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归原主

1957年,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被打成“右派”,放逐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家庭生活捉襟见肘,迫于生活压力,吴祖光的妻子新凤霞将丈夫收藏的齐白石画《七雄图》和《玉兰》卖掉贴补家用。两年后,吴祖光归来,新凤霞向丈夫道歉,说没有保住他最心爱的字画。吴祖光反过来安慰妻子：“再重要的画也没有人重要。”一日,吴祖光和新凤霞到王府井,途中偶遇老舍。老舍紧紧握住吴祖光的手：“祖光,我正要找你,快,快,到我家去。”到了老舍家,老舍拿出一幅画递给吴祖光：“祖光,这是你的画,现在还给你。”吴祖光接过来一看,愣住了,这正是新凤霞卖掉的那幅《玉兰》！原来,也酷爱字画收藏的老舍一次逛画店时,发现了这幅画上有吴祖光的题字,就价也没还,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吴祖光话剧的外来影响

吴祖光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又有外来影响,如《风雨夜归人》中,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契诃夫的《三姐妹》和高尔基的《在底层》中的追求,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捉鬼传》中剧作家不自觉地借鉴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最后,吴祖光又大胆地拓展了自己的审美视野和戏剧思维方式,借用西方荒诞剧的艺术手法,创作了荒诞喜剧《嫦娥奔月》。     

《风雪夜归人》主题新探

《风)夜归人》是吴祖光先生的代表作。多年来,评论界一直把这部优秀的作品视为革命题材的剧作。然而,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对人、生活、生存价值这些普遍而永恒的问题的探讨。吴祖光先生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剧中表现了个人生存的艰难,同时也表达了对自由、独立人格的追求。     

略论《荒原》的神话模式

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神话模式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象征隐喻的神话模式的普遍运用一方面使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创作构思上呈现出独特而奇妙的风采;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现代派作家对人类文化反思的新特点。《荒原》是运用神话模式的典型代表作品,作者借鉴运用一系列的神话故事,将《荒原》描写成一部现代神话,表明了作者对现代社会的厌恶与焦虑,企求寻找昔日的信仰来救赎人类。     

论《风雪夜归人》中的“熟悉与陌生”

从题目、题材与人物、主题、与其他作家类似主题作品的比较这四个方面来分析吴祖光剧作《风雪夜归人》“熟悉与陌生”的创作特色。     

指导学生在品读中感悟

人教版语文实验教材第十一册第28课《我的舞台》是我国著名编剧、导演、作家吴祖光与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夫妇的女儿——吴霜女士的回忆录。课文以"我"的成长为线索,围绕"舞台对我有着神奇的吸引力",通过在娘胎"我"就登台唱戏、刚学会走路就在床上模仿母亲演     

《我的舞台》教学设计（人教课标版六年级上册）

《我的舞台》是我国著名编剧、作家吴祖光先生与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的女儿——吴霜（即文中的“霜霜”）发表在《收获》杂志1991年第3期上的一篇回忆录,叙述了“我”在“艺术和生活”舞台上成长的故事。这篇文章语言风趣而充满童稚,描写细致而生动,体现艰辛而笔下却处处流露着乐观,令人读后备感亲切,深受启发。     

试论《儿子与情人》的哲理意蕴

D·H·劳伦斯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运用俄狄普斯这一古老的神话框架,揭示几组人物在畸形母爱与无奈情爱中的心灵的苦楚,演绎出了一部冷峻苦涩的人生悲剧,以此对西方现代工业社会造成的异化现象作了冷峻而沉痛的反思。     

侗族《救月亮》与汉族日月神话比较

侗族《救月亮》及汉族《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吴刚伐桂》同为日月神话。试图从主人公设置、道具与主题、人物形象流变与语言三个方面,对侗族《救月亮》及汉族《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日月神话进行比较,以探究华夏民族心理特征的异同及其形成之原因。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汉族“日神文化”和侗族“月亮文化”传统,正是其原初生命感觉在古老神话中的折射,并进而影响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约翰·契弗《游泳者》文本中的城市意象

在《游泳者》中,约翰·契弗以独特的表现技巧创造了文本中独特的城市意象,即将郊区想象为城市意象,通过全知叙述者来构建城市空间并用动态的描述来勾画城市意象。同时,城市意象对文本空间的建构作用以及城市意象与神话意境产生之间的关系都演示了契弗在文本中对城市意象的艺术建构。     

《史记·伍子胥列传》复仇观的价值特点

伍子胥复仇是中国古代众多的复仇故事中情节最为波澜壮阔的复仇故事之一。就目前可见到的材料看,记录其事的典籍很多,而且基本上都对其矢志复仇之事进行了歌咏或演绎,使得这一故事历久弥新,长盛不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在该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第一次将伍子胥故事的整体脉络梳理清楚了,更在情节增删中体现了赞美复仇的情感倾向,并且在其实现复仇过程的描写中渗透了司马迁本人特有的观念和情感取向。     

