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进城”的两种当代叙述——贾平凹《高兴》、展锋《终结于2005》比较阅读

“乡下人进城”叙事比“城里人来到乡村”更能真实地反映当代城乡矛盾。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和展锋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不约而同选择“乡下人进城”叙事,展示了“乡下人进城”过程及其结局的两种文本叙述。两种文本叙述了失去土地的南北“乡下人进城”以及农村城市化趋势引起的阶层和族群变化,体现了当代作家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乡土叙事所作出的自觉调整。     

生存与毁灭:乡村悲剧的升华——论贾平凹《极花》

贾平凹的个人成长经历与现实生活背景决定其文学创作执着于中国乡村的变迁,关注与思考乡土文化的意义以及命运。《极花》是其乡土小说又一个高峰,更是他无法调解城乡文化矛盾与冲突最痛苦的"郁结"之作。作者通过圪梁村人、事、物等一系列生活细节密集性的记录,将读者视野聚焦于拐卖妇女事件的背后,反思在中国经济转型势在必行,在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大背景下,在城市文明成为当代社会主导文化的社会语境下,揭示了城乡二元文化的对立与冲突,表达他对城市文明挤压、侵蚀下的乡土文明凋敝、没落甚至走向毁灭的担忧,更表现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审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矛盾、冲突交织的困境中,思索个人、农村乃至历史的悲剧命运。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技”与“道”的双构性思维研究

相比于西方叙事学从语言学角度切入叙事研究,中国叙事学注重考察叙事行为背后所隐含着的主体性和社会文化因素。以叙事结构呼应"天人之道",是中国古代小说惯用的结构原型和叙事方式,赋予了中国叙事传统"技"与"道"的双构性思维。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的叙事传统分析表现为"奇书文体"的技巧性叙事和"文化原型"的哲理性叙事的双重构成,且二者有着内在的契合,这关乎到中国叙事学的建构问题。     

文明论视野中的乡土叙事——《故乡》与鲁迅小说的社会批判

鲁迅小说《故乡》是一篇以社会文明批判为主旨的现代小说。如果说五四小说的文化批判是以张扬个性主义、建构自我的现代主体性为目标,文明批判则与之不同,其目的是造就群体和社会意义上的新风尚、新习俗。福泽谕吉认为,文明不能从个人来论定,文明论不在于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讨论广大群众的总的精神发展。所以,从文明论视野来看,《故乡》的乡土叙事有不同于鲁迅其他小说所具有的启蒙主义叙事的特殊品质。这就是：文化批判作为思想批判关乎个体改造,文明批判作为社会批判关乎社会进步,以改变社会群体的生活习惯、生存方式为目的,二者具有不同的意旨和目的性。     

"独特"的形式"独特"的世界--从《马桥词典》、《上塘书》、《水乳大地》看当下新乡土小说的形式探索

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文化批判与建构努力的中国乡土小说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面临着日益式微、迷失的困境,穿行在茫茫乡野大地上的乡土作家们以自己的雄厚实力推动新乡土小说这支劲旅以“本土化”的独特性奋起抗击全球化（即西方化）的文化冲击,这不仅在文化哲学方面表现出富有个性化、本土化的民族文化的艰辛探索而且在文学形式方面表现出创造新颖独特的文本样式的不懈尝试。本文试图以《马桥词典》、《上塘书》和《水乳大地》三部长篇小说的叙事形式探索为依据,力图寻求近年来新乡土小说的外在形式方面的个性化趋势,即在打破传统叙事所进行的“词典”、“地方志”、“时间空间化”的开拓性尝试。     

新世纪农民对城市的审美想象与情感律动——以刘玉栋《幸福的一天》和《跟你说说话》为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乡土中国的改革进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三农问题"的出现.面对新世纪乡土中国城市化现代转型的加速和农民生存世界的持续恶化,文学有何作为?如何呈现当代农民在社会转型期的情感震颤?"乡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到今天正在经历着深刻而痛苦的裂变.……三农问题比任何时候都变得突出,三农问题的书写也比任何时候变得更加艰难."     

《活着》意蕴丰厚的现代乡土叙事

当代先锋派作家余华在自己的乡土叙述中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乡土叙事和形而上的乡土哲理思考,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现实化、本体化、哲理化的乡土现代叙事。本文将以余华的乡土长篇小说《活着》为个案研究,分析文本如何典型地彰显出作者独具风貌的现代乡土叙事。     

乡村振兴故事的自媒体短视频叙事——兼论新农人“川香秋月”VLOG的主体性建构

自媒体短视频以跨越文字表述的超文本形式,超越了传统乡土中国文本表述的边界。自媒体短视频的可视化特征介入乡土后,镜头所形成文化的大众化/群众化趋势日益增强。自媒体短视频镜头语言生成了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中国故事叙述的新维度,自媒体短视频在表现/记录的功能之余,也彰显表述乡村振兴故事的叙事路径。借助自媒体建构的乡土叙事指涉了乡村振兴的叙事内涵(劳动)与叙事主体(新农人)的本质。从“川香秋月”的典型性出发,可以观察到乡村振兴劳动叙事的真正内涵与叙事主体“新农人”的文化身份建构路径。     

从主体性到个人化——论20世纪晚期城市小说叙事立场流变

当代城市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到90年代成为叙事文学的主流.其叙事立场发生了从主体性到个人化的改变.城市文学叙事立场的发展变化除了受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影响以外,城市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化选择的改变也主导了不同时代"人与城市"不一样的想象性关系.     

