思想。叶燮与布瓦洛分别作为中国和法国的著名作家和理论家,两人的诗学思想有一致之处,但由于置身于不同的文化历史土壤和生活环境之中,两人的诗学思想又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性。     

诗运转关：论汤惠休诗歌的诗学意义

刘宋时期诗风大变,被称为“诗运转关”,汤惠休是此期的殿军。他学习吴歌、曹植、楚辞而新变,以“缘情”的文学本质论和“芙蓉出水”的诗学观念,引领诗坛向重视情感、自然平易方向转变。汤惠休完成了诗歌的世俗化历程,是宫体诗的先驱,是齐梁诗歌句式定型的促进者;而作为僧人,他又是释子作艳辞的先驱,是僧俗以诗交友的典范。汤惠休诗韵波及后世,历千载而不衰。     

孟子诗学主张在汉代的影响——以《韩诗外传》对孟子“《诗》载王道”观的承袭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把《诗》视为承载王道政教的政治教科书,这也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现代中国诗学建构的理论基点及其示范性实践——以朱光潜的《诗论》为案例

现代中国诗学体系的理论重构,一直是近年来文论界持续关怀和焦虑的核心问题之一。本丈将这种关怀与焦虑重新置入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语境中,从现代中国学术典范的理想形态的开创与完善的高度,重新解析了朱光潜的《诗论》一书对这一问题的应对策略及其理论建构所具有的特征,一方面评价了该书所具有的学术思想史价值,另一方面,也因此而敞示了该书所潜藏的重建现代中国诗学体系的无数法门与运思路径。     

《诗学》的文艺理论研究

亚里士多德是轴心时代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知识渊博,对当时各个学科均有涉猎。而《诗学》就是其关于文艺理论的著名作品之一。从《诗学》的六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亚氏所代表的苏格拉底学术传承的扩散、摹仿论与戏剧理论的关系、悲剧的解释和艺术批评等方面的问题,并力图构建亚氏戏剧理论的解释体系并深入剖析亚氏所处的时代和历史影响。同时试图揭示亚氏《诗学》中的观点为何能够在西方文艺学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     

语言论诗学视野下的语言诗——以“新批评”为参照

语言诗在反叛传统诗学体系的同时,又承继了语言论诗学的血脉,将艺术之根深植于索绪尔学说中,强调诗歌意义的生成源自语言系统内部,诗歌应该放逐诗人、取消个性。这一点与同属语言论诗学范式的新批评的诗歌主张是高度一致的。但是,语言诗认为语言的自足性以及意义的生成机制均应建立在差异性联系上,而新批评则坚持建立在全新的语法秩序上。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语言诗辞别现代主义而走向解构主义,在隔代承传中完成了对新批评的突破。     

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辩护——读《诗学》有感

有着师生关系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他们在文艺思想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部分思想,同时在其文艺思想方面作了很大的修正．对柏拉图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本文正是基于此点,探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表现出的文艺观点。特别是对诗所作的辩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控诉了诗人的两大罪状：诗不表现真理;诗有伤风败俗的影响。他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还说如果有人能帮诗人和诗作辩护,诗人仍可回到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对诗进行辩护的．针对柏拉图对文艺的两点看法进行批判,从而对诗作辩护。     

从意义论角度看老庄与海德格尔诗学的不同指向及其意味

学界多从存在本体论的角度研究海德格尔与中国老庄的相通,值得补充的是从意义论的视角的研究。从意义论角度考察,中国老庄与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路既有相通一面,同时在论世界真相、意义创生和价值指向上又存有重大差异。深入领会这些差异,对于理解中国诗、文、艺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走向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