从神话的演变看中国古代仁爱精神的内涵

为了推行仁爱思想,以史官和儒、道两家为代表的先秦学者们开始了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大力改造：以虚构远古历史宣扬以德治国、安民利民的仁政理想,以重塑神话人物树立天下为公、爱民如子的仁君典范,以善恶之争彰显天命无常、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念。于是上古神话传说的内容被重新编写,神话人物被重新塑造,神话阵营被重新划分,中国古代的原始神话在这里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出时代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仁爱精神的内涵。     

论余华创作母题的转型

余华前期的小说创作致力于追问日常经验掩盖下的＂另一种真实＂：即被日常经验遮蔽下的＂人性之恶＂。他在冷漠的人性纬度追诘中消解了＂人＂的神话。在其后期小说创作中,解释世界的冲动开始包含了对于世界的容忍,对于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其小说透露更多的是对＂活着＂这一生命存在形式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至此,余华小说中曾被抽象化、符号化的＂人＂也重新获得建构。     

从科学哲学视角评价吴文俊的学术创新与贡献

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数学在世界数学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贡献。他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数学史观,指出中国古代数学的机械化的算法体系是不同于西方公理化的演绎体系的数学发展主流,澄清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误解。同时吴文俊针对数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历史主义原则并示范了中西对比方法,为重建我国传统数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基础上,导源于我国传统数学的思维方式的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为中国数学的复兴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成为开拓中华科学自主创新之道的先驱。认真深入地研究吴文俊数学创新的成功范例,将会对我们今后继承历史和发展未来提供有益启示。     

家·筑造·思：“只说乾坤大,谁知立极功？”

家,就是人得以存在的处所。所谓开天辟地,就是人为自己筑造得以存在的处所（家）。为＂乾坤＂＂立极＂,就是人为自己开辟天地,筑造世界,筑造处所（家）。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确立以＂仁＂为天地之＂极＂。人开辟天地、筑造世界必须以＂仁＂作为支柱,才能支撑起人得以存在的处所（家）。对于如何才能持守＂仁＂这天地之＂极＂,则只有通过＂精一＂,即由＂诚＂而达到＂执中＂、＂用中＂,即把握＂道＂,从而实现对＂原于性命之正＂的＂道心＂的持守,实现天地之＂极＂（＂仁＂）牢固地树立。     

再论共工

共工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传奇人物,或被认为是＂王天下＂的古帝,亦曾贬为治水不利的罪臣。共工蒙世之恶诟,其声名亦渐致寂寥。该文试以探求共工的真面目,从纷繁的古代神话传说中揭示上古社会思潮的变迁。     

西方心理学派神话研究述论

西方神话研究年代久远,形成了各种理论学派。从古希腊时期到18世纪,人文主义、科学精神的兴起为神话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能。20世纪的神话研究更加繁复,此时心理学的兴起将其引入了人类的心理世界,以弗洛伊德的神话研究为发端,到荣格的原型理论时已发展成体系。后续神话学者的深入探索,为神话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最终形成以荣格的原型理论为主导的心理学派神话研究,其影响涉及文艺批评、人类学等诸多领域。     

褚少孙研究三题

褚少孙主要在三个方面续补《史记》：重大政治事件、重要人物与占卜龟策。褚补材料来源广泛,具有相当的史料、文学、语料价值,尽管如此,班固总体上对褚补抱有怀疑;在天命观上,褚少孙提出了“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的进步观点,进而否定了“无父而生”的神话传说,将“无父而生”与“天命”联系起来,认为“天命”就是“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无父而生”的传说实质上是天命降临的征兆,象征可以继承乃父的德泽;在人生观方面,褚少孙不否定人们追求荣华富贵的心理,而是认为一旦“立名当世”,需“持满守成”“知进知退”;政治倾向上,褚少孙尊崇汉武帝,认为汉武帝雄才大略有远见;主张朝廷任命官员要选择通经术、直言极谏之人。     

庄子符号图景中的空间概念

我国古代的哲学家具有怎样的空间概念,在《庄子.内篇》的一些篇章的描写中可以窥见。庄子的空间概念总体来看,共有本文概括的三类。庄子对空间的一些认识已超越了当时世界上自然哲学对空间的理解。庄子尤其善于运用符号意义来表现他对不同类别的空间的认识,且说理透彻而具体。对符号意义的深刻理解以及组织运用,是庄子论著具有审美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人与自然的捭阖——壮族神话《布伯》的文化解读

《布伯》神话中的布伯与雷王,分别是人类的代表和自然力的象征,因此,神话中布伯与雷王的斗争也就是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历史的曲折反映,其中对布伯智与勇的描绘是对人类智慧与力量的肯定与歌颂。就该神话的意蕴层面看,还隐约可见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所作的深层次的思考：尽管人类的力量和智慧是无穷的,自然是混沌无知的,但是人类却不能恣意戏弄与践踏自然,否则必然会导致来自大自然的可怕报复;只有谋求与自然的妥协与和解,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人类的生存、发展之道。这一神话体现了古代社会壮族民众的睿智与卓见,表现出一种超前的、可贵的、理性的生态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