乡土中国叙事的祛魅化写作——重读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

乡土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叙事立场。贾平凹的《秦腔》对乡土叙事传统有借鉴也有创新,尤其体现在他对乡土中国写作的祛魅化处理上。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力求展示社会巨变中的乡土现状和农民的深层精神感受,从而为乡土文学的当代写作提供新的叙事经验。     

近30年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研究回顾

从挖掘古代文论的叙事思想、总结经典文本的叙事理论、尝试建构中国叙事学三方面对近30年古代叙事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回顾可以发现,这一研究新的生长点在于系统、全面地清理古代叙事理论资源,并与西方叙事学形成比照、对话,以实现中西叙事理论的互识、互补。     

主流意识形态阵地——1949-1955年《人民文学》的主流叙事

文学期刊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当代文学期刊不仅能及时地为作家提供刊发新作的场地,而且还将全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家加以集中有序的管理,以建立有着统一路线的文学格局。创办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人民文学》即是当代文学期刊的典型代表。1949-1955年即"双百方针"之前的《人民文学》为贯彻执政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而呈现出主流叙事的基本特色,它严格遵照体现国家主流意识的办刊原则来保持它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基本风貌。《人民文学》对其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坚守是通过其号角式的时政性理论、旗帜式的主旋律创作与长矛式的运动化批评来实现的。主流叙事是双百方针之前的《人民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形态,这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掌控和指引文艺刊物的直接效应。《人民文学》在引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主潮的同时体现了建国初期的时代氛围对它的重要影响。     

余光中的“文心雕龙”

中华学者从事文学批评时,往往大量地运用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评论余光中的作品,当然可以这样洋为“中”用;然而,论文主要运用1500年前刘勰撰的《文心雕龙》的理论,分析余光中的创作特色及多方面的文学贡献,说明余光中的诗心文心仿佛与《文心雕龙》呼应。论述中西方理论只作辅佐。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的思考——从赵树理说起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经历了风风雨雨,文学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文革"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到20世纪80年代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对从前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颠覆,致力于追踪现当代文学的"现代化"脚步;90年代对80年代的思潮进行了深刻反思,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学界对文学史的理解逐渐趋向多元或者说不确定性。本文以赵树理为个案,勾勒了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历程,对各种文学史观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认为几十年来文学史观念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肯定走向怀疑,每一次的转变与其说是向真理巅峰的逼近,不如说是对文学史领域的扩展。     

我国农村的演进与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中国农村演进最为迅速、面貌变化最为明显、农民生活改善最快、农民观念最多元的时期。构建和谐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依靠中国农民,推动城乡平等互动、协调发展。     

陈义海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

陈义海,作为双语诗人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创作历程,现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他的诗歌曾经获得沃里克大学40周年校庆英文诗歌竞赛第二名。三十年来,他以浪漫、纤细的诗思为他理想的美而歌唱,并以清丽多彩的笔墨,描绘出了各具形态的艺术形象,也翻译出版过世界名著与文学著作,为中国当代诗坛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本文以其诗集《狄奥尼索斯在中国》为基础,尝试对其诗歌的思想艺术做一探讨。     

贾平凹小说中的“商州世界”及其变迁

“商州世界”是贾平凹三十余年的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观照视点。从《商州初录》对商州世界的诗意抒写，到《小月前本》、《浮躁》等对商州社会精神躁动的审视，再到《高老庄》与《怀念狼》对知识者精神回乡的尴尬书写，直到《秦腔》与《高兴》中对乡土文明的终结与农民城市生活的记录，尽管视角或显或隐，或正或侧，贾平凹始终执着地以故乡商洛为用之不竭的源泉，其作品也由此勾画出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社会与乡土精神的嬗变历程。     

海南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上世纪90年代后,海南和广东合成的诗歌岭南版块在崛起,岭南诗人对诗歌经验贡献了新的价值。这种被称为底层写作的诗歌,表面看来是社会问题,但实质是诗歌从农业题材范畴转化为城市题材写作。韩少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令这个时代骄傲的文学大家。韩少功的创作一直深深扎根于乡土,寻找中国人的根,中国文化的根,实际上他一直在不断发展与丰富＂寻根文学＂,也一直在寻找乡土重建之路。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他一直怀疑书本的知识,并以个人的实践验证求真,他的努力是为了独自对历史与文明的死结,对文体的边界与语词的丰富性进行最大可能性和最为有效探索与实验。《天涯》是中国稀少的在文坛、学界与思想界最具前沿性和影响力的重要期刊之一。     

游走在乡村与城市中——浅析李傻傻的乡土写作

乡土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在“80后”文学创作中似乎是一个空白,李傻傻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白。他以一种严肃的姿态进行写作,辗转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游走并坚守,真诚地面对城乡之间的现实和困境。带着对乡村的眷恋与真实的体验,以及都市的新奇,李傻傻渴望找到一种解决城乡矛盾的办法,但却在一次次的寻觅中失望,于是,他对城市与乡村的种种不调和状态抱有了宽容的态度,为“80后”文学中的乡土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与借鉴,也代表了乡土写作在青春文学中的长足发展。     

从中国文学史的背景看赵树理的“三农”文学

自《诗经》始,中国文学素有"兴农"、"乐农"、"悯农"的传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描写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文学在表现农民苦难、农村凋敝、乡村批判、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农民进城等五个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赵树理创作的个性特征可以得到清晰的体认:始终立足于黄土地,与农村、农民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致力于表现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农业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命运与心态的变化;反映出带有晋东南特征的农村社会伦理状况,表明了国民性批判线索的历史性超越;执著地追求乡野风格,其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趣味。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从精神内涵到文体形式、审美风格整体上最能代表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对于当今文学创作仍有启迪意